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于学术的一生
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传主的传记有许多，除了这部德尼·贝多莱写作的《列维-斯特劳斯传》，还有迪迪埃·埃里蓬的《今昔纵横谈》，以及帕特里克·威肯的《实验室里的诗人》，更别说还有许多评述、对谈等作品，那些20世纪人类学概论一类的书籍和法国现代思想史一类的著作中，列维-斯特劳斯也不会缺席。
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人类学家，尽管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人类学著作，但透过这些却能看到一个诗人、哲人的灵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个学者最大的价值，就是沿着他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自从选择了人类学这条道路，开创了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人类学的先河，列维-斯特劳斯便始终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学者。
这本《列维-斯特劳斯传》与迈克尔·扬的《马林诺夫斯基》是传记的两个极端。《马林诺夫斯基》过度地描述传主的生活琐事，以至于他的学术成就被彻底掩埋了。《列维-斯特劳斯传》则恰恰相反，它所描述的几乎都是传主的学术生涯，他如何创作他的学术作品，他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流，在本书中都清晰可见，尽管对其作品的分析只是浅尝辄止。而对其生活琐事，甚至包括他的三段婚姻，都只是一笔带过。
我更喜欢这类传记作品，它描述的是一位学者如何成为一位学者，一位宗师如何成为一位宗师。对人类学的学生而言，它会是一本很好的参考资料，在阅读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时，通过这本书了解他在写作该作品的时期的所思所想，会是很好的进入作品的方式。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较为艰深，在人类学界也很难有真的特别理解其思想的人物。本书对其思想的概括也是浅尝辄止，并未深入研究。这是较为可惜的事，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不能苛求。当然在我心目中最好的传记作品始终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
“斯特劳斯”这个姓氏显然不是一个纯正的法国姓氏。我们很容易想到那个创作了无数经典交响乐、圆舞曲的维也纳音乐世家。可以说，“斯特劳斯”这个姓氏自然地便能让人想起音乐。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先祖伊萨克·斯特劳斯生活在路易-菲利普时期，他从法国边陲小城斯特拉斯堡来到巴黎，为了实现他的音乐梦想。
他是一个犹太人，注定是一个漂泊者，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伊萨克·斯特劳斯在巴黎定居后，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曾为国王主持了许多仪式，获得了许多财富，这是斯特劳斯家族的骄傲。
伊萨克·斯特劳斯的女儿蕾拉·斯特劳斯嫁给了一个名叫居斯塔夫·列维的商人。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雷蒙。雷蒙不愿意舍弃斯特劳斯这个姓氏，于是他把父母的姓氏合起来，便成了“列维-斯特劳斯”，这便是这个姓氏的起源。而雷蒙·列维-斯特劳斯就是本书传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父亲。
童年的列维-斯特劳斯生活在一个还算富足的家庭，尽管这个家庭中的许多人选择从事艺术，生活并不充裕。但靠着曾祖父留下来的遗产，他们依然能过上还算满足的生活。列维-斯特劳斯在艺术的熏陶中长大，他有着敏锐的眼睛，能够注意到生活中不易被察觉的细节。
列维-斯特劳斯早年醉心于哲学，阅读了大量哲学书籍。他曾参加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预科班，在这个时期，列维-斯特劳斯醉心于政治活动，加入了许多政治组织。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后，他加入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这个小组中，他结识了许多朋友，与各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联系，这种对政治活动的热情覆盖了他整个青年时代。
列维-斯特劳斯的老师安德烈·克莱松曾评价道：“你不适合搞哲学，而是某种与哲学有关的东西。”这句话一语中的，克莱松注意到，这个年轻的学生“头脑里时常出现矛盾的想法，他喜欢思辨，但觉得哲学思辨太随意；他懂得抽象的必要性，但不大欣赏抽象最终不能返归对象”。列维-斯特劳斯明白，他真正需要的，是“一门不使他远离世界，与之相联系的学科；一门不会把他关在封闭的经院内，而是开放的，而且让他也向其他领域开放的学科。”
列维-斯特劳斯最终放弃申请巴黎高师，转而到巴黎法学院研读法学，但他同时又在索邦大学学习哲学。对法学的学习是容易的，因为这是条条框框的东西，他可以轻易地整理出其中的框架，并完成自己的学业。研读法学只花费了他三四个月的时间，他觉得法学对他没有任何受益，他又只好回到哲学中来。
但他终究是不喜欢思辨，或者说不明白思辨的意义，老师讲的那些极端抽象的事物到底对自己有什么意义，他百思不得其解。但除了哲学，列维-斯特劳斯找不到第二条能让自己走下去的路。最终他取得了法学和哲学两个学位，但也从此告别了法学。
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必须自己谋生，他只好参加教师资格会考，准备当老师。这是列维-斯特劳斯极其不情愿的事，他实在忍受不了在学校里日复一日地讲授连篇累牍的内容。但是为了谋生，他还是只能先当老师。1931年列维-斯特劳斯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与他同一年考的还有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西蒙娜·薇依。但列维-斯特劳斯对与她的一面之缘留下了并不好的印象。
1932年列维-斯特劳斯在马尔桑岭中学教书，年仅24岁就成了教授。他和索邦大学的同学蒂娜·德雷福斯结了婚，后者也在准备教师资格会考。在这个时期，列维-斯特劳斯依然坚持参加政治活动，并且成为了重要的领袖，他还发表了许多政治论文。
但仅在一年后，列维-斯特劳斯便离职了。他觉得教师的工作会让他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尽头。而列维-斯特劳斯渴望成为一名冒险家，他不想要教师这样安逸的职业。而在这时期，他的政治活动也遇冷，他的文章变得无人问津，而他自己也很难找到确定的政治目标。
于是列维-斯特劳斯回到巴黎，他打算找一位教授，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以成为大学讲师。虽然同样是老师，但成为大学讲师能让他继续自己的研究，无论是哲学的还是与哲学相近的。只有继续研究，才能让列维-斯特劳斯觉得生活有意义。
1933年列维-斯特劳斯回到巴黎后，他的学术生涯才算真正开始。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了民族学。在他早年的学习生涯中，确定了三种理论为自己的“三个情人”，即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地质学。而民族学可以很好地将这三者融为一体。于是列维-斯特劳斯成为了民族学研究者。
人类学这个概念非常复杂，在英国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在欧陆被称为民族学，在美国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尽管美国人类学还有其他三大分支，但与英国和欧陆对等的通常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传到苏联，再传到我国后就更复杂了。但是在法国的语境中，民族学就是指我们的人类学。
但民族学在当时的法国没有什么知名度，甚至很少有大学设立民族学专业。因此，列维-斯特劳斯只能去吕西安·列维-布留尔设立的民族学研究所工作，后者是年鉴学派的重要成员，著有《原始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民族学研究所期间大量阅读民族志作品，他的如饥似渴使他迅速掌握了民族学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但这些只是理论层面的，尽管当时的法国还并未完全把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引进来，但要完成民族学研究，依然必须进行实地考察。法国民族学界对列维-斯特劳斯很是欢迎，他们邀请列维-斯特劳斯加入巴西的调查中。
这段考察后来被列维-斯特劳斯写进了《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里。这本书详细描写了他旅游中的见闻，以及他对土著人的思考，对人类学的思考。这本书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人类学书籍，那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人类学为何物。
列维-斯特劳斯在这次巴西之行的最重要思考是，原始人和现代人到底有没有区别？如果有，那我们能否通过经验观察认识他们？如果没有，那民族学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列维-斯特劳斯看到的是一个个被西方文明侵蚀的社会，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与世隔绝的原始人部落。即使在亚马逊森林的最深处，也拥有了西方文明的痕迹。
这次考察让列维-斯特劳斯关注人的思维结构最深处的东西。他并不认为原始人和现代人是有区别的，他们的思维结构的核心是相同的，便是二元对立。这种观点一直贯穿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学术生涯。
许多批评者诟病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认为他的研究又回到了古典人类学的书斋式研究，而这种研究方法早已被现代人类学所摒弃。但列维-斯特劳斯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要揭示人类心智最基本的结构，那些经验事实不过是一种表象，并不值得关注。
列维-斯特劳斯的确没有做过非常扎实的田野工作，即使是这次巴西之行，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遍，然后带走土著人的一些器物。后来他又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执教了一段时间。列维-斯特劳斯回到法国后，便将这些土著人的器物交给了民族志博物馆，并发表了一篇关于博洛洛人的论文。
很快，二战爆发了，法国沦陷了。由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犹太人血统，当时的法国学界都不敢雇佣他，他便失去了教职。但由于自己此前做的那些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声已经传播开来。1941年，在好友的帮助下，列维-斯特劳斯前往美国，在那里继续人类学的教学研究。
在美国的教学时光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形成的最重要时期。他早年曾阅读罗伯特·罗维的《原始社会》，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见到本人。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见到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开山鼻祖博厄斯。
列维-斯特劳斯与美国的人类学家们相交甚密，包括罗伯特·罗维、拉尔夫·林顿、鲁思·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都成为了他的好友。这为他后来的结构主义思想进入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博厄斯与这些后辈人类学家相谈甚欢，但他突然猛地向后倒下。列维-斯特劳斯赶忙上前扶住博厄斯，但已经来不及了，博厄斯就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怀里溘然长逝。
这件事给列维-斯特劳斯留下了阴影，一位他敬仰的人类学宗师就这样倒在自己的面前。但这件事似乎有另一种意涵，列维-斯特劳斯保住了博厄斯，仿佛接过了他的担子，成为了他的继承人。而这次宴会上，博厄斯的弟子林顿、本尼迪克特都在场。
美国的人类学界接纳了列维-斯特劳斯，但列维-斯特劳斯显然并不满足于美国人类学思想的继承人，他要开创自己的流派。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的交往对象不局限于人类学家，许多从欧洲逃难过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都在美国聚集。列维-斯特劳斯和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列东相交甚密。
但这些人中最为重要的是布拉格学派的结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是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继承人。与雅各布森的交往中，列维-斯特劳斯学习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思想，并希望能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运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中。雅各布森对此非常支持。两人共同完成了结构人类学的最初构想。
结构人类学的理论便是从这里开始生根发芽。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事物的元素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元素与元素之间的结构。元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元素与元素之间的结构却始终存在。因而，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不应该研究那些表面的元素，而应该研究元素与元素之间的结构。
与其说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流派，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可以被运用到许多学科当中，最初索绪尔创造了结构语言学，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创造了结构人类学，而它在哲学、文学、心理学领域，依然有它的用武之地。所以说结构主义更应该是一种方法，但凡使用结构主义的思维进行研究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结构主义者。
列维-斯特劳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完成了论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是列维-斯特劳斯早期结构人类学的重要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了《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但却始终没有出版这篇著作，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随着法国解放，二战结束，这批在美国进行政治庇护的学者们的去留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渴望早点回到法国，但繁忙的教学事务使他直到1948年才得以回去。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人们，重又回到了家庭的怀抱中。
回到法国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取得博士学位。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声早已传遍海内外，没有人质疑他的学术水平，但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却依然惴惴不安。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便算不上真正的学者。于是，带着在美国写就的论文，列维-斯特劳斯进行了答辩，答辩很顺利，列维-斯特劳斯成功拿到了博士学位。
战后的法国学界一片荒芜，百废待兴。列维-斯特劳斯也要重建法国的民族学研究。但他的成就主要是在美国建立的，法国学界对此并不十分了解。列维-斯特劳斯再次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结识，他们曾一起在一所学校实习。波伏娃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此时的她刚刚发表了女性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名声大噪。
波伏娃了解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她专门跑到列维-斯特劳斯家中，花了两天时间阅读他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读完之后对此大加赞赏，并很快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这时候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字才被法国民众了解。
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第二性》，波伏娃身边聚集了许多女性主义者，她们也阅读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但是对其中的一句话感到气愤，便是“婚姻是男人们交换女人的行为”。列维-斯特劳斯对此进行解释，他说即使把这句话倒过来，也依然不能改变这个理论本身。
谈到存在主义，这个在法国兴起的非常著名的思潮，列维-斯特劳斯曾与他们有过一场论战。列维-斯特劳斯对存在主义不以为然，他实在难以想象怎么能把个体与世界进行对立，认为个体要以一种姿态去对抗世界？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神话学》（Mythologiques）。让·布庸将其概括为与萨特截然相反的理论：
“神话的内在道德与我们今天所宣扬的恰好相对。无论如何，神话教导我们，‘他人是地狱’这个说法不构成一个哲学立场，而是对一种文明的民族志见证。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会习惯于害怕不纯洁的身外世界。相反，当野蛮民族宣告‘地狱是我们自己’时，他们便给我们上了一堂谦逊的课。”
萨特的思想把人放在世界和历史的核心。人本身即是自己的超验，自己的创造者和上帝。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合理的人本主义不是从自我开始的，它重视世界更甚于生命，重视生命更甚于人，尊重其他生命体更甚于自爱。”人类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繁衍生息了一二百万年，可是这并不是糟蹋它的理由。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并未刻意把自己放在存在主义的对立面，但很显然他对萨特的理论非常不认可。当然这种不认可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他们私下里并不会仇视对方。相反，列维-斯特劳斯对一些存在主义者依然保持着尊敬，比如波伏娃。他曾安排波伏娃和玛格丽特·米德见面，他希望大洋两岸的两位女性学者能擦出火花，但结果并不遂他的愿，两人始终一言不发。
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莫里斯·梅洛-庞蒂则是他的终身好友，他们一直交往甚密，直到梅洛-庞蒂去世。在去世之前，梅洛-庞蒂还力荐列维-斯特劳斯进入法兰西学院。而进入法兰西学院也是列维-斯特劳斯一直以来的愿望。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非常著名的学术机构，只有最顶尖的学者、政治家、军人、作家才有可能进入。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很想进入法兰西学院下属的法兰西学术院，但这并非是容易的事。学术院的院士固定为40人，只有当一位院士去世的时候，才有可能增补新的院士。列维-斯特劳斯曾两次申请，但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成就，进入法兰西学术院是非常有机会的。当时许多名家都力挺他，包括马塞尔·巴达庸、布罗代尔、乔治·杜梅泽尔等。但列维-斯特劳斯依然受了挫。原因是埃德蒙·法岱尔的强烈反对。这位学者与雅各布森是死对头，鉴于列维-斯特劳斯与雅各布森的交情，他毫无疑问会反对列维-斯特劳斯。而且他还是个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因为法岱尔的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申请失败了。
直到十多年后的1973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了法兰西学院，获得了他该有的声望。列维-斯特劳斯是继马塞尔·莫斯后第二位进入法兰西学院的人类学家，也是第一位达到百岁高龄的学院院士。进入法兰西学院后，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生涯便顺利了许多。
列维-斯特劳斯陆续发表了多部结构人类学作品，包括《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ie）、《图腾制度》(Le Totémisme aujourd’hui)、《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面具之道》（La voie des masques）、《遥远的目光》（Le regard éloigné）、《嫉妒的制陶女》（La Potière jalouse）、《猞猁的故事》（Histoire de lynx）、《看·听·读》（Regarder, écouter, lire），以及四卷本的《神话学》等。
本书有大量的内容讲述了列维-斯特劳斯著作诞生的前因后果，对于人类学的学生而言，这些内容毫无疑问会成为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理论思想的重要工具。只有由于我才疏学浅，并不能理解这些著作，所以只能进行留白，留待以后仔细阅读其著作后再行填补。
进入法兰西学院后，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历便显得平淡了许多。他不断地进行研究，发表著作。尽管结构主义一度成为法国人类学的主流，但他依然受到了一些批评，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与批评者的论战，进一步完善了结构主义的理论。
进入法兰西学院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还有另一个好处，便是不用一直教授枯燥的知识。他可以随意地调整自己的课程安排，这个学年讲神话学，下个学年讲亲属制度，再下个学年讲原始人的思维，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所以虽然列维-斯特劳斯还是不情愿地当上了老师，但他却可以非常自由地讲授自己想讲的东西。
1982年，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不再担任讲师，但依然是社会人类学实验室的一员。法兰西学院按照惯例，将其封为荣誉院士。列维-斯特劳斯可以在校园内保留自己的一间办公室，继续做研究。晚年的列维-斯特劳斯继续写作了多部著作，继续完善他的结构主义理论。
直到本书写作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依然健在，但晚年的列维-斯特劳斯已不再抛头露面，而是在美满的家庭生活中安度晚年。2008年，列维-斯特劳斯百岁生日之际，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亲自到他家为他祝寿，此时的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成了学术界的活化石。
2009年10月30日，距离列维-斯特劳斯101岁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因心脏病溘然长逝。一代学术巨星就此陨落。法国学界的最后一位见证者就此离去。时间终究会掩埋一切，1980年萨特去世，1984年福柯去世，2002年布尔迪厄去世，2009年列维-斯特劳斯去世，而今的法国学界，有谁能继承这些巨匠的衣钵？
尽管不能理解他的学术理论，尽管不能读懂他的代表著作，列维-斯特劳斯始终是我最喜爱的人类学家。这份喜爱发源于《忧郁的热带》中那震慑人心的反思，而在这部传记中得到了升华。他始终践行着自己的学术理念，尽管曾经饱受挫折，尽管曾经陷入迷茫，但一旦选定了方向，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为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奋斗终生。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留下的最棒的财富！
更多精彩好文，欢迎关注公众号【杰瑞书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