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黑暗之下，理性觉醒的暗流涌动

如今，提到中世纪人们往往自动用黑暗来形容，中世纪的黑暗似乎成为大众的固有印象。然而，经历了近千年的漫长旅程，中世纪真的只有黑暗吗？宗教笼罩之下的欧洲真的在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上完全停滞不前吗？

主攻中世纪史的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弗里德并不赞同中世纪只有黑暗的观点。在《中世纪历史与文化》中，他整理了中世纪的一千年中欧洲各国在政治、宗教、经济、科学、艺术和文化等领域的革新和发展。

从中可以看到，尽管中世纪深受宗教束缚，在科学和思想方面少有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但在各个领域中的发展和进步从未停止。在人们所认为的中世纪黑暗之下，理性的觉醒和知识技术的进步始终在暗流涌动，为未来的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打下基础、积累经验和力量。正是中世纪的漫长量变，促成了文艺复兴的质变。

约翰内斯·弗里德把西方世界理性文化的觉醒归功于中世纪初期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波埃修斯。波埃修斯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前三篇，这本小册子在中世纪后期激发了西方世界的理性思维方式的运用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他的著作《分类之书》、《哲学的慰藉》等也如同涓涓细流，在中世纪始终启发着人们在思想、文化、音乐、技艺等各个领域的不断探索。

在加洛林时代，人们提出了“什么是无”的问题。这个问题启发了人们在智识上的探索，提高了人们的分析能力，由此逐渐发展出系统性的行为方式和理性的处事原则，指导人们在实践中摸索秩序的建立。这为后世在语言文化、科学知识、哲学、技艺等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被视为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统治契约的《库莱恩条约》，不仅为法兰西王国确立了政治和司法规范，也让宪政、权力划分、共同决策、民主等思想在西方扎根。

在奥托王朝，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再是专属于国王个人的，而是由诸侯共同参与管理的。10世纪，沙特尔主教富尔贝首次将“王国”从对国王的依附关系中分离出来，将其看作一个由土地、人民和国王组成的独立的整体。11世纪，教会在讨论财产权利的理论中，首次将王国作为权利实体，即将王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当然，直到13世纪，“法人”的概念才正式出现。

约翰王签定的《大宪章》，限定了王权的边界，将国王的权力和国王的人身独立开来，“王冠”而非国王本人逐渐成为国王一切权力的载体。同时，它还规定了适用于贵族和自由民的人身的自由权利。14世纪初英格兰议会制度的确立，成为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雏形。

中世纪时期，西方国家的概念和制度在不断地摸索中改变，从古老的封建制度逐渐向现代制度靠近。

10世纪，在恐惧末世降临思想流行的同时，学术、文学、艺术和建筑领域产生了大量新的作品，人们也逐渐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探索世界和宇宙的复杂性，用辩证学的方法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理性时代开启，走上磕磕绊绊的发展路程。

城市也展现了新面貌。随着人口的增长，生产、运输、经营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商业的繁荣和金融业的兴起，社会秩序也发生相应的调整。城市公社运动以和平、自由、公正为核心诉求，促使市民阶级与领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城市既是一种法律形式，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塑造了全新的城市文化。

随着十字军运动的兴起，东方的新知识被传入西方世界。陌生新奇的事物和知识唤起了人们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开始致力于探求东西方知识的差异和根本，不断积累经验，增长见识，神学、哲学、史学、法学、自然科学等学术知识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13世纪蒙古铁骑的西征，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贸易和知识的交流范围更加广阔，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越来越丰富，以及指南针、六分仪、印刷术、时钟装置等技术的出现，为未来的大航海时代和对新大陆探索奠定了充足的知识和技术基础。

中世纪时期，人们活动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交流越来越多，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准确，城市和社会秩序不断演变，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如同作者约翰内斯·弗里德所说，“理性之光一旦出现就没有再熄灭，无论是学院的藩篱抑或人们的思想都无法遮住其光芒，它穿过一切缝隙，照亮了西方精神文化的每一处角落”。

中世纪的确有其黑暗的一面，但绝非止步不前。理性思维如同不灭的火种，经过中世纪的千年历程，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孕育出新思想、新事物，不断重塑着西方世界，向现代社会迈进，为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在《中世纪历史与文化》中，约翰内斯·弗里德通过梳理中世纪在各方面的进步来扭转人们对中世纪“黑暗”的单一印象。他用一句话评价中世纪：“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不停追寻、迫切向前、努力扩张的时期，也是最不安分的、革新的历史时期”。

2020.11.29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