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人家再看看咱们

欧洲列国通过工业革命变强大，其实这在工业革命前期就有端倪，同时期的中国又为转型做了什么准备呢？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总试图和同时期的中国进行比较。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一个连贯的思考框架下，探讨了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经济动荡、工业发展等社会与经济问题。这本书里包含有欧洲债务、货币体系、贸易路线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有大量文献的佐证。

欧洲工业革命前，世界历史处于大变迁的特殊时期。西欧成为世界各文明中最主动、最活跃的力量，这个时期最迷人，引得无数专家学者探究这段时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时期，最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继而在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率领下，西欧获取了主要国际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在美洲建立起了殖民地。在非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以远为有限的方式建立起了殖民地。这一过程为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准备。

这一段时期，正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欧亚陆上帝国。15世纪至18世纪是世界历史进入普遍联系和大变迁的特殊时期，但是欧洲人在这一时期所主导的一系列变化并没有立即笼罩世界历史全部进程，亚洲的几个强大帝国虽然加强了与欧洲的关联，但并没有深刻改变自身历史原有的逻辑。

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殖民扩张、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兴起这一系列变迁，各有漫长的历程和内容，在许多节点包含诸多可能性，并不能全部被纳入资本主义发生学命题中来说明，也不可能同样发生两次。

把前述西方历史的重大事件作为线索与同时期中国所发生的演变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其间虽然有诸多关联甚至相似，但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比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更难于察觉。试图通过单一要素，无论是雇佣劳动关系、GDP，还是伦理价值的比较来分析中欧历史道路的相似，虽然都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中欧历史的差异同样需要正视。

中国帝制时代，以人民为立国的根基、赋税的渊源，对招募远民内附的积极性远高于将人民送往远方的积极性。而且，明太祖朱元璋在“祖训”中明确表述了对“四方远夷”不事征伐的立国原则。这在表达明代政府无意远拓的政策精神之外，还反映出中国政府不推崇殖民主义的文化倾向。所以下西洋活动即使继续下去，也难以演变成中国政府推动中国人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局面。

郑和下西洋是中央政府的行为，因而其全部开支都要由国家财政来支撑，而中国帝制时代的财政，包括明朝的财政，都奉行较低税收原则，以保持民生丰足为第一目标。所以，除非这种远洋航行能够收支平衡或者带来盈余，否则就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而郑和下西洋虽然将大量域外珍奇带到中国，其财富价值却难以弥补其开支。这与欧洲人在海外殖民贸易中获得巨大财富不可同日而语。

更具有世界冒险精神的欧洲人在郑和下西洋停止以后的年代里逐渐主导了国际贸易，并且将其规模扩展到全球范围，连从前与欧亚大陆诸文明脱离了直接联系的美洲也被卷入全球性交往中间。到18世纪中叶，人类世界的关系网络已经覆盖了全球。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扩张、世界商业网络的加强和全球化以及火药所导致的军事与政治效应”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各个社会的发展，以至于“每个文明都不得不对这些潮流做出反应”。

这一段历史我发现还有比较有趣的，人口增长不是与工业化完全同步的。欧洲人口的变动规律表现在：工业革命初期，欧洲出生率有所上升，死亡率稳步下降。工业革命后期，出生率也开始下降，并在一段时问直至现在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在整个工业化期间，死亡率是持续下降的，而出生率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可见，工业革命给人口变化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即在工业化开始一段时间内高速增长，后期随着出生率的急剧下降，死亡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较低水平，人口并没有出现明显增长。

在工业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工业家、发明家大多出生于中间阶层。如果对社会进行分层研究，可以发现技术创新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按照传统意义的人力资本概念，统一增长模型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是可以验证的。统一增长模型试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展现人类历史是如何从马尔萨斯陷阱逐渐起飞并进入持续的经济增长阶段的。

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提升主要通过正规教育来完成，但是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内嵌于社会的文化因素实际上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18世纪末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纪律资本、忍耐资本等更能解释英国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启蒙运动帮助中产阶级摆脱宗教、用实验求真理的价值导向为英国的技术突破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