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朵乌云都有道银边-读《干校六记》
由衷地喜爱杨绛先生的作品，缘起先生在《我们仨》中所呈现的种种从她凡长人生中升华而出的生活之美。那些雅洁沉静、平实细腻的文字，那种从容淡定、冷静豁达的生活态度，以及那一段绵延至今的与钱锺书先生相儒以沫、平凡朴素的爱情故事，都深深地打动着我。而我关于生活的思考与认识，也因之得到了启发和指引。
在看到台湾版《干校六记》的书评后，觉得这又会是一部契合自己心意之作，赶紧买来读。
书中记述了年逾六旬的钱锺书、杨绛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河南干校时的两年多的下放生活。任何一位对那个年代有所耳闻与知晓的人，都不会怀疑文革时期是一个极尽苦难与磨难的年代，特别是对于那些知识分子而言。但是，在杨绛先生的笔下，读者却能体味出另一番景象，那是一种一个有尊严的生命如何在磨难中存在与生活的高洁姿态。
翻开目录，看到每一章的标题，一股天高云淡、气定神闲的气息便迎面而来，诸如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等等，一撇常见关于文革记忆的沉重与伤痛，霎时给了我一份轻松阅读的心情。
果然是开卷有益。杨绛先生用寥寥两万八千言，便从容细腻地记录了自己与钱锺书先生在文革时期生活的点点滴滴。尽管简短却极尽明朗，足以告诉读者如何快乐自在地生活、如何为自己成就一份相儒以沫的爱情。从这里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两位清明智慧的老人，如何彼此牵携记挂、如何面对苦难自在地生活。也再次为两位老人的鹣鲽情深而感动，更为他们自得其乐的人生智慧而感动。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平常的情意，在现实中却总显得有些难得，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常常不知道如何去灌溉这份情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系这份情谊。但是看到作者是怎样去浇灌他们的爱情之树，读者就能明白地找到答案了。在那个凄风苦雨遍吹的年代，每个人都被投进“再教育”的大洪流里，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私人的时间，更别妄谈什么爱情的浪漫了。
杨绛先生在书中这样记述了那段生活。“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但是两位老人却能找时间给彼此以关怀与温暖。在《下放记别》一篇里，杨绛先生记道：“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
类似的小情趣在随后的篇章也随处可见。在钱锺书先生先行下放后，两位老人只能凭书信相互惦念了。“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而当杨绛先生在八个月后也下放到河南后，尽管离得很近，但因时间受限仍然书信不断。“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还有杨绛先生自己称作的“菜园相会”。“班长派我看菜园是照顾我，因为默存的宿舍就在砖窑以北不远，只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我就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默存的专职是通信员。默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东边的小溪迤逦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我。默存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我们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我一人守园的时候，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赶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他从邮电所回来就急要回连分发信件和报纸，不肯再过溪看我。不过我老远就能看见他迎面而来；如果忘了什么话，等他回来可隔溪再说两句。”还有一次，杨绛先生乘连里的骨干们下午开会学习，其余人员有了“放任自流”的机会，便冒雨探夫，并上演了一出有惊无险“泥潭赴会”的故事。“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我推院进去，默存吃了一惊说，你怎么来了？我笑说，来看看你。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一路上费的时侯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蒙蒙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 还有钱先生的“说文解字”的故事。“我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我来了个恶作剧。有一晚，我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我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遇见默存，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默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我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我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
现在看来，在当时那样一个大背景下，这样的小情趣却显得如此情深意长。但是，说来是小事，又有多少人能从这样寡淡无味甚至只残留着苦涩的日子里增添出如此爱意绵绵的情趣来呢？所以，看了杨绛先生的故事，我就想，爱人间的相互关怀与爱护，实际上不难做到，就在于有没有那份真心与坚持。
《干校六记》里，还能看到杨绛先生在文革时期接受“再教育”的生活。从那里，我们更能看到两位老人是如何面对苦难坚定又自得其乐地生活着的。这给我的感动更大。
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陷入巨大的困境，但是能否快乐地生活，能否从苦痛失意中品出甘甜与清香的滋味，能否让自己从苦难中脱身出来，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用自救与自我解脱的心态去面对困境。同一时代下，大多数人都面对着同样的生活际遇，但是，不同的人因为所凭籍的生活态度不同，却品出了截然不同的各种滋味。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又往往是以苦涩与不如意的滋味居多，快乐与甘甜的滋味却很少。而美好的滋味是要靠自己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品评鉴赏的，发言权在自己身上。所以，同样的生活遭遇，每个人的幸福感常常相差甚远。
文革期间，杨绛先生何能自得其乐呢？那就是要有一份随遇而安的智慧和一种乐天知足的心态。在《误传记妄》里，先生写道：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是啊，要想自己心轻如燕，就要舍弃那些不现实的欲望，沿路而行，自然就有自由相伴了。
有一次，先生偶然听说丈夫可以先被遣送回京，就提前高兴了一番。并暗自盘算开。“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结果第一批遣送名单下来后，里面并未见钱先生的名字，于是杨绛先生便不免失望起来。“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我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象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两位智者就是这般随遇而安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如果我也能如此面对不如意、抛开烦心事，那我的生活当然也会安然如此了。
还有就是乐天知足人生态度了。文革对于那些需要改造与锻炼的人都是一种折磨甚至是摧残，哪来的快乐与享受可言，更何况是对于六十几岁的这对书斋老人。但就在这样的境遇下，老先生也能品出它的甜与乐来，着实令人心升崇敬。说来就是要有一份足够坚实的乐天知足的心态。有了它，就能从苦中品出甜，就能从无趣的劳苦中发掘出乐趣。
杨绛先生在文章中写道，“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搂，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室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而过后先生却说，“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下放干校挖井时，那种辛苦哪里是这位六旬老人可以做得的，可先生却为自己受到同志们的照顾而心存庆幸与感激。“那块地硬得真象风磨铜。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镬来凿。我的“拿手”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跑回连，领了两把鹤嘴镬，扛在肩头，居然还能飞快跑回菜园。我们怕井水涌上来了不便挖掘，所以我们也学大田劳动的榜样，大清早饿着肚子上菜园；早饭时阿香和我回厨房去，把馒头、稀饭、咸菜、开水等放在推车上，送往菜园。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车；拐弯处，曲曲弯弯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稳，会把稀饭和开水泼掉。我曾试过，深有体会。我们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劳者不计较，两人干得很融洽。我们连里是人人尽力干活儿，尽量吃饭——也算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吧？当然这只是片面之谈，因为各人还领取不同等级的工资呢。我吃饭少，力气小，干的活儿很轻，而工资却又极高，可说是占尽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便宜，而使国家吃亏不小。我自觉受之有愧，可是谁也不认真理会我的歉意。我就安安分分在干校学种菜。” 先生为自己因年老体弱而受别人照顾而感到占了便宜，也时常为自己不能多出力而惭愧，却似乎视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劫难而不见，这样的知足心态怎么会让人不快乐呢？
先生还曾为迷过两次路又有惊无险而倍感庆幸。一次是雪夜送钱先生回宿舍，结果回来的路上，道路都被冬雪盖严了，她自己也不知身处何方，甚至还出了险情。“走了一会，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惊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还有一次是看电影学习，跟错了队伍走到了别的营房区，找不到回连队的路，最后费尽周折才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入夜回到宿舍，先生知足的叹道：我睡在硬帮帮、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后来干校迁往明港，两位老人宿舍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先生更觉出这种生活的安逸来。“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
《干校六记》中所记述的这样的生活小事，件件鲜活暖人，我读罢仍不肯释卷，又读了一遍。先生在书中所展现的情怀，实在感人至深意味无穷。就像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每朵乌云都有道银边，让我回味至今。
是啊，生活的天空下，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乌云蔽日时，总可以发现那道亮丽的银边；也希望自己随时都能够铭记，乌云只是暂时的，阳光就在云幕之后。是啊，只要自己愿意，我们的心空总能是风和日丽的，凄风苦雨就会遁形。
在看到台湾版《干校六记》的书评后，觉得这又会是一部契合自己心意之作，赶紧买来读。
书中记述了年逾六旬的钱锺书、杨绛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河南干校时的两年多的下放生活。任何一位对那个年代有所耳闻与知晓的人，都不会怀疑文革时期是一个极尽苦难与磨难的年代，特别是对于那些知识分子而言。但是，在杨绛先生的笔下，读者却能体味出另一番景象，那是一种一个有尊严的生命如何在磨难中存在与生活的高洁姿态。
翻开目录，看到每一章的标题，一股天高云淡、气定神闲的气息便迎面而来，诸如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等等，一撇常见关于文革记忆的沉重与伤痛，霎时给了我一份轻松阅读的心情。
果然是开卷有益。杨绛先生用寥寥两万八千言，便从容细腻地记录了自己与钱锺书先生在文革时期生活的点点滴滴。尽管简短却极尽明朗，足以告诉读者如何快乐自在地生活、如何为自己成就一份相儒以沫的爱情。从这里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两位清明智慧的老人，如何彼此牵携记挂、如何面对苦难自在地生活。也再次为两位老人的鹣鲽情深而感动，更为他们自得其乐的人生智慧而感动。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平常的情意，在现实中却总显得有些难得，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常常不知道如何去灌溉这份情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系这份情谊。但是看到作者是怎样去浇灌他们的爱情之树，读者就能明白地找到答案了。在那个凄风苦雨遍吹的年代，每个人都被投进“再教育”的大洪流里，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私人的时间，更别妄谈什么爱情的浪漫了。
杨绛先生在书中这样记述了那段生活。“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但是两位老人却能找时间给彼此以关怀与温暖。在《下放记别》一篇里，杨绛先生记道：“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
类似的小情趣在随后的篇章也随处可见。在钱锺书先生先行下放后，两位老人只能凭书信相互惦念了。“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而当杨绛先生在八个月后也下放到河南后，尽管离得很近，但因时间受限仍然书信不断。“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还有杨绛先生自己称作的“菜园相会”。“班长派我看菜园是照顾我，因为默存的宿舍就在砖窑以北不远，只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我就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默存的专职是通信员。默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东边的小溪迤逦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我。默存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我们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我一人守园的时候，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赶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他从邮电所回来就急要回连分发信件和报纸，不肯再过溪看我。不过我老远就能看见他迎面而来；如果忘了什么话，等他回来可隔溪再说两句。”还有一次，杨绛先生乘连里的骨干们下午开会学习，其余人员有了“放任自流”的机会，便冒雨探夫，并上演了一出有惊无险“泥潭赴会”的故事。“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我推院进去，默存吃了一惊说，你怎么来了？我笑说，来看看你。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一路上费的时侯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蒙蒙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 还有钱先生的“说文解字”的故事。“我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我来了个恶作剧。有一晚，我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我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遇见默存，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默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我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我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
现在看来，在当时那样一个大背景下，这样的小情趣却显得如此情深意长。但是，说来是小事，又有多少人能从这样寡淡无味甚至只残留着苦涩的日子里增添出如此爱意绵绵的情趣来呢？所以，看了杨绛先生的故事，我就想，爱人间的相互关怀与爱护，实际上不难做到，就在于有没有那份真心与坚持。
《干校六记》里，还能看到杨绛先生在文革时期接受“再教育”的生活。从那里，我们更能看到两位老人是如何面对苦难坚定又自得其乐地生活着的。这给我的感动更大。
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陷入巨大的困境，但是能否快乐地生活，能否从苦痛失意中品出甘甜与清香的滋味，能否让自己从苦难中脱身出来，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用自救与自我解脱的心态去面对困境。同一时代下，大多数人都面对着同样的生活际遇，但是，不同的人因为所凭籍的生活态度不同，却品出了截然不同的各种滋味。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又往往是以苦涩与不如意的滋味居多，快乐与甘甜的滋味却很少。而美好的滋味是要靠自己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品评鉴赏的，发言权在自己身上。所以，同样的生活遭遇，每个人的幸福感常常相差甚远。
文革期间，杨绛先生何能自得其乐呢？那就是要有一份随遇而安的智慧和一种乐天知足的心态。在《误传记妄》里，先生写道：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是啊，要想自己心轻如燕，就要舍弃那些不现实的欲望，沿路而行，自然就有自由相伴了。
有一次，先生偶然听说丈夫可以先被遣送回京，就提前高兴了一番。并暗自盘算开。“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结果第一批遣送名单下来后，里面并未见钱先生的名字，于是杨绛先生便不免失望起来。“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我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象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两位智者就是这般随遇而安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如果我也能如此面对不如意、抛开烦心事，那我的生活当然也会安然如此了。
还有就是乐天知足人生态度了。文革对于那些需要改造与锻炼的人都是一种折磨甚至是摧残，哪来的快乐与享受可言，更何况是对于六十几岁的这对书斋老人。但就在这样的境遇下，老先生也能品出它的甜与乐来，着实令人心升崇敬。说来就是要有一份足够坚实的乐天知足的心态。有了它，就能从苦中品出甜，就能从无趣的劳苦中发掘出乐趣。
杨绛先生在文章中写道，“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搂，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室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而过后先生却说，“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下放干校挖井时，那种辛苦哪里是这位六旬老人可以做得的，可先生却为自己受到同志们的照顾而心存庆幸与感激。“那块地硬得真象风磨铜。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镬来凿。我的“拿手”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跑回连，领了两把鹤嘴镬，扛在肩头，居然还能飞快跑回菜园。我们怕井水涌上来了不便挖掘，所以我们也学大田劳动的榜样，大清早饿着肚子上菜园；早饭时阿香和我回厨房去，把馒头、稀饭、咸菜、开水等放在推车上，送往菜园。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车；拐弯处，曲曲弯弯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稳，会把稀饭和开水泼掉。我曾试过，深有体会。我们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劳者不计较，两人干得很融洽。我们连里是人人尽力干活儿，尽量吃饭——也算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吧？当然这只是片面之谈，因为各人还领取不同等级的工资呢。我吃饭少，力气小，干的活儿很轻，而工资却又极高，可说是占尽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便宜，而使国家吃亏不小。我自觉受之有愧，可是谁也不认真理会我的歉意。我就安安分分在干校学种菜。” 先生为自己因年老体弱而受别人照顾而感到占了便宜，也时常为自己不能多出力而惭愧，却似乎视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劫难而不见，这样的知足心态怎么会让人不快乐呢？
先生还曾为迷过两次路又有惊无险而倍感庆幸。一次是雪夜送钱先生回宿舍，结果回来的路上，道路都被冬雪盖严了，她自己也不知身处何方，甚至还出了险情。“走了一会，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惊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还有一次是看电影学习，跟错了队伍走到了别的营房区，找不到回连队的路，最后费尽周折才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入夜回到宿舍，先生知足的叹道：我睡在硬帮帮、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后来干校迁往明港，两位老人宿舍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先生更觉出这种生活的安逸来。“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
《干校六记》中所记述的这样的生活小事，件件鲜活暖人，我读罢仍不肯释卷，又读了一遍。先生在书中所展现的情怀，实在感人至深意味无穷。就像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每朵乌云都有道银边，让我回味至今。
是啊，生活的天空下，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乌云蔽日时，总可以发现那道亮丽的银边；也希望自己随时都能够铭记，乌云只是暂时的，阳光就在云幕之后。是啊，只要自己愿意，我们的心空总能是风和日丽的，凄风苦雨就会遁形。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