（创作谈）陈佳勇：写作是有意义的

写作是有意义的

——写在作品刊发之际

陈佳勇

一

2003年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在报社做记者，顺带还负责报社的一个书评版面，横竖都是在跟文字打交道。2004年的春天里，我辞去报社的工作，转行到了影视行当，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六年。这十六年，又分成前后两段，前半段是纯粹体制内的十年，后半段则是在资本市场硬碰硬的上市公司六年。于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算是“弃文从商”，但远离写作，尤其是正儿八经的写作，确实是有些年头了。

小说最早构思于2018年的11月，写作的缘起，主要是因为这些年见了太多各式各样的“老板”、“企业家”的起伏，再加上自己的切身感受，便想好好地写一下这个人群的故事，写一写我眼里的那些“生意”。另外一个想法，也是想给“老板”这个人群“祛魅”。这些年，他们的故事仿佛成了商业社会里最关心、最有热度的，而这背后折射的则是整个社会“财富观”的巨大转变。这个话题，其实是可以好好说道一番的。

因为有了写作的原初动力，加上脑海里早就存好了各种故事的骨架，动笔之前，我尚需解决的，只剩下一个问题，但也是最要紧的问题，即究竟应该写出怎样的人物状态？是用“仇富”的角度写“老板”们的“堕落”，还是用“仰慕”的视角展现“老板”们的“光鲜”呢？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尽量写得真实些吧，如果可能，我还想把他们的“痛”和“无奈”写出来。听起来很怪异，站在人生巅峰上的“老板”们，还会有“痛”吗？事实上，尽管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温饱之苦”，但“老板”们并不缺乏其他形式的“钻心之痛”，而且世俗成就越大，承担的风险和压力也会越大。

碍于平时业务上的“烦心事”太多，小说初稿的十六万字，竟断断续续地写了整整九个月。而且，这十六万字全是利用边角料时间完成的，或出差路上，或处理完各种业务事情后的那些个黄昏，烦闷到不写几行字，不足以缓解内心压力，真是非写不可。初稿完成后，出于文字洁癖，又花了一个月时间精修，正式的一稿完成，是在2019年的8月底。

初稿完成，心里觉得开心，便拿给文学出版界的老师和朋友审读。收获了许多宝贵意见之后，我又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删去不少冗长乏味的内容，调整了开头，增加了不少细节故事，让整个小说讲述的调子柔和了一些。全部弄完，已是2019年的11月了。这次艰难的二稿修改，也让我深刻意识到，这十多年的“暂别”，当你想有所回归的时候，该付的代价真是一点也不会少掉。时间很公平，也许你的文字基本功还在，但就长篇小说这个系统工程而言，对于结构的把握，对于写作细节的推敲，仍有许多功课需要补上。

二

小说里，林子昂这个人物，显然有我的影子，但实际上是把自身的某些感受，切成了两半，一半放在林子昂身上，另一半则借杜铁林之口说了出来。至于老板杜铁林自身的丰富性，则又叠加了许多所见所闻，或者也可理解为，杜铁林是我的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在现实的商界或职场上，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在哪里。

常规的商战小说，着力在背后的所谓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实际上，真实的商界故事并没有那么复杂，甚至很枯燥。只要不裹挟人性的种种弱点，一般的生意，但凡能够放在台面上讨价还价的，横竖就是个价格的问题，所纠缠的无非是你多赚点我少赚点，或者你少赚点我多赚点。这其中的匪夷所思与不堪，远没有家庭男女复杂情感而引发的各种“事故”所产生的“可看性”强。因而，我更想表达的是这些商战故事背后的一些人性上的反思与检讨，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考量。

其次，我有意识地选了以林子昂的视角为主，感觉像是准备写一个“成长小说”，但又时不时地通过杜铁林的视角有所回顾，这显然不符合文学作品的视角要求，但在我这里，却并不显得突兀。究其原因，大概是在小说构思的一开始，我便很想通过笔下的小说人物将生活中的各种残酷“直接给到”读者，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个猎奇的视角，再慢慢地娓娓道来。

这种写法，显然是目的性特别明确的一种写法，所造成的“硬伤”则是直接忽视了文本本身的“文学韵律”。但是，我相信，这种写法所传递的气息，一定会得到同道中人的认同与接受。相比较追求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而言，可能我会觉得，让读者阅读之后能够有所“唏嘘”并进而有所“体悟”，这个可能更有意义些。尤其是现在生活节奏那么快，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细分的专业领域里，并且以为这个领域发生的事情就是生活的全部，那么，与其掀起一角，慢慢地讲，细细地品，还不如将某些人生共通的地方，直接地“揭”出来看，“撕”开来讲。

当然，这还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小说里的各个人物，看似每个人在说不同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口吻是接近的。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物以类聚，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所以，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本来就在同一个维度里。另一方面，读者朋友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当这些都是作者自己的口吻与视角吧。

我非常想把“老板”们的真实状态写到位，一方面，把他们的优秀，把他们的努力写出来，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的自以为是，把他们的焦虑与不安写出来。即便这个小说，可能不那么“纯文学”，不那么“技巧娴熟”，但至少让读者看得下去，看完之后还能有所思考，那也挺好的。这是我内心的一个“小私心”，某种程度上，也是我时隔那么多年重新拿起笔写东西，在写作之初就把“写作动机”想明白后的一个必然选择。

但在往“真实好看”这个方向努力靠近的时候，我又不想把这个小说写成一般意义上的“爽文”，不希望刻意营造各种想象中的“期待情节”来满足读者们的“简单猎奇”或者带有明显倾向性的阅读需求。对于我笔下的“老板”们，或者说，对于社会上的那些所谓“成功人士”，我们既不要没有理由地羡慕与崇拜，也没有必要完全不讲道理地仇恨与敌视。诚然，这其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坐上电梯”先富起来之后，忘记自己是谁了，各种穷奢极欲，但就我能够接触到的那部分人群而言，那些“老板”们，日子其实过得远没有一般“中产阶级”来得逍遥。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所遭受的折磨，往往是与其得到的那些成正比的。倘若让你与之互换，你愿意换吗？即便换了，换好之后，你承受得了吗？本着这样一个出发点，我便力求真实，许多地方，不渲染，不矫情，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完稿之后，我将小说发给我一位好朋友看，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内有很高的成就，对于世间种种比我更有体会。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看了小说之后“很会心”，听到这个评价之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便落了地。余下的那些对于小说的评价，属于广大读者，我作为作者，是没法预知的。但就我身边的人们而言，他们的“会心”，对我很重要。

三

小说里，有些内容，有些话题，其实写得挺残酷的。这里面全然没有小人物的奋斗史，你想通过看这个小说有所“励志”，试图从中看到升级打怪的快感，对不起，这里面是没有的。这在小说的题首，我借用苏东坡《满庭芳·蜗角虚名》里的一句词，“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已经表达清楚这个基调了。一般意义上的那种靠一己之力逆袭成功，进而成为商界大佬的故事，这些美好愿望只能活在你的想象中。这个小说里的人物，他们的内心活动，更像是拥有之后，经历过风雨之后的感悟，但感悟有用吗？感悟能拯救他们吗？没用！我想表达的是，即便他们能够体会到，但自身的现状，背负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所谓“责任”，当然，这个“责任”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更高层次的“虚荣心”，会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明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最后的结局，但却无法抽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辆车，就这么直接地、硬生生地往那根大柱子撞上去，这种惨烈，恰恰是最残酷的。

为什么老板杜铁林在林子昂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时，他会心生羡慕？那是因为杜铁林知道，林子昂还年轻，他还有机会踩刹车，调整一下方向盘。但杜铁林不会劝林子昂踩刹车，那是因为，他更明白，如果林子昂注定是和他一样的人，那么这个小伙子将会经历些什么，其实都是天注定的。

但女明星姚婷婷为什么要劝林子昂，劝他不要把自己全部都扔进去，说那样不值得？那是因为姚婷婷内心里还住着一个善良的“自己”。至于林子昂自己是否能听进去，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别人最多也就是给建议。但林子昂无疑是幸运的，在他的成长道路上，还能遇见贵人点拨，其他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吗？或者，如果遇见了，你又能分得清楚真知灼见和胡说八道吗？

如此种种，小说故事背后的“调子”，就是这般。很残酷，也很真实。

小说里的人物，无一例外又都是复杂的，通俗地讲，全是“人精”，而且他们还都极其务实、接地气。用世俗眼光来看，这类人不正是我们一直认可并努力希望成为的那一类人吗？这类人，坦率地讲，放在历史进程中，也是我们的文化传承里比较能接受的那个类型，即有理想，有办法，还懂变通。身处同一维度，他们惺惺惜惺惺，即便有差异，也是大方向一致下的不同路径选择而已。在既有的小说故事里，我们早就习惯了非此即彼、非恶即善的“脸谱人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却是“灰色地带”的人物，那些简单的“善人”和“坏人”，其实拥有另一个名称，他们统一被称作为“不成熟”的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认真思考过，如果是从作品纯商业传播的角度而言，就像一个电影一样，特征明显、简单的是非观念，是最好描绘的，商业价值也会最大。但是，这次，我把目光聚焦在这批“成熟”到无懈可击的人身上时，要想写出他们的“痛”，其实是蛮难的，这比一般的写底层生活的种种不堪与煎熬，感觉更难。因为在大家的普遍认识中，这些人已经足够成功，足够幸福了，他们还能有什么“痛”呢？但我还是想写一些他们的“痛”与“无奈”，本意是想写给那些试图追寻成功的年轻人看，这些付出和煎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但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我觉着，这个小说也是写给那些已经走在前面的人看的，但愿他们能够稍微放慢些脚步，沉淀心灵，有所回望。

为了准确描绘出这种拥有世俗成功之后的“荒凉感”与“痛”，一种看似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痛”，我在小说里设计了女明星姚婷婷这个角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她的存在，是相对于杜铁林的太太李静存在的，她最后的“抽离”，同李静最后坚定地选择同杜铁林离婚，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反过来，我也想说明的是，女性在很多时候所秉持的直觉与敏锐，远远胜过男性所尊崇的所谓理性与规则。当然，之所以把姚婷婷定位成一个女明星，这种艺术效果大概就在于，你们都以为她应该是所有人里最复杂的，最会戴面具的那一位，但她不是，相反，她其实才是活得最洒脱、最简单的那一位。以我的有限认知而言，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都过得太复杂了，还不如活在戏里面。

但我写姚婷婷的洒脱，当然，也是有前提条件的，毕竟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人物的故事呀。姚婷婷为什么能这么选择？归根到底，是因为她在拥有之后，还能遵从自己的性格，而非完全用理性来指导一切。前提是什么？前提还是要拥有。务实的人生态度，通常意义上的商人思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是十分行之有效的。还是那句话，金钱未必能够给人带来百分百的幸福，但我看周遭百分之八十的不堪与不幸，全是因为没钱，或者更准确地说，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欲望超过了自己的经济实力造成的。这话不中听，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啊。

四

最后，想谈一谈小说人物身上的那些自我反思与自我检讨。

在小说里，我最想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对自身“工具化倾向”的警惕，这是我大学毕业工作十七年来最核心的一个体会。现在这个社会的变化速度真是太快了，加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虽然国家、民族这些既有的差异仍旧存在，但现代都市人的差异，有时候并非生活在不同物理空间里的差异，而更多的是生活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专业领域所造成的巨大隔阂与差异，进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举例来说，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基金经理和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基金经理，他们彼此的相似度可能有80%，两个人的共同语言会更多，他们的消费水平、价值取向包括感兴趣的公共话题，也是趋同的。但相反，这一刻，和他同一班地铁同一节车厢，就在他身旁的那位纽约人或者上海人，他们彼此很有可能是截然不同，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因为这个差异存在，我们各自生活在不同专业领域的人们，一定不可避免地会把我们各自细分专业领域里的评判标准和行事准则，逐渐上升成为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最高标准。譬如，你是一个开公司的，你千方百计地想把公司搞上市，然后几十亿身价人生巅峰，这个想法有错吗？当然没错，你开公司，不想着把公司做大做强，那才是不专业的表现。但“工具化倾向”的危害就在于，我们为了达到这个“专业”目标，往往会忽略，进而有意忽视其他维度的评判标准。好比在那个创业开公司的细分领域，把公司搞上市就是最高目标了，哪怕不择手段，也没问题。按理，那些手段应该是我们追求卓越的“工具”，但为什么最后，我们反而竟变成了这些“工具”呢？难道不是被这个“专业”标准蛊惑了吗？

在小说里，像杜铁林这样具备较高素养和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老板，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稀缺物种”，像王江南、蒋笙那样格局的，其实也不多，他们本质上都可以被称作为“企业家”。比他们更高一个档次的，例如K总，则算是“一代枭雄”了。更多的老板，则是孔老三、六哥、董建国、鲁光辉那样的。读者朋友们看这个小说到了后面，对于六哥、董建国、鲁光辉这些人的结局，是能够理解的，但看到杜铁林冒险接盘华光信托，估计会有疑惑。难道深谋远虑如杜铁林这般，会不知道其中的凶险？况且张局已经明确告知他不要去碰这单生意，他为什么还要执意为之？小说写到那个阶段，感觉是我写作上的不够老练，导致了过多的“留白”，但本意就是想说明“工具化倾向”到极致之后的必然结局。生意做到那个阶段，华光信托必然是杜铁林要拿下的目标，好比过去那些资金是杜铁林打仗的“子弹”，如今一个满满的军火库摆在前面，再危险，他也是要冲上去的。

因为，在那个逻辑里，最高的评判标准就是手里的刀子是否足够锋利，已经根本不在乎这把刀子是用来杀人还是用来切水果，更不在乎它对我们自身会造成什么伤害了。当然，杜铁林自幼丧父，老师王儒瑶是他精神上的父亲，在那个时间节点，王儒瑶的过世，意味着杜铁林连最后一个可以请教的人都没有了。加上妻子李静提出与他离婚，他既没有家庭的保护，也没有家庭的羁绊，杜铁林作为一个孤独的存在，大概也只有那把最锋利的刀，才能让他体会到存在的“快感”了。

至于小说里的其他细节，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那些个小片段，那些看似随便一写，其实却是有意嵌在小说里的各种“小钉子”，一定会遇见它们各自的“有缘人”。当然，如果今后还有机会，也有充沛的情绪积累的话，我希望能够写得更娴熟一些。

但无论如何，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态度很诚恳的小说，我把自己工作十七年的许多感受都倾注在里面了。如果当年选择从事写作，从事学术，一晃十七年，我猜想，象牙塔里该受的苦，八成也应该都领教过了。只是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跑道，在外面跌跌撞撞十七年，这其中的艰辛与感悟，一样也没少。就像小说前几章所写，当年林子昂选择离开校园，那个选择也正是我自己的选择。一路走来，并不后悔。

如果问我，写这个小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自己的内心彻底地梳理了一遍，想明白不少事。

作为个体，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社会大事件，这是人生本来就该有的面目。所有大时代的变迁，也都会在个人身上打上烙印。至于个人，人生都是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该怎么过，想怎么过，都是造化。

但不管怎么说，敢于直面，敢于正视，终究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走了一段路之后，能够稍微歇歇脚，又始终没忘记最初起步时的那个自己，那该多好啊。

2020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