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士兵和母亲的内容简介及读后感

斯考切波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建立像欧洲国家一样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体系？为什么当时美国的妇女没有投票权却对社会立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无论是工业主义的观点、国家价值观的观点、社会民主模型还是福利资本主义的观点，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面对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因此，作者认为要加入性别分析的视角。

作者提出一个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政体（polity）为中心”的框架，将政体视为主要的行动中心，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社会团体，都要受到政府和政党制度的制度配置的制约。这一框架提请我们注意四种过程：（1）国家和政党组织的建立和转变，政治家通过这些组织追求政策倡议；（2）政治体制和程序对身份、目标的影响，以及参与社会政策制定政治的社会群体的能力；（3）各种政治活跃群体的目标和能力与国家政治机构允许的历史性变化的接触点和杠杆之间的“契合”或缺乏；以及（4）先前制定的社会政策对后来的政治的影响。

（1）国家形成→具有能力和运作需要的政治组织→官员的政策贡献

（2）国家和政党结构以及选举的范围→ 政治的社会认同以及

社会经济关系和文化模式 → 政治群体的目标和能力

（3）政治社会认同以及团体政治目标和能力—政府制度；政党制度；游戏规则

契合？多少机会（通道）？多少杠杆？

（4）政策→转变国家能力；改变社会团体以及他们的政治目标和能力→政策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内战带来的内战福利的扩大在进步时代成为了美国进一步扩大并建立一个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障碍，因为这在当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分肥制的腐败产物，并且，广泛的推动立法的联盟也没建立起来。

美国建国后并没有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而是一个以庇护型政党为导向的制度，精英男性都去从政和从商，留下了相当大的公民空间。此时，妇女们尽管没有选举权，但建立起了跨阶级的广泛联盟，推动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立法。

值得学习的是斯考切波非常反感线性史观和进步主义的观点，反对将西方福利国家作为标准去套，而是考察美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因素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出现意外结果和改变因果相关过程的结构。由此想到，中国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似乎使得其在比较政治中很难找到较好的可以相比较案例。此外，社会身份是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社会身份影响了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反过来又影响着社会身份的再塑造。在美国，阶级并非重要的身份变量，而阶级在中国尤其重要。最后，斯考切波强调将政体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的中心，在对中国的比较分析中，必须考虑到其独特的制度安排以及历史的制度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