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格的尝试：打破社会建构的性别边界

哈拉维著作《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关注的对象是被主流社会所边缘化的主体，他们是西方中心论下进化、技术和生物叙事中不稳定的角色，也相应地体现了哈拉维的三大研究领域及其转向：从灵长类动物学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赛博格女权主义者。本文出自书中的第八章，主要介绍了赛博格，并探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何以通过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完成重建。

赛博格（cyborg）的命名取自控制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词组的前三个字母，它是机器与生物的混合体，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是现在的自然人过渡到机器人过程中的一种半机械人状态。从概念的上述定义来理解，赛博格理论本身是对二元对立结构的打破，因为赛博格模糊了人类与动物的物种边界、女性与男性的性别边界、生物与科技的边界。

如何理解赛博格对于性别边界的打破，可以对比福柯的理论进行说明。赛博格理论反对的是过往对于性别的社会与历史建构，象征的是作为传统生物体的身体的消灭，否定人的生物属性。正因如此，她在书中论述福柯的生命权力和身体政治，对于赛博格政治来说是松散、站不住脚的预感（Michel Foucault's biopolitics is a flaccid premonition of cyborg politics.）。生命权力（biopower）不同于意图剥夺、控制生命的君主权力与规训权力，而在于由国家权力繁育、保障更多的生命。生命权力的目的在于生殖、家计与人口，将生命和身体看作是权力作用的对象，认为它们与家户生殖繁育和国家人口管理紧密相关，强调的依然是人作为有机生命体这一宏观范畴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而与福柯生命政治不同的是，赛博格摆脱了人与人口的政治，也即破除了以父权制为核心、以异性性缘为纽带的社会制度的桎梏。因此，哈拉维认为赛博格并未延续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而是跳出原有的政治语境，意在模拟出一个新的政治，这是相比于前者更有效力的运作领域（The cyborg is not subject to Foucault’s biopolitics; the cyborg simulates politics, a much more potent field of operations.）。正因为如此，赛博格是虚构的，其产生缺乏一定的社会脉络，毫无历史基础，仿佛平地起高楼；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它开创了一种新的范式，从而在过去父权统治下的西方中心论叙事中解放出来，以融合的视角理解人类/动物、女性/男性与社会/科技，破除过往社会建构中二元对立的偏见。

模糊性别界限是借助新技术重新定义女性。它提倡“我们”的融合概念，认为赛博即融合，发出了女性共同体的倡议。过往的叙事强调女性身份的同一性，试图用同一套话语概述这一群体，而哈拉维例举了有色人种妇女来说明这种同一性的不稳定。赛博格理论建立在科技实践之上，它除了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与领域之外，也借助书写技术、生物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颠覆了男性历史叙事（his-tory）的命令与控制。不过即便如此，赛博格理论的性别视角仍忽略了技术欠发达地区，实质上也为女性群体划分了界限。那么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伴随着性别意识从避让到正视的态度，她们最终到底是被剥夺还是被赋权？

参考文献

控制有机体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航空航天局两位科学家Manfred Clynes与Nathan Kline提出，指通过采用辅助的器械，帮助人类增强克服环境的能力。

在书中，哈拉维认为在20世纪晚期，我们都是Chimera（代指的是赛博格），因为它出自希腊神话，其形象是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

Donna J.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p7.

Donna J.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