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化危机与社会资本

《独自打保龄》与之前读过的书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从宏大的理论叙述与历史视角去阐述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是帕特南亲自对20世纪后美国的公民社会所做的考察。他发现了美国人参与公民社会的热情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递减，人们宁愿独自在家中消遣娱乐，独自打保龄玩游戏也不愿意走出去参与社区活动与公民政治，社团公会之类的公众性组织的会员数量逐渐减少，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情感交流越来越淡漠，似乎成为一座又一座隔离的孤岛。

帕特南用“bowling alone”来形容这种社会资本流失的现象，美国的民主参与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走向衰落（真正的衰落吗？），从熟人社会发展成为陌生的大都市，帕特南认为，“越是现代化，就越是世俗化”。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每个人都更注重个体利益，从而诞生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成员。

这种现象与社会建构理论中的社会原子化危机有着共同的根源。社会进入现代化之后，社会组织联结个体的作用被削减，有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开始逐渐脱离各个共同体而独立存在。这种个体化危机受到不同政治形式、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在各个地区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在《独自打保龄》这本书中，帕特南主要将其表现归纳为公共社区和政治参与的衰落，这与中国的现实状况有所不同。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贯执行单位制的集体管理制度，单位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组织单位，起到了重要的集中作用，随着计划经济的开展和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城市集体制度瓦解，以单位为代表的各种居民组织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个人的作用逐渐凸显。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制度被导入开始，是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开始，是从释放每一个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开始的，经济领域的个体权利被鼓励，政治领域的权力却被限制，阎云翔说中国的个体化是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书中，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较弱，集体意识较单薄，与其没有参与过一站有着一定的关联，对集体意识和公共责任没有强烈的感受，因此对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热情不高，对个人利益更加看重。

帕特南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社会资本。《独自打保龄》主要阐述的是社会中横向的关系网络和公众参与的淡化，而在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我们的孩子》中，帕特南依次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纵向讨论了美国的社会分层加剧，阶级流动性弱，阶级趋于固化的问题。这种横向和纵向上的社会差异已经成为社会资本衰减的重要议题。社会资本在帕特南看来是指社会网络以及基于这个网络衍生出来的互惠和信任的交往规则，核心教义就是社会关系网络很有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只是相对于处于该网络当中的成员而言的。社会资本越多，则地方政府越好，同样地，某一区域内社会资本的增幅越大，孩子们的学业就越好。社会资本的类型也不尽相同，主要分为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连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socialcapital）两种，分别横向和纵向连接了同一社会中的与个体相似的人以及与个体不同的人。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民主国家，连接性的社会资本显得更加重要，这种社会纽带将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以及不同国籍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美国人开始倾向于独自打保龄的现象开始，帕特南意外地发现看似人人都有的社会关联事实上正在趋于萎缩甚至枯竭。测量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社会组织，因此他考察了各大社会组织的成员数量发展趋势，发现葱20世纪初以来成员数量越来越高（除了大萧条时期），直到60年代中期开始，所有组织都经历了成员数量缩减甚至是暴跌的问题，显然这种成员流失已经上升为社会范围社会资本流失的问题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是组织化的，通过对公共聚餐、俱乐部晚宴、公益参与等多方面的考察，帕特南正式确认美国的社会联系开始不再紧密了。这与《我们的孩子》又有什么关联呢？当阶级隔离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而加剧，贫富的差异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资源的占有上了，富人阶级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享受优质的教育，拥有幸福的家庭和人际关系，而孤立无援的穷人孩子们居住在危机四伏的社区中，在破裂的家庭和不伦不类的学校中苟且成长。这种信任缺失的成长可能会造成一代人教育的失败，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失败，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焦虑如果持续延续下去，会造成社会的恶化。

第七章中，作者主要介绍了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作为创造社会资本的重要公众活动，在美国最近几十年内的发展趋势。作者首先给了利他主义一个很高的地位——衡量社会资本的标准，这意味着存在利他行为的慈善和公益行为都将成为美国公民参与和关系联结提升的重要条件。当然，并非所有的慈善行为都能够形成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的关系网络，因此只有当个人参与到公益行为当中，和他人产生互动，通过集体的方式产生具体的利他行为的时候，才算产生了社会资本。

乐善好施的公益精神和志愿精神一直是美国社会引以为豪的独特传统，这种利他主义的动因也从建国初期的宗教引导转向了19世纪末公认的公民责任。20世纪初，由于社区慈善基金方式的建立，以及工业化带来的公民财富的增加，美国的慈善事业和志愿活动日益专业化和组织化。几乎一半的美国人都主动为他人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高，人际关系良好，社会关系稳定的人，相比之下，财富的多寡并不是利他行为的重要考量。作者还发现，越是在规模较小的社区和城镇，人们对社区活动的参与越密切，与社区融合地越紧密，越就更多地投身于公益事业。

社会资本、利他主义、公益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互相促进的，受到帮助的人本身也更愿意参与志愿活动。最近几十年，美国人的捐款数额一直在稳定上升，只有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受到影响，然而与同时期财富的增加相比，这部分参与公益事业的金钱比例却是在持续减少的。这种利他行为的变化和财富的增减并无太大关系，反倒是与社会资本的兴衰紧密相连。

对于慈善行为的减少，作者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变化做出了具体的解释，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种志愿活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教会活动和社团活动的参与人数减少了，但是志愿活动却在增加，这是因为各类志愿活动的招募者正努力地向社会组织之外扩展，寻求新领域的发展。人们参与志愿活动的方式从单一的社会组织扩展到各类机构，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公民之间的信任感、承诺和社会联结的淡化。

对于具体的活动参与状况，成员之间则出现了明显的代际更替现象。参与志愿最多的75岁以上的老人一代和最少的“婴儿潮”一代刚好是一个代际的差异，上一代人坚守的公民责任和对公民参与的热情在这一代人身上已经消退了，集体的志愿活动逐渐衰落，社会资本也变得脆弱。对于这种变化，作者只好寄希望于新世纪一代的年轻人，希望从他们的身上重新生长的志愿精神能够蓬勃发展，重新引领美国社会资本的兴盛。

第十五章中，作者则对这种公民参与和社会联系销蚀的情况进行归因，首先怀疑的是传统家庭单位的崩溃造成了这种参与减少，家庭联系的松散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衰落的重要表现，但是深究其原因，这种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公民参与的减少实质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影响。作者从未婚和已婚家庭分别的社会参与形式进行调查，认为婚姻作为社区参与的一种预测要因，对于家庭成员的社区参与的影响非常局限，相比较而言，它与传统宗教的关联似乎更大一点。

其次，作者对于种族在社会参与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这种怀疑源自于60年代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恰好是民权运动的兴盛和社会资本的销蚀的开始。但是调查发现，社团成员的种族差异很小，社会资本的消退的影响范围则很大，种族歧视的发展与公民参与的减少也并不存在线性关系，因此种族因素也被排除。

最后通过间接证据，作者提出了政府的扩大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才是公民参与减少的重要因素。首先排除了政府的扩大这个因素，作者分考察了不同的政治干预程度下，社会参与和公共政策出现的不同，发现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不符合政府规模的变化。其次排除了众多社会家提出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冷酷社会”的理论，这种过于常态化的一般性理论难以解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世纪内社会资本的跌宕起伏。最后作者通过一张统计图描述了不同的因素对于社会资本变化的影响：

社会资本如何通过各种机制发挥作用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呢？作者从社会资本的几大特性分别解释它对社会的促进作用。首先是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促使人们的行为符合集体的期望。因为集体当中的个人往往容易陷入一种“集体困境”，如果没有社会资本加以协调和规范， 人们很容易陷入“搭便车”“囚徒困境”“公地悲剧”等共同难以协调的集体难题。其次，社会资本由于能够加强人们的信任，因此在转换为金融资本和资源财富的过程中有着极高的效率，成为了社区前进车轮的润滑剂。再次，构成社会资本的网络拓宽了人们对于与命运有关的诸多途径的认知，参与这个联系网络的人们与他人得到联结，因此会对于他人的情感更加感同身受，行为和观点也更符合公众道德的预期。那些与他人有着活跃联系并相互信任的人们，会变得更加的宽容，更少的愤世嫉俗，以及对别人的不幸抱有更多的同情，而这是一种对社会与他人极其有益的人格特征。同时，通过这个网络获得的信息渠道也动员了信息共享的人们共同抓住机遇或是抵抗威胁。除此之外，社会资本还通过心理和生理的过程来提高自人们的生活。

社会资本作为帕特南提出的重要社科理论之一，对于社区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面对20世纪美国公民参与的减弱，社会资本的销蚀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后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国而言同样重要，城乡结构的转型使得传统的社会网络逐渐被摧毁，在市场交易的背景之下组建了新的陌生的社区和网络，如何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避免市场经济下的冷漠社会，同样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