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读书笔记之一──意识形态

有人说，一个国家在能够对外输出价值观之前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现代人往往赞叹雅典的民主政治与璀璨的文化，惋惜雅典为寡头政治下的斯巴达击败而未能将其光芒普及到全希腊。然而，真实的雅典帝国乃是建立于赤裸裸的暴力之上，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坦率的雅典人倒是从不隐瞒。在弥罗斯辩论中，我们看不到雅典人向弥罗斯人输出民主的场景，有的只是雅典人毫不掩饰的功利主义，恃强凌弱的恐吓，和对正义与公理的漠视与嘲弄。既然雅典对于它的帝国只有压榨，自然只能期望收获属国的暴动而非忠诚；对此，雅典人倒是从一开始就有心理准备，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着自己的帝国后院起火。雅典虽然自诩希腊的学校，反倒是经济文化上一无建树的斯巴达人高举“解放”的大旗，受到全希腊的热烈欢迎。

靠暴力维持（伯里克利语，167页）而非靠意识形态维持的雅典帝国不能长久。雅典人对弥罗斯人说，他们担心属国的人民会轻举妄动，从而令双方都陷入到危险之中（468页），可谓是不幸而言中。再强大的武力也不能吓阻被压迫者的反抗；反抗者也许会输掉生命，但也有可能会赢得自由，这样的“轻举妄动”对于他们是有价值的。而雅典人永远是输家，即便费尽力气将反抗镇压下去，也不过是夺回自己早已占有的东西而已。在很多时间里，尤其是在战争后期，雅典人与其说是在与斯巴达人作战，莫若说更多地是在与暴动的属国作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雅典帝国崩溃的转折点恰恰是雅典人自己的轻举妄动──西西里远征。单从雅典自身而言，这一损失并非是不可恢复的：人力上，仅计重装步兵，两次远征军共2700人（511页、575页），作为对比，在战争初期的瘟疫中病殁的重装步兵接近4400人（273页）。经济上，雅典的财政积蓄虽近枯竭，但通过开征关税仍可支撑下去。事实上，即使在西西里远征军覆灭之后，在极端不利的情形下，雅典仍然差不多独力地支撑了八年。然而，“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之后，冬季里整个希腊马上起来反抗雅典了”（638页），尤其是各个属国。作为对比，罗马遭遇坎尼之败后，其意大利盟国鲜有倒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