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禮平︱牛津版《知堂回想錄》的出版故事
羅孚說過，“《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後的一部著作”。此書由完稿到連載再到出版，中間頗多波折，後來終得在港出版，其間羅孚及曹聚仁都居功至偉。但羅孚卻謙讓地認為功屬曹氏，他說：“周作人晚年的一些著譯能在香港發表、出書，都是曹聚仁之功。曹聚仁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到北京進行採訪工作，訪問了周作人，表示可以通過他，把周作人的文章拿到香港發表。這以後，周作人就開始寄稿給他，由他向一些報刊推薦。”
羅孚還指出：《知堂回想錄》是曹聚仁建議的。“有一次曹聚仁談起他這個想法”，羅孚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報》的副刊上連載”，於是曹聚仁寫信給周作人。羅更提到：“在周作人看來，這是《新晚報》向他拉稿，儘管也可以這樣說，但說得準確些，拉稿的其實是曹聚仁，因為立意和寫信的都是他。”（見羅孚《回想〈知堂回想錄〉》）
其實，曹、羅都是慧眼的伯樂。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曹聚仁和周作人是舊交，世人所共知，且不說了，羅孚上世紀五十年代隨朱省齋陪訪周作人，始與周作人有一面之雅。但羅氏對周作人的傾慕早於少年時即產生，他喜歡周氏兄弟的文章和書法，曾自陳是“雙崇拜”。
有了伯樂，也有了千里馬，但還要有時勢。可惜，時勢乖合，往往令人無奈。
《知堂回想錄》一書由1960年12月開筆，至1962年11月脫稿，再到《新晚報》刊登時，已是1964年的8月了。羅孚後來說：“是我還有顧慮，怕回憶錄的文章是陽春白雪，不為一般讀者接受；另一個原因是想周氏對敵偽時期的曆史是如何措辭。是後來見周氏能闕而不談，這才釋然於心。”
即使是如此惴惴然的小心謹慎，但《回想錄》在連載一個月之後，仍給腰斬了。羅孚的交代只是：“我是奉命行事。”有人放話：“這個時候還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這是為什麼？”那隻得腰斬，是別無選擇了。
內情局外人難盡悉，只知曹聚仁信中曾安慰周作人：“聚仁因為和京中最高層有往來，還可以做得主，所以要把這件事弄完成來。聚仁也和先生一樣，走‘老莊’的路子，假使沒有把握，決不亂掮木梢的。可奈這兩年身體太差了，不能回京看看，也不能出遠門。有些話，等我當面說給您吧！”（1965年12月8日）
其實，曹聚仁是以虛言誑老者，此時的曹氏已是“不能回京”了。事緣曹氏所編《現代中國劇曲影藝集成》不肯銷毀書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藍萍在滬、寧影劇界的活動資料，因而犯諱。周恩來要保護曹，乃警誡他非得北京許可，不要回國（見曹藝《現代東方一但丁——陪伴先兄南行記事》）。
形勢令知堂老人無奈，曹聚仁也為羅孚解釋“腰斬”之事，說：“對羅兄不要錯怪，因為他也只能執行京中的政策，不能自己作主的。”又說：“他（羅孚）是黨員，我並不是，我是同路人。”並叮囑：“我這封信，先生看明白了就算了，不必和別人談及。”（1966年11月25日）
其實，《知堂回想錄》被腰斬之後，羅孚仍未放棄，初擬轉在1966年羅參與創辦的《海光文藝》上擇要刊載，但“文革”風暴波及香港，《海光文藝》也夭折了。更遺憾的是，知堂老人未幾也在折磨中死去。後來，經曹聚仁說項，《知堂回想錄》得在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商餘》上發表，於是連載九個月，那已是知堂老人逝去的第二個年頭了。
曹氏又安排《南洋商報》將稿酬直接彙至三育圖書文具公司，用以解決該書的排版及印刷費用，乃令該書能在1970年5月出版。他在回想錄的“校讀小記”中坦言：“這部《知堂回想錄》，先後碰到了種種挫折，終於和世人相見了。此稿付印時，知堂老人尚在人世，而今老人逝世已三年餘，能夠印行問世，我也可慰故人於地下了。”
其實，此時的曹聚仁正處於貧病交迫的淒涼晚境，以病弱之軀，親負校對之責，“伏案校對，腹痛如割”。書出版後兩年，曹氏也在澳門病逝了。
再說此書出版後，也有些波折。因書前編置有周作人的幾封信，其中一封犯了當時的忌諱。羅氏勸曹氏刪去，免招麻煩。所以書雖出版了，卻莫名其妙地要“收回”，要撕毀犯忌的信頁，重裝封面，出版社也換成曹氏“聽濤出版社”的名義。
曹氏在“校讀小記”中說：“此刻看了全書，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承認這麼好的回憶錄，如若埋沒了不與世人相見，我怎麼對得住千百年後的社會文化界？可惜，那位對老人作主觀批評的人，已不及見這本書了。我呢，只求心之所安，替老人出了版，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
曹氏雖非中共黨員，但自承是同路人。他仍為此書的出版，向《大公報》的費彝民、羅孚報備。“彝民、承勳二兄：關於《知堂回想錄》的刊行，我個人負完全責任，如有錯誤，我個人願受任何處分，決無怨言”，“我並不居功，也不辭責。我先後校了三回，內容絕無反動之點，而且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保留下來”。字裡行間，隱約顯示出曹氏是在為羅孚開脫。
三育版《回想錄》雖得曹氏三校，但老眼昏花，仍訛錯眾多。說到訛錯，還有以下一個重要因素：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報紙多用活版印刷，排字工人執字排版，都是五指墨黑，故有“黑手黨”之稱。當稿件發到字房，為求速度，往往一紙剪成幾條，由各工人分紙執字，供執字的原稿在校對之後，即使不“五馬分屍”，也已模糊難看了。
由於羅孚愛惜知堂手澤，於是不惜工本，請人錄副，使能用抄本發排。此事曹聚仁在致周作人信中也有透露：“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羅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筆錢的。”（1966年11月25日）因此之故，知堂手稿便能保存下來。
但抄錄同時也增加訛錯（這是三育版錯字多的一個原因）。在回想錄初版之後，曹聚仁便將整套原稿轉交羅孚保存，說：“兄可留作紀念，三五十年後，也許將是一份有價值的文物呢。”
羅孚費心費力保存的這一大部《知堂回想錄》手稿，在北京軟禁十年之後，回港即檢出，託人帶到北京，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在《知堂回想錄》成書半個世紀之後，牛津大學出版社又將該書以知堂老人原稿校勘後重新出版，並附錄一些過去不常見的文獻資料，對研究知堂老人生平謗譽事功，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