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二书管窥孙中山思想之变化传承

严格意义上说，以下称不得论文，只算是读书笔记。在于一不曾通览孙先生的全集，难免理解他思想存局限性；二是这文章也未讨论专门问题，更说不上什么新颖的学术见解。然而，写就此文的初衷是为提供一种视角。在我分别读过先生的《建国方略》及《三民主义》以后，希望从这两部作品中、梳理出孙先生于五四前后（也即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所指非具体时间）思想内容的变化传承，是为本文的论述范围。

在先略及选题之原因。笔者中学时极推崇宾四先生，而钱老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他对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赞同，由此引发笔者兴趣、意欲探究竟。如今想来已不难理解，孙的三五对中国传统思想有不少吸收，其五权宪法相较于一般资本国家之三权，所多出的考试权、弹劾权，正与古时孝廉科举、台谏御史相对应，之于被归类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钱穆先生、便是最相宜不过的政体选择了。不过对于后世学者，孙只是“企图以一种貌似理想的‘分权主义’代替另一种弊端丛生的‘分权主义’”。

其次附述参考读本的出版信息。碍于疫情不得借书，自己买来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以下简称《建国》、《三民》），以及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作参考书目。其中《建国》一书分三部，《民权初步》《孙文学说》主要写作于1917到19年，《实业计划》写作于1920年，并于21年以英文付印。而《三民》则为孙1924年所进行的系统演讲。二者写作时期恰好分处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先我以为按1919年划分孙先生的思想阶段是落于官方历史叙述框架的窠臼，但比较两书的思想内容，可以清晰辨识出俄国革命及马克思理论对孙的影响，可见其并非无凭据。下面我们就《建国》、《三民》两书的具体内容进行展开：

一、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理解

在《建国》第一部分《孙文学说》（也称心理建设）当中，孙提出了他的中心观点“知难行易”，并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等十个方面论述之，用以辩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

限于当时之科技认识水平，孙的推论过程不免有许多谬误，同时避重就轻地择取了便于阐述的事例作为支撑*。其实要理解孙的“知难行易”，需先理解其学说中所蕴含的政治目的及政治致用性，而不应当做一般之哲学认识理论来看待，也就无求其论述的周密完备。

注：胡适在他的批评文章中说道“中山先生举了十项证据来证明行易知难，我们忍不住要问他：‘中山先生，你是学医的人，为什么你不举医学做证据呢？’中山先生做过医学的工夫，故不肯举医学做证据，因为医学最可以推翻行易知难的学说。”

首先是“知难”。孙先生把人分为三类：一为先知先觉之发明家；二为后知后觉之鼓吹家；三为不知不觉之实行家。而孙提倡“知难”之目的，“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孙认为中国革命建设之受阻，在于鼓吹家以似是而非之学说误导了实行家，“知难行易”的目的所在，是使人信仰服从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也即政府领袖——以便政府的建设政策能得到顺利的推行。

其次是“行易”。孙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习俗去古已远，暮气太深，顾虑之念，畏难之心，较新进文明之人为尤甚”，所以在民国建国后孙中山主张施行革命方略时，“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所以孙主张“行易”，甚至主张“不知亦能行”，目的就在于发挥他人政治上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勇于实践的建设精神。

当然，“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出于政治致用性的考虑，其理论本身也招致不少批评，例如胡适就认为孙过度分离了“知”与“行”的关系，对“行易”的强调导致青年人轻视知识阶级，而“知”获取的困难也使“中国人民（对领导阶级）只有服从，更无疑义”了。但从孙先生的政治目的出发，我们或能理解其合理性所在。

具备“心理建设”以后，下面我们分别来看孙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有如何主张，并对比三民主义在两书中的区别：

二、民族主义：从空缺到恢复

在《建国》一书中，民族主义其实是空缺的，即便在讲述早期革命史的《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也罕见孙于革命时期的民族主张。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像《实业计划》以英文出版，其目的在吸引外资，所面向者为国际人士，故于此处不讲民族主义；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反满”，而在清廷退位以后，孙一度认为民族主义业已实现。

直到孙接触俄国革命及马克思理论以后，才对民族主义内涵有了新的拓展与解释。在《三民》讲演稿中，孙首先指出了中国民族所受的三种压力——天然力、政治力、经济力，其中又对列强施加的政治力经济力做了着重介绍。这是《建国》中完全没有的内容，恰恰相反，《建国》第二部《实业计划》里、孙还在极力吸引国外资本，寻求国际合作。

孙在演讲中强调中国的紧迫处境，是要令四万万人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攸关”，而“明耻知难”正是孙所认为恢复民族主义的先决条件。之所以说是“恢复民族主义”，在于孙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异族（指满清政权）的征服、会党的被利用、世界主义的兴起等诸多原因给消灭了的，也即默认满清以前是存在民族主义的。孙指出当时之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正是由于民族主义的空缺，而恢复民族主义的中心基础，在孙看来是推广宗族和家乡观念，“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再把各姓的大团体借国家危急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至此民族主义得以恢复。当然孙先生的这一措施、其合理性还有待商榷*，但孙的民族主义内涵之转变于《建国》《三民》两书的对比中清晰可见——当历史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开始了他民族统一、抵御列强的主张号召。

注：在此仅提供个人观点：中国的一般历史时期里，国家官僚体系与基层在县及以下的各级单位存在巨大断层（也即国家权力机构是无法下及的），而宗族和家乡观念（其本身所能约束的群体范围也是有限的）似不能提供足够的自发性、以使民众自下而上联结成大的团体。钱穆先生曾论断中国社会“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与西方社会不同，其力量在上不在下。故孙先生之提议如要施行，实难。

三、民权主义：从自治到权能分离

通过国民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专制以建立共和国，是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而《建国》《三民》二书均写于民国建国之后，其内涵已得到更具体的发展。

《建国》中述及的民权主义简单可以概括为“自治”，分为两个层次：国民自治和地方自治。该书第三部《民权初步》，其内容实为召开集会的流程指导（该部原名《会议通则》），是对民众的民主教育。孙认为“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通过集会“固结人心、纠合群力”，民众才真正坐实民国主人之位。也就是说，以集会的方法加强国民自治，进而达到保障民权的目的。而在第一部第六章《能知必能行》中，孙提出了他的“革命程序论”：一为军政时期；二为训政时期；三为宪政时期。孙在文章中说道“拟在此时期（即训政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可见“地方自治”在孙看来是实施民治、保障民权的重要手段、以达于 “一县之自治团体，当施行直接民权”（宪政时期）。从上我们不难看出，此时孙的民权主义其主动性在民众不在政府。

而于《三民》一书中，孙中山除论述了民权与君权、“自由”“平等”的概念、欧美民权革命过程等内容，最重要的理论还是“权能分离”，也即把人民的政权同政府的治权相分开，在保障民权的同时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权能分离理论的提出，反映了孙不再是单纯照搬资本国家的政治体系，而是多了自己的批判与改造，这是《建国》中鲜能看到的。

在阐述“权能分离”的论述中，孙做了一个比喻、认为中国的四万万民众“大多数是不知不觉的人”，好比是“四万万个刘阿斗”，虽然有权管理政治但本质上是“无能的”。而有能之政府则被孙比作“诸葛亮”，所谓权能分离就是“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虽然孙指出“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行使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但孙既然把民众比作“刘阿斗”，不知不觉的他们又如何能行使民权、罢免“诸葛亮”呢？孙在此处并无保障人民权力的具体内容，而“权能分离”则被后来学者认为是“为某些威权型的政治家实现其野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过要理解孙的“权能分离”，还是要从其政治致用性上考虑。孙在文章中说“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还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因为再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对政府的观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态度”，由此孙以为建树民权是改变人民对政府的态度的先决条件，而权能分离的提出，就是希望人民把自己看作“股东”、把政府看作受委托做实事的“专门家”。更具体地，孙以他搭汽车的经历为例：当他赶车去某地，误以为司机绕了弯路，很是生气，等到了目的地才明白司机原是行路之专门家、绕弯路反倒更省时间，“此时的情景，好比是政府有特别缘故，要做非常的事，国民不知道，便生出许多误会来非难政府一样”。自中我们不难明白，孙的目的是想要获得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以使有能之政府进行革命之建设，此时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其主动性在政府不在民众，与《建国》相比产生了鲜明的变化。

四、从实业计划到民生主义

《建国》一书的第二部为《实业计划》，原版作英文，后经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翻译成中文出版，其内容涉及港口水利、铁路交通、工业矿业等。孙的《实业计划》意在利用一战后欧美各国剩余之产能，助长中国实业之发展。所以当孙中山阐述自己构思设想的同时，最常论及的便是未来利益和操作可行，与其事业开发计划的四大原则正相符，即“（一）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二）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四）必择地位之适宜。”

此时的孙中山，对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尚持希冀，虽然他不忘强调《实业计划》“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但实质上是以牺牲国家一定经济特权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代价换得外资的支持。而到了《三民》一书，由于俄国革命以及马克思理论的影响，孙在文章中直指列强对中国所施加之经济力及政治力的压迫，并提出了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核心的、具有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民生主义。下面我们以“平均地权”，也即孙所谓的“吃饭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实业计划》第五计划第一部为粮食工业，而《三民》第三讲为吃饭问题，两者相继承的部分在于粮食增产办法：农业机器、肥料、储存、运输等。所不同处、像《建国》中孙以为“在寻常丰年，中国向不缺乏食物……国内较富部分之人民，大概有三、四年食物之积储以对付荒年”，而在《三民》中则指出“中国现在正是民穷财尽，吃饭问题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呢？全国人口现在都是不够饭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可见孙对国内粮食生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调动农民积极性以实现粮食增产，孙提出了“耕者有其田”，但该号召缺少实质性的内容，只有“平均地权”的办法、企图通过土地国有的途径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平均地权”简单可以概括为“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手段和步骤，实施‘土地国有’”。然而孙中山低估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在文章中直言“中国到今日，虽然没有大地主，还有小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同时“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所涉及的更多是城镇用地，之于农民并无多少实际影响。即便是孙随后补充的分配问题解决办法，也只是“把每年生产有余的粮食，都储蓄起来”，设立类似义仓的机构，并未解决耕者与土地所有者间的根本矛盾，也是孙民生主义的缺陷所在。

以上我们分别从“知难行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四个方面论述了《建国》、《三民》两部著作的思想内涵及变化传承。虽然二者时间上相距不过五年左右，但受到俄国革命和马克思理论等影响，孙调整了他的理论以适应其新的认识和世界不断变化的格局。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封面正是孙先生手题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一生在领导革命、建设民国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适于中国的理论和发展道路，而其一生思想之变化，正是理解孙及其历史环境的重要视点之一。本文仅从笔者个人的阅读经历，兹愿能提供一新视角供他人参考，至此文章是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