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刘序是梳理学术史的范文，围绕八十年代末三位年鉴派史家对史学危机的回应和年鉴派传统学术范式的反思，把彼时年鉴派的过去与未来勾连起来。

第一版 刘永华代译序《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2006年北大版页码）

II 讨论三个文本，指明八九十年代以来年鉴派进展的三个面向。（1）费雷（Furet）的“超越年鉴派”（1983）；（2）夏蒂埃的“作为表象的世界”（1989）；（3）雷维尔的“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1995）。

一、费雷：重新认识政治史

III 在费雷（年鉴派第三代史家中最具批判性的人物，与勒高夫、杜比、勒华拉杜里研究方向不同）看来，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事件史’，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史；因为从定义上说，对过去的每一项研究都在重构‘事件’，在何种事实应奉为‘事件’与何种不应奉‘事件’之间，并无逻辑标准可言”。传统史学最为普遍的特征，“是认为阶段比研究的问题更为重要，对某一‘时段’的研究确立了这种优先性后，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新事实，或是纠正对该时段历史变迁的诠释”。

IV 在实证研究中，传统史学对档案尤其是地方档案情有独钟。……这不仅意味着，史学家在事件或是诠释上犹豫不决时，文献本身有着决定权；……从最隐性的层面上说，这样一种史学将档案文献视为文化区分的工具，……同时，这种史学关心的是“重构”（reconstituing）而不是“诠释”（interpreting）历史，它试图逃避方法与理论，实际上则是徒劳无功。因为史学家与档案之间的对话，本身根本无法给他提供主题。这一对话在本质上必然为前人的学术选择所左右，要不然其成果“充其量只是未刊逸事汇编”而已。

V 自然，叙事成了这种史学的基本构件。与此前倡导叙事史复兴的劳伦斯·斯通不同，费雷认为叙事是“一种有点懒惰的历史写作方式，因为从定义上说，它逃避问题，在时间流逝的魔术中，将事实与观点混为一谈”，最终对人类知识的增量毫无贡献。在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中，很清楚，作者是在为其倡导的“问题导向史”（problem-oriented history）或是“概念化史学”（conceptual history）张本。

V 费雷认为，传统史学是“重构史学”（history-as-reconstitution），而当时流行的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化史学”（history-as-a-social-science）。后者是20世纪史学的主流，年鉴派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V 社会科学的宗旨是解释社会事实，并力求提供一个总体的解释。……这些理论（孔德、涂尔干、莫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基本预设是，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千差万别的表象背后的常数或通则，这些常数或规则一般是超越时空的，也就是说，是“非历史的”——这里的“历史”当然是特殊性与变迁的代名词。

VI 由于任何东西都有历史，在认识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势必向诸如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专门的社会科学借用概念与方法。但社会科学不仅研究对象不同于史学，而且其语言也有异于史学家熟悉的解释模式，结果“历史编纂学的学术景观”逐渐被改变了。传统史学的解释遵循的是叙事的逻辑。发生在前面的事件为后面的事件提供解释。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语言受到自然科学语言的影响，其目的是确定常数，描述、研究客观的行为，而不必理睬行动者的复杂动机，不必拘泥于时间的先后顺序。社会科学化史学家视为关键的时间，不再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而是取决于他所感兴趣的问题。……社会科学的语言与“历史主义者的”历史语言纵然不是势如水火，也是时有抵牾。

VI-VII 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拓宽了“历史学家的领地”（勒华拉杜里语）。……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将法国“粗暴地”从过去撕裂出来，结果是怀旧情绪弥漫整个社会，心态史正好回应了这一怀旧情绪。……对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用，只是让新史学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并未改变研究的本质”，并未改变“其研究过去的学术路径”。

VII 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另一个结果，是在抛弃叙事史的同时，将政治史研究边缘化。在传统叙事史中，阶段比分析的对象重要，其解释遵从年代学的逻辑，这是所谓“历史主义”的逻辑。这正是传统叙事史最为新史学的诟病之处。与传统叙事史密切相关的政治史，因其考察的是短时段的事件，被贬入边缘的位置。

VII-VIII 对社会科学化而言，大革命不啻是一种挑战。基于对政治史的怀疑，社会科学化史学应该尽量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强调长时段因素在大革命中的作用，贬低大革命在政治、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影响。但是，大革命所造成的断裂，却很难因此而被消解。……对大革命的分析，社会科学化史学是捉襟见肘，政治史却是游刃有余。“政治史概率、因此也是自由的典型领域。”政治史“首先是从变迁与进步中观察到的人类自由的叙事”。它尤其适用于对变迁、自由与能动性的分析。

VIII 费雷的想法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必须从两者的不同处着眼。既然社会科学强调常数、结构，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制约，史学应转而恢复行动者的决策自由、能动性及历史情境的开放性。在社会科学假定社会行动者仅仅在表达社会运作、再生产的规则，对其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之时，史学研究对象中包含的自由决策、能动性成分尤有学术价值。由于史学“是在最接近创造的自由的层面上处理人类行动的”，它“是隐含在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观念中令人误导的简单化与虚幻的缜密的最好的解毒剂”。因此，史学不仅不应忽视政治，而且必须将之置于中心的位置上。

IX （费雷）看到了社会科学影响下史学话语内部“社会科学话语”与“历史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对当时史学研究的零碎化甚感忧虑，基于这一考虑，他希望通过强调政治史，强调研究自由与能动性，在新的平台上开展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但他对政治领域中自由决策与能动性的过分强调，让能动性与结构性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让人怀疑他眼中的政治人是否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真空之中。同时，从70年代后期开始，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感，社会学、人类学已开始思考能动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理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倡导的实践的结构主义人类学。

二、夏蒂埃：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

X 1989年，《年鉴》刊出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年鉴派新生代人物，研究近代早期书籍、阅读史的专家）《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对1988年《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一文作出回应，结合作者自身的文化史研究，倡导通过重新起用、界定“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这一概念，克服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隔阂与局限。

X 《历史与社会科学》，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危机，具体表现为总体尝试体系的崩溃，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主导性范式”的崩溃，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抛弃。另一方面，他们又否认史学存在危机，认为史学仍是健康的，有生气的。

X 夏蒂埃认为，六七十年代，对史学的挑战主要来自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他们对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提出质疑。对此，史学一方面占领这些学科开拓的新领域，提出新的问题，确立新的研究对象，并向兄弟学科借用概念与方法；另一方面回到年鉴派在30年代提出的对“心态工具”的研究。80年代晚期史学面临的挑战，与上述挑战正好相反。它并非起源于社会科学的挑战，而是发端于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危及了史学研究本身。这种挑战一方面表现为：向主体哲学的回归，否认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重新寻求“行动的明确而审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政治重要性的强调，即认为政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最为全面的层面”，因而为了解总体的结构提供了一把钥匙。

XI 80年代晚期史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科学的危机或是主流范式的更替，而是发端于实际研究视野本身的变化，让过去二三十年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信条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它们分别是总体史、区域史与社会的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放弃总体史方法，意味着史学家在分析社会功能时，不应设定任何教条的实践或时间框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的等级，不应强调任何一种因素（技术的、经济的、人口的）的优先性。在分析社会时，这意味着从独特的切入点进入关系网络，将实践与结构视为相互矛盾、彼此竞争的表象的产物。放弃区域史方法，意味着放弃对地理独特性的强调，转而强调常态的因素。……最后，放弃社会范畴化的方法，意味着不再以社会范畴剪裁文化，重新思考文化产品与实践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夏蒂埃的文章侧重从最后一个角度，讨论了如何克服史学危机，推进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

XII 当务之急是与传统的文化社会史做法决裂。具体而言，这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不再在文化差异（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与社会范畴（富人/穷人）之间划等号。因为文化差异无法一一对应于社会范畴，研究者的起点不应是某个社会范畴（阶层），而是从特定的文化形式或对象出发，进而考察它们在流传和使用的社会圈子，这样才能顾及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在为民间制作的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划等号。……其二，是关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各种历史的、社会的联系。阅读并不仅是个抽象的智力活动，还是个物理行为，应关注读者的共同体，……其三，是必须区分文本的不同形式。记得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还有个出版者，作者写成书稿后，最后需要出版，而出版者的用纸、对书稿的更改，都可以影响读者群。

XII 为了在文化实践与社会范畴之间建立全新的关系，夏蒂埃建议引入“集体表象”概念，以此取代“心态”的概念，并克服客观结构与主观表象之间的对立。集体表象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莫斯提出的，早年曾对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影响。简单地说，它指的是行动者的认知、分类与象征体系，它直接、间接地影响实践，而实践又是人们构建社会世界的基础。

XII-XIII可从三方面把握集体表象与社会世界的联系。首先是从分类与社会范畴的观念（认知分类系统，表象的观念化形式）的角度，这是不同社会群体建构相互矛盾的现实的基础；其次是从实践（表象的实践）的角度，这包括意在赢得社会认同的实践，展示得体的社会存在的方式的实践，以及借助象征手段显示地位和等级的实践；最后是从制度化、物化的形式（表象的象征化形式）的角度，这是表象以看得见的、永久的方式展示群体、社区或是阶级存在的基本途径。

XIII 文化事件与社会范畴之间不再是僵化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进入永恒的对话状态。……通过关注社会如何在表象的观念、象征与实践中被构建，社会不再是史学分析的当然的出发点，而是成为表象实践的结果，而文化成为不同社会阶级、群体构建认同的场域。结果，社会史与文化史已不再是两个独立领域，而是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不再是凝固的社会群体的总和，它本身是在文化实践中不断构建而成；同时，文化也不再拥有单一的、清晰的意义，它的意义可能随着不同的时空而转换，对文化的意义的解读本身，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相互角逐权力和认同的一个重要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同时也应是文化史，而文化史同时也应是社会史。

XIV 在1727年的一本辞典中，“表象”（representation）被给予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一方面，表象含有缺席的意思，意味着用以表达之物与被表达之物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表象也是在场的展示，是一个物事或人物的公共展示。前一种内涵尤为重要，在这一意义上说，表象是借助“意象”让缺席的对象在场，亦即在意象与缺席的对象之间建立关联。这种关联的建立，可以遇到两个方面的障碍：一是观察者一方缺乏“准备”，一是意象与所指（缺席的对象）之间的关联“过于繁复”，在两种情形下，都有可能发生误解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表象的这种内涵为意识形态的操控提供了方便之门。既然在用以表达之物与被表达之物之间存在差别，国家正可模糊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乌有之物，以混淆视听，弄假成真。……这一框架为思考旧制度社会（表象概念本身，乃是旧制度社会的中心）提供了总体脉络：一方面，每一个体的“客观”立场与自我表象，乃是表象的操控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旧制度时期表象之间的冲突变得日益重要，乃是因为暴力日益为绝对主义国家所垄断。继暴力冲突之后，表象成为角逐权力的一个新舞台，因此，表象与权力之间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XIV 文化形式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取决于两个有点矛盾的因素。其一，“形式装备”（formal devices）在其结构中反映了它们针对的受众的期望与能力，在出版某书时，作者或出版商必须考虑该书的读者群，然后根据这一估计设计书籍的形式；其二，从后者的角度看，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受，超出了文化生产者预先的设定。

XV 文化差异并非“静止、凝固的区分的反映”，而是“动态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对形式本身的变动，意味着新的接受方式、新的读者群或观众群和新的功用。另一方面，当不同社会阶层在文化特征上非常接近时，某些阶层会寻求新的文化表达方式，以重新制造文化差别。心态史的一个受人诟病之处，是对形式实践的不够重视。而对形式差别的重视，意味着必须更多关注形式的实践，关注其措辞与叙事、劝说与论证策略，注意福柯所说的“话语”，分析其结构与范畴的内在逻辑。

XV 夏蒂埃对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为了回应由包括费雷在内的法国史学家提出的“回归政治”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它忽视了个体行动者自身没有意识到的局限；一是它预设思想和话语是透明的、无须中介的，可以独立于“它们借以传播的形式”，也可以独立于“赋予它们多元、共生的意义的”实践。夏蒂埃的建议是，通过考察行使权力的形式的变化，来理解不同个体和制度的结构或是规范作品的生产和实践的组织的规则是如何变迁的。

三、雷维尔：调整史学分析的规模

XVI 雅克·雷维尔（Jacques Revel）《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1995）和费雷和夏蒂埃一样，讨论是从批评年鉴派范式，尤其是年鉴派的主流社会史范式开始的。这一范式发端于涂尔干学派社会学家弗兰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西米昂声称，未来史学家关注的不是特殊性和偶然事件，而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才是真正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观点对年鉴派社会史范式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这个范式包括以下特点：强调考察尽可能大的集合；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优先使用计量方法；选择尽可能长的时间段，以此凸显大规模的转型。

XVI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就在社会史的顶峰时期，它逐渐陷入危机之中，这种研究范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人们认识到，电脑的确让史学家能够记录、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材料，但这不意味着史学家讨论的问题可以同步增长。其次，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造成史学研究的零碎化。第三，原先将社会科学统为一体的范式，遇到激烈的批评，结果跨学科交流受到了怀疑。最后，人们对总体史也产生了怀疑，对社会的总体把握至少是暂时地被搁置了。……雷维尔认为，微观史学的出现与流行，是与学界对六七十年代主流社会史研究中宏观分析法的不满密切相关的。

XVII 狭义上的微观史学，主要是与意大利史学家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埃多亚多·格伦第（Edoardo Grendi）、乔瓦尼·列维（Giovanni Levi）、卡罗·波尼（Carlo Poni）等联系在一起。……他们之所以倡导微观史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无法像年鉴派同行那样，得到数量客观的美国基金与本国政府的资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认为年鉴派主流的分析模式，尤其是长时段的计量分析，“会掩盖与歪曲事实”，它们处理的时段无法触及对日常生存的问题。微观史学将自身定义为“现实生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eal life），以重构宏观分析无法理解的“现实生活”为宗旨。列维对此的表述更为明确，他强调微观史学家对现实状态的关注，强调隐含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行动与自由。

XVII-XVIII 金兹堡与波尼强调社会网络。……微观史学家以人名为“指南”，首先寻找出现于教会文献、财产登记、行政记录等档案中出现的人名，收集普通人在不同档案中留下的各种痕迹，然后通过将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重绘出这个人的肖像。从学理上说，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把握个体，从个体的角度理解社会。……从作者看来，这种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历史上政权形态比较复杂、因而档案收藏较为零碎的意大利。相比之下，列维更关注意义的诠释。他认为，与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倡导的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相同，微观史学的出发点是生成意义的符号，都采用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在意义的网络中诠释事件或事实。不过，作者指出两者之间也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围绕人类理性，一是围绕理论模式。他认为微观史学承认有限度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不排斥建立模式。

XVIII-XIX 金兹堡与列维援引格兰第的“正常的例外”对微观史学的典型性问题作了答复。金兹堡认为，这一概念至少有两重意思。其一，它指的是那些只是表面看来属于例外的人与事。也就是说，从资料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与事相当少见，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他们却是常态的现象。其二，一个真正例外的文献，较之一千种老套的文献更有启示……在列维看来，“正常的例外”这一方法的关键，并不在于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如何在力图进行抽象、归纳的同时，不牺牲特殊性、具体性。……微观史学特别适用于计量史学忽视的，对关系网络、不确定处境下的决策、博弈与策略等问题的分析。

XX 首先，微观史学让史学家得以把握宏观方法无法分析的社会行为和经验及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这是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而且考察的是具体的整体。……这种方法的意图是在最复杂的层面理解社会经验的状况，在社会分析中引入“新的、更为复杂、更有弹性的变量”。

XX-XXI 过去的社会史关注的是社区、职业团体或阶级等社会实体。在具体研究中，这些群体似乎是既定的、不成问题的。微观分析从两个方面批评了这种观点。一方面，它对社会史的分类标准提出质疑，由于分析规模的降低，微观分析很容易发现抽象的分析概念（如阶级）问题，这种批评十分类似于夏蒂埃对社会范畴化研究法的批评。

XXI 另一方面，微观史学强调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也就是，史学家不应简单地借用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语言，而应借助这些语言的引导，考察多元的、有弹性的社会认同是如何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建构的。这种分析方法的复杂性，要求限制观察的规模，从个体行为出发，重构社会聚合（或分裂）的模式。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社会范畴本身并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建构起来。……类似于英国新社会史代表人物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倡导的阶级分析法。在汤普森看来，经济状况本身并不成其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取决于阶级意识或阶级认同的出现，而这种认同的出现，是在具体的经验层面展开的，是与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实践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自在的阶级并不构成阶级，只有自为的阶级才成其为阶级。……法国史学界花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来接受这部巨著，这无疑与法国史学界的学术气候变化，尤其是对宏观分析的质疑有莫大关系。（英1963；法1988）

XXI-XXII 雷维尔指出，必须从四个方面对社会史研究进行重新定义。第一，重新定义社会史分析的理论预设。……将研究对象的“客观”特性视为分化性的资源，其重要性与意义取决于社会如何使用它们。第二，重新定义社会策略的概念。这意味着，将特定条件下可供每个个体和群体支配的资源纳入考察范围，从而分析它们选择的社会策略。第三，重新定义语境的概念。……微观史学拒绝将语境视为既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否认存在一个社会行动者进行决策的统一的、同质的语境。这意味着，从人类建构世界和他们的行动的意义上说，社会经验和表象是多元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和通常的历史写作相反，微观史学建议去重构人们认同和行为所必须的多重语境。第四，重新定义观察的规模。……每个历史行动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不同层面（因而也是在不同的语境里）的不同过程，这些层面包括最地方性的到最全球性的层面，因此，在不同层面之间，并没有断裂，更没有冲突。在微观分析关注的个人或群体出发，地方史与国家层面的历史可以打通。

XXII 雷维尔主张，通过重新界定社会史分析的理论预设，重新界定社会策略概念、语境概念，通过调整、尤其是降低史学分析的规模，弥补、克服宏观分析的局限。不过，如何在个体认同与社会结构、在地方与全局之间建立联系，仍是微观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面临的问题。

XXIII 在费雷看来，年鉴派的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一学派借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牺牲了历史行动者的自由与决策。夏蒂埃则认为，这次史学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史的文化分析法过于僵化与教条，阻碍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进行交流的可能性。雷维尔对新史学危机的诊断是，史学对自身的概念与方法，尤其是对自身分析的规模缺乏反思，导致社会史一步步陷入危机。

XXIII 如何克服新时期的史学危机？如何看待由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的年鉴派的学术传统？三个文本的观点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它们都认为当时史学分析中应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是成问题的，应该重新思考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都认为年鉴派主流范式主导下的总体史、区域史等基本方法是成问题的，应该重新考虑史学分析的工具。也都认为主流社会史研究忽视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认为未来的史学研究应给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留下更大的空间。

XXIII-XXIV 三位作者所强调的东西并不相同。费雷强调人在政治实践中的自由与能动性，强调政治变革对结构的影响，主张关注政治史中的创造性成分，从而在关注历史创造成分的史学与关注结构性因素的社会科学之间展开对话。夏蒂埃强调通过借用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重新界定“集体表象”概念，……雷维尔则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调整观察的规模，……对于如何克服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忽视人类创造历史的自由与能动性问题，费雷给出的答案是政治史，夏蒂埃给出的答案是以表象为核心的文化史，而雷维尔的答案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社会史分析。

XXIV 这三种答案并非水火不相容。假如扩大政治史的内涵，将社会文化领域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行为纳入分析的框架，政治便不再是在社会文化中的真空进行，围绕表象展开的斗争、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矛盾冲突便有了政治的、权力的维度，毕竟社会史与文化史本不该将政治拒之门外。假如将社会结构视为围绕表象、认同展开的角逐与斗争的后果，社会史也同样离不开文化史。最后，微观分析中强调的认同问题，不仅是在日常体验中，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而且是在表象的实践中展开的。这样说来，夏蒂埃倡导的表象概念，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