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理论分析框架看组织趋同与多样性——《组织社会学十讲》读书报告

（课程期中报告）

摘要：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一书中，周雪光搭建起由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和有限理性学派构成的“比较理论分析”框架，并将该理论框架应用于解释组织现象，本文通过基于“比较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组织趋同与多样性并概述本书的主要内容与发展脉络。作为一本课堂讲义与个人研究著作，《组织社会学十讲》旨在激发读者的研究兴趣，但也存在着理论介绍不全面和遗漏最新研究动态的问题。

正文：

一、背景

《组织社会学十讲》一书由周雪光老师于2002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社会学”课程的授课内容整理而得，以推动对组织社会学领域中的研究思路、研究逻辑、研究方法等课题的探讨，从而推动组织社会学的学术发展为主要目的。本书在写作上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跨学科性，即组织研究同时涉及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二是应用性，即组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用于分析、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现象。因此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在横向分析的基础上，搭建起“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有选择地介绍并评价了四种主要的理论学派，分别是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和有限理性学派，同时，从纵向角度来讨论学术研究的继承性、突破性和学术传统的传承问题；在本书第二部分，作者基于“比较理论研究”的框架，通过具体分析组织内部的激励和管理、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的契约、声誉制度和组织决策四个领域的问题对比较理论分析框架内四个流派的应用进行具体分析。

二、组织趋同性与多样性

周雪光认为组织社会学是从社会角度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一门学科，其中组织结构是组织研究的重要部分。

组织趋同性指的是不同工业、不同领域中的正式组织大多采用了科层制的等级结构和功能性的组织形式。科层化的理性组织模式主要来自于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组织，这是一般学者进行组织研究和构建组织结构的“理想类型”。根据韦伯的观点，组织应该具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制度，组织内的官员受过专业训练，并且，组织建立在理性-法理权威的基础上。但现实生活中，很多组织背离了韦伯式科层组织的理想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多样性指组织或组织之间关于市场化与内部化的抉择不同和组织内部结构存在差异，例如，出现了有着非正式的、松散的组织结构的正式组织。因此，也有许多组织社会学学者进行“反韦伯式”的研究。

接下来即将以周雪光在书中第一部分搭建起的“比较理论分析”的研究框架为视角，从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和有限理性学派出发解释组织的趋同性与多样性。

(1) 交易成本学派

从学科类别来看，交易成本学派属于经济学研究成果，但交易成本学派的产生体现出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研究上存在交集。

1. 新古典经济学与效率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组织高度抽象化为一个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只关注个人利益就可以完成市场或生产活动的行动者，从效率机制解释组织为何存在和组织的行为。从效率机制来看，组织追求通过提高效率以追逐私利，组织的形式可以提高规模效率和“范围经济”的效率，并且由于组织在同样的工业条件和市场条件下追求利益、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的最大化，因此组织结构、战略也应该十分类似，组织应该向趋同性发展。

2. 交易成本学派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学派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效率机制的基本假设，但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追求生产成本的最小化，交易成本学派关注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威廉姆森通过不同于传统市场假定的基本行为假设，较早提出一个成熟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解释了交易成本如何影响组织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活动中常见的交易关系是合同关系，个人“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人们行为的投机性。因此市场机制失灵。在效率机制的推动下，组织通过衡量不同组织形式的交易成本并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组织形式，因此在组织间的关系、组织内部的结构过程、经济活动的形式的选择上产生差异。交易成本包括了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不同的经济活动和协调方式有不同的协调成本，激励成本受到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的影响，对于市场交易而言，搜寻到合作伙伴以后进行市场交易的协调成本很低，但相应其他成本，如制定合同的成本、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会增加；对于双边合同交易而言，长期双边合同的协调成本很高，并且由于信息具有不完备和不对称性，合同具有不完备性，人们的承诺具有不完全性，组织花费的激励成本较高；对于在组织内部开展业务而言，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较高，但是合同关系和市场关系，如了解合同对方的信息成本、调整合同计划的成本则较低。从交易成本看组织多样性。由于目标、任务、技术和环境条件的不同，组织通过测量资产专用性、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确定不同选择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在效率机制的推动下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方案，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内部结构。

(2) 制度学派

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与效率背离，呈现出趋同性的特点，新制度主义学派主要对此做出解释。制度学派经历了从早期制度学派、“权变理论”再到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道路。早期制度学派的研究发现组织是处于社会环境、历史影响之中的一个有机体，20世纪60年代的“权变理论”认为组织的结构随环境、技术、目标的条件不同而变，而新制度主义从全新视角即组织环境中的制度环境出发研究组织现象。

1.新制度主义与合法性机制

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由迈耶和罗恩于1977年创立，主要对组织趋同性进行解释，新制度学派学者认为，组织环境包括了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追求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合法性是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的制度力量，其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合法性机制的影响下，组织需要接受制度环境里建构起来的具有合法性的形式和做法，从而使得组织呈现出趋同性。

2.合法性机制的强与弱

合法性机制对组织的影响可以从强意义和弱意义两个层次来进行探讨。从强意义上来看，迈耶和罗恩强调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由于具体领域的问题和逻辑普遍化，组织环境复杂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和其他观念制度高组织化，在合法性机制的推动下，组织不断采纳制度环境强加于其上的形式和做法，走向制度化，在相似的大环境下，组织走向趋同，并且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进一步加深了趋同性。道格拉斯认为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建立在人们都能接受的基本的理念规范之上的规则，塑造了人们的思维，影响了组织行为，因此组织本身没有资助选择性，不得不采取外界环境所认可的合法性机制。

从弱意义上来看，迪马奇奥和鲍威尔认为制度影响资源分配和激励方式，组织在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的推动下，为了取得更多资源和利益，主动采纳社会上认可的组织形式。伴随着组织间的依赖程度加深，为便于信息交换，组织趋同性进一步加强，并且，当组织目标较为模糊时，组织也需要通过合法性机制调节内部矛盾。

3.微观解释：共享观念与信号理论

制度主义理论主要从宏观制度环境解释组织现象，周雪光在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内基于道格拉斯的共享观念和经济学的信号理论出发解释组织趋同性。

从共享观念的角度出发，在民主制度下，由于利益集团的活动是公开的，并且为争取利益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因此，在制度运作的过程中，迫使追逐私利的个人和利益集团追求、发展和利用符号资源等共享观念私利动机。虽然个体以追求私利为目的，但是公共场合的讨论使得共享观念进一步渗透到公众话语中，从而加强、发展、延续了共享思维。

信号理论解释了组织制度化的过程。组织采纳某一种广为接受的制度是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表明组织的合法性或对合法性的追求。在组织发展早期，组织采取某种制度是借此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敢于失败，表明组织的优越性。信号理论认为，企业发信号的能力和企业的特点、地位在群体中的分布以及它对制度环境的敏感度有关，从而在微观基础上实现了从合法性机制进行解释。

(3) 社会网络学派

不同于宏观视角下的传统交易成本学派和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的微观基础，立足于社会网络关系的网络结构，解释社会现象。

1.社会网络学派的两条基本思路

社会网络学派的基本思路包括了个人和群体的两重性以及社会网络功利性两种。

个人和群体的两重性由齐美尔提出，他认为，除了传统认为个人受到群体约束以外，个人进入网络时也将其他网络关系带入现在的网络中，因此产生个人和群体关系的两重性，并且产生了自由和约束的辩证关系。基于个人和群体两重性的研究将结果作为客观存在，从结构、网络角度解释行为和关系。

社会网络功利性以科尔曼为代表，强调个人利用社会网络争取社会资源以获得地位，这一思路是现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研究的主要思路。格拉诺维特的“内嵌性理论”从具体的社会关系角度解释经济行为，网络关系的差异导致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个人获得的信息出现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强调从网络地位到个人行为的因果关系。博特的“结构洞理论”从理性人出发，提出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人门利用网络得到回报，其中结构洞是最有效率的网络结构，

2.. 企业定位与模仿行为

哈恩结合制度学派和社会网络的研究方法，解释了公司企业规模的影响因素。制度主义研究中发现，组织内外因素的不确定性使得模仿成功企业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风险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模式。哈恩以社会网络学派的思想按照企业地位测量企业的模仿行为，企业地位受到企业在该行业中规模序列的影响。

(4) 有限理性

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虽然有不同的逻辑解释、关注焦点与分析单位层次，但都以“有限理性”为共同基础，交易成本学派认为组织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的困境，制度学派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十分有限，社会网络学派认为结构地位决定人的行为。

组织规章制度由于能够决定注意力分配、利益分配和信息而十分重要，但组织规章制度的产生并不总是理性的过程，而是政治冲突或是组织学习的结果。由于学习型组织通常遵循满意原则而非最大化原则，组织行为是“边干边学”而非理性选择的过程，并且组织适应现在环境和应对未来变化之间存在矛盾，组织学习并不能完全克服有限理性的局限性，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大相径庭的组织管理理论。

三、 基于趋同性与多样性的反思

“比较理论分析”框架中的四种理论以“有限理性”为基础，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和社会网络学派分别对应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三种机制可能并存共生，存在着共存平行、共存互补或互相竞争替代的关系。不同的机制是解释组织趋同性与多样性的不同视角，在实际解释组织现象时应当综合考虑。

《组织社会学十讲》一书从纵向上理论流派的演变逻辑和横向上理论比较角度出发，系统介绍了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和有限理性理论，搭建起“比较理论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对各种理论的创新与不足之处做出评述，然后将“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用于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总体而言，《组织社会学十讲》基于课程讲义而成，是一本周雪光的研究著作，所介绍的不是组织社会学领域的基本知识，而是在研究层次上讨论研究思路、逻辑与方法等。对于扩大读者的研究视野、激发研究兴趣大有裨益。

但同样，个人研究著作的特性使得周雪光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有选择地介绍、评述了重要的研究理论和成果，但是除了书中主要系统介绍的四种理论流派和四个具体的领域以外，组织社会学领域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此本书并不是对组织社会学整个学科进行的完整、系统的介绍，而是作者本人的学术研究成果。

除了“比较理论分析”框架以外，还有其他理论学说解释组织趋同与多样性。资源依赖理论起源于塞尔兹尼克对田纳西流域当局的研究，其基本思想是没有组织是自给的，所有组织都通过与环境进行交换，并获得由环境提供的关键性资源，组织由此得以运作。费佛尔和萨兰奇科于1978年结合爱默生的权力依附关系理论对组织间的权力和依赖关系进行综合性的阐释，提出了4个重要假设：①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②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③因此，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而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他组织；④生存建立在一个组织控制它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由于组织会试图管理环境以减少依赖性和不确定性，影响其他组织或消除其他组织对自身的不利影响，组织依赖理论虽然没有直接解释趋同现象，但是从资源依赖视角来看，趋同性可以被解释为组织通过采取某种制度从环境获得资源，或是拥有足够多资源的某一组织管理环境带来的结果。

组织社会学领域中仍然活跃的主要理论流派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本书出版时间距今已有十余年，虽然作者在介绍不同理论时提出了新的研究动态，但也存在遗漏之处。新制度主义主要为组织趋同提供理由依据，但是随着1991年鲍威尔倡导关注组织的多样性与异质性，新制度主义进入组织趋同性与多样性并重的阶段。鲍威尔认为，由于组织生存的资源环境不同、产业环境不同、政府机构提出的要求存在矛盾、组织和政府相互谈判拖鞋、对于组织的理解不同和制度环境中的约束多样化，制度环境除了限制和约束组织以外，也会导致组织异质性。

参考文献：

[1]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马迎贤. 组织间关系:资源依赖理论的历史演进[J]. 社会, 2004(07):35-40.

[3] 王东才. 企业组织结构的趋同化现象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11):101-103.

[4] 田凯, 赵娟. 组织趋同与多样性: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的发展脉络[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03):17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