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余堂》：一树长于百年

《慎余堂》起笔于2015年10月，我跟随丈夫去东京访学，住在位于驹场的东大国际宿舍，宿舍楼简朴洁净，我每天在阳台晾晒衣物，看楼下一户建的花园中渐渐结出明黄色柚子，眼前全是东京明黄色的秋天。宿舍出门即是日本近代文学馆，我们每日经过那个空旷院门，却一直到快离开时才匆匆进去看了看，里面有芥川龙之介毕生收藏的上千本中国古籍，目录中可见《元诗选举》、《唐代丛书》和《太平广记》。芥川龙之介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小说《杜子春》取材自唐传奇，小说中出现了洛阳、峨眉山和森罗殿，古老中国的种种意象显然让他着迷，但在他真正前往中国之后所写游记，却只有震动与失望，游记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句，大概是“阴天下的古风凉亭，病态的绿色池塘，还有那隆隆作响、斜着注入池塘的一股尿，这不仅是让我忧郁地爱着的一幅风景画，同时也是帝国没落的辛辣可怖的象征”。《杜子春》写于1920年，《中国游记》则写于1921年，迄今正好百年。

我们去了一次横滨，那里有亚洲最大的中华街，距离一家回锅肉并不怎么正宗的川菜馆不远，便是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来此创立的学校旧址，而同盟会当年的党支部，据说就在两条街之外。梁任公和革命党的关系几经波折，1900年梁还给孙文写信，壮志豪情二人应当“倒满洲以兴民政，携手以入中原”，但两年之后，横滨大同学校则挂出横幅，上书 “不许孙文到校”。横滨中华街和所有唐人街一样，喧闹、古老、温馨、土气，街道中心是一个香火仍旺的关帝庙，除了关公，你还可以轮番给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地母娘娘和土地公公上香，一包香只需500日元，时隔多年我才想到，这个关帝庙就像我即将开始的故事：因不知能从何处得到真正庇佑，我们只能一一下跪于漫天神佛。

从横滨回到驹场，我在那个晚上写下了当时尚未命名的长篇的第一句话：“小皇帝退位那日，已是腊月二十五。”家乡自贡在这个故事中化名为孜城，自贡为自流井和贡井的合称，井下出卤，卤可熬盐，自东汉以来，这里便是天车林立，遍地盐井。1853年，因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中断，咸丰皇帝命户部发文“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是为“川盐济楚”，从那时起至清帝退位，自贡盐商一度由富庶变为巨富，现在再去看当年的盐商府邸，仍可感受旧日荣光，但那时谁能想到呢，这已是帝国和他们最后的夕阳。

我想写一个自贡盐商的故事已有多年，每年回家总要去各种旧址走走，历史和现实在这些地方有一种奇异的融合，当年盐商们出资修建的王爷庙，迄今仍是市民喝茶打牌之地，龙凤山在一旁，釜溪河则在另一旁，一百五十年就回旋于五块钱一碗的盖碗茶汤。有一年去凿于道光十五年的燊海井，熬盐车间白雾缭绕，两个工人一人搬了一把藤椅，坐在巨大铁锅旁刷手机。这些地方看得越多便越让我着迷：曾经兴盛的一切都衰落了，但依然有东西留了下来，融进这个城市的血肉，历史不是文字搭建而成的墓碑，历史是一条釜溪河，我们沿河而下，知道来路，便有可能看清去路。

人物和故事就这样从千米之下的盐井中一点点上浮，在最初的设想中，它是一个张恨水式的家族故事，但渐渐地，故事自己生出枝桠，人物不满于设定，想要走得更远，最终它变成了这样的双城记，北京和孜城，时代和个人，永恒和变动，庞大和渺小。一个在时代鼎革中迷失的家族，家中每一个人都走丢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道路，因他们面前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在那个时候，他们目力所及的每一条路，都只是死路而已。几年中我查询了大量民国盐业资料，有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中记载，百年前一个富甲一方的自贡盐商家族，在历经革命、混战和盐井生意的几度兴衰起伏之后，族中二十几个男人均沉迷于鸦片，终日不起，如此到死。那个画面很长时间里都是我想象中小说的结尾，与此相伴的则是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留下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但最终故事没有走向这样的结尾，它反叛我的粗暴，自顾自变得复杂，在前半个故事中并非主角的令之渐渐愈发重要，她以一人之力，让整个故事不至于结束于彻底的绝望。在最初拟定的大纲中，主角是令之的父亲、哥哥和恋人，她只是一个配角，就像大部分民国背景的小说一样，女人似乎很难在那个时代占据主角的位置，她只是帮助了男人的成长和燃烧。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设计，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写到后面她慢慢站出来，她想要自己成长，自己燃烧，我无法忽视她的声音，故事最终结束于她的叙述，她走了一条和男人们完全不同的路，在我的想象中，唯有这条路带来希望。

这条路来自一本《老北京地图的记忆》，最初翻阅只是为了写作中查找地名，没想到书中记载了辛亥革命后的农林部总长陈振先，在举国纷乱的1912年牵头成立了“天坛林艺试验场”，前后种了三百万株树：洋槐、黑松、椿树、银杏、栎树、楸树、中国槐，胡桑、白桑、柏树、枫树、夜合槐、赤杨、杉树、藤萝、槭树、荆树、梧桐……洋槐还不辞辛劳，特意去德国引进。国家乱成一团，一会儿帝制一会儿共和，一会儿孙文一会儿袁世凯，一会儿南京一会儿北京，一会儿总统制一会儿议会制，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但依然有人还在认认真真种树，研究什么“树种选择、播种、育苗、移栽、插条、造林、引种、生长调查、病虫害及天灾防治、森林工艺及制材等”，光是想象那种场景已让我又觉荒谬又感振奋，于是令之会在天坛月色之下，对恩溥道：“恩溥哥哥，这想起来真让人高兴，你说是不是？原来任何时代，咱们都可以不管不顾，只种一棵自己的树去。”于是恩溥会在一切结束之后，给令之写信：“如今我早知时代滚滚而来，你我竭尽全力，也不过螳臂当车，但我总在这里挡着，打卤水，烧盐，种树，候你归来，你归来我这般做，你不归来，我也仍是这般做。”

《慎余堂》以溥仪退位始，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终，这当中的十二年不管于国于家于个人，都是难以解释的混乱复杂。让作者解释自己的作品永远是徒劳的，我无意也无力这样做，令之进入燕京大学后，曾指着墙上九字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对人道：“因我信这些，我只信这些。”令之如此，我亦如此，这是我唯一相信的一条路，也是我和令之一同种下的一株树。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那是一株银杏，自贡和北京都遍植银杏，银杏长得很慢，却活得极长，我和令之都会死去，只望这个故事和这株银杏都能活下来，活到百年之后，看它是否仍会开花，已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