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落后的优势与无法消弭的劣势

格申克龙研究了19世纪欧洲几大落后国家的急速工业化进程，从而总结出落后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命题：一国经济越落后，（1）其工业化越可能以较高的制造品增长率表现出的大爆发而间断式地开始 ；（2）工业化过程越是要更重视工厂与企业的大规模；（3）越是更强调生产者物品而不是消费品的重要性；（4）对人民消费水平的压制越严重；（5）由旨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的资本供给的特殊的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越大；（6）其农业越不可能通过向日益增长的工业提供扩张的工业品市场所带来的好处来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

与罗斯托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最大的不同，是作者解构了“工业化发展存在着普遍的先决性条件”这一传统理论共识，进而提出“相对落后的优势”理论。对俄罗斯等国工业化发展的研究，作者发现，这些落后国家在并不具备”先决性条件“的情况下发生了工业化，那么这些国家是采用何种方式弥补了前提条件的缺失，进而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呢？——是银行和国家，落后国家里的银行和国家扮演了先进国家中“工厂”的资本供给作用。作者认为，由于历史条件发展环境等的不同，实际上并不存在开展工业化所必备的先决性条件，前工业化时代的相对落后也可能是一种优势，“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越晚，其工业化的大爆发在实际来临时所具有的爆炸性程度就越大……一个国家越落后，它的工业化越可能在某种有组织的指导下进行”（55），落后反而为投资银行以及国家的庇护、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控制等提供了理由。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适用的局限性，作者的“相对落后的优势”理论也不例外。以意大利为例，其1896-1908年间的工业增长率没能像“相对落后的优势”理论预测的那样达到更高水平，这和国家愚蠢的经济政策有关（意大利政府未能集中力量发展更具前途的工业部门），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如劳工冲突等（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可见，“落后”带来发展优势的同时，并不能消弭本身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