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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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作业)
陈寅恪说:“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本书不是以通史的形式给我们系统展现晚晴变局和民国乱象,而是一篇一篇文章从或相似或不同的角度解读历史事件,让我们看到对历史多元化的理解。让我们从初高中简洁的历史大纲中怯魅,深入到历史的肌理之中,看到历史往往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这本书分成了“晚清变局”和“民国乱象”两个部分,虽然历史是连续的,晚清和民国之间不可分割,当中过渡的阶段也值得人深思,但明显可见书中两辑文章的侧重点和叙事主体不同,所以我也根据文章的侧重,从晚清和民国两个方面来谈一谈我的读书心得。
晚清时期,社会中极为突出的现象就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部分接受。“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张鸣)但是在晚清,不仅仅百姓对西方文化的误会没有消除,清政府还在案件审理中对百姓加以恶意引导,将中西文化隔膜放大。拳民原本是民间对拥有不同民称的不同门类武功的迷信者,但最终成为了清政府抵抗洋人的民间武装。然而,清政府实质上是以邻为壑,并不关心民间的文化发展和他们练武的功用,只是将一种武装力量据为己用。与之相对,则是没有受到清政府恶意影响的西医。善良的传教医生成功治疗了那些难以用中医方法治疗的疾病,令中国人大为震撼,他们的手术刀,“切除了夷夏之辨的屏障,划开了男女之别的帷幕,震撼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心灵。”(《晚清西医在中国》何小莲)当然,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部分原因在于医学这个学科自身。医学将实用工具技术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结合起来,通过实用性解决疑难病症,西方的思想文化也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
再看清政府在晚清时期的举措,从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到预备立宪,我看到清政府的种种举措往往不具备先见性,更多的是在时代大潮之下被迫的举动,而行动之后又常常摇摆不定,政策不能前后统一。清政府为了维护所谓“天朝上国”的威严,不愿将外交部设在中央政府,不屑与外国平等交往,于是把外交权下放地方,结果导致地方权力的壮大,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而地方权力割据又为民国埋下了祸根,蒋介石始终未能解决军队私有问题,他勉强做到的也只是在中国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可以看到,实际上晚清时期,整个社会系统出了问题,任何在系统内的小修小补都无济于事,反而可能引发系统的排斥,郭嵩焘的反腐悲剧就是一例。但如果一味听之任之,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面对这样的恶性循环,李鸿章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洞悉日本侵华的企图,却“独木难支”,一人之力挽救不了大厦将倾,面对惨痛的历史事实,我只能感慨晚清的末世悲剧。这本书不但展现了晚清政府行为的表象,而且探其渊薮,揭示了清政府行为的深层原因——“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走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雷颐)清政府面对从未有过的历史变局,无法深刻认知,所以也无从制定稳定的政策。
民国时期,风云诡谲,政治和军事斗争不断,刺杀活动盛行。从最初民主共和的建国理想,到最后只剩下民主共和的名义,内容被架空,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割据到蒋介石,他们都没有走向民主的道路,都是在掌握权力之后渴望独裁。人们的思想从传统走向西化,但又往往难以真正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只是习其表面。比如空谈法治,将培养教育“人”的职责一层层向外推移,而法律又难以承担这样的职能。又如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个人”“国家”“社会”这几个概念的认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产生改变,并且各人走向自己的认知道路,社会上难以形成共识,自然无法形成凝聚力。这本书对民国时期历史的叙述,尤其让我看到了大纲性历史书上所没有的对人物的多角度展现。孙中山和宋教仁虽然政见不一,但他们都是粗略了解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者,企图通过并不完善且处处矛盾的体制和宪法来达到民主共和的理想。蒋介石则是一个果决、有胆识、自命不凡、暴躁又时时在日记里告诉自己要冷静处事的人,他企图通过读圣贤大儒之书,借古治今,但他缺乏社会的广泛耕耘,愈发走向军事独裁的道路。
阅读完这本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词就是——“吊诡”。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每每事与愿违、现实和理想之间产生尖锐矛盾却无所措手足时,就会成为历史的吊诡。我原先以为吊诡只是偶然发生的无法解决的事情,但这本书让我看到,历史中有太多的吊诡,有太多的无奈,似乎人就这么被时代的巨浪裹挟,大厦将倾,再多的努力也难以力挽狂澜,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问题。而历史是过去的今日,它展现给我们的不是过时的现实,而是永恒的现实,我们不应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去解读历史,而是寻觅历史的每一处细节。我发现没有所谓的天命、天选,结果揭晓之前谁也无法清晰完全地预测未来。
历史错综复杂,不同历史事件的影响涟漪重叠,不仔细区分容易将其混为一谈。但是历史现象的背后又往往隐藏着万变不离的中心思虑,整体上也常常呈现大致的趋向。我认为,对微观历史的考察和对宏观历史的把握应该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认知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