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糖衣药丸

说到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宝葫芦的秘密》一定占有一席之地。其作者张天翼（1906-1985）是分量很重的儿童文学作家，被认为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犯开山祖”，代表作有《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华威先生》《鬼土日记》等。《宝》是其1958年创作的长篇童话，也是19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巅峰作品。不过，如果我们抛开张天翼的作家光环，站在世界儿童文学史的高度讨论《宝》本身，这本书的价值恐怕没有传统评论宣称的那么高。

《宝》讲的是中学生王葆，幻想拥有传说中要什么有什么的宝葫芦，解决生活中的一切烦恼。然而当他真的得到宝葫芦后，却发现宝葫芦给他带来的麻烦远比好处多，以致最后王葆濒临崩溃，与宝葫芦决裂。最后王葆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张天翼在《给小读者的信》中说：“我正是要批判那种总想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才写了这篇故事的。”可以说，这一写作初衷，与1950年代的时代思潮是联系紧密的。同时他也承认：“但是在故事中，这个思想意图表现得不够充分。”

作者这一谦虚的自我批评，我认为是客观的。该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宝葫芦的设定。作者给宝葫芦设置了几条缺陷。首先，宝葫芦需要保密，所以像造出大楼这样可能暴露秘密的任务不能达成。其次，宝葫芦不会凭空创造事物，宝葫芦给你的，必定是从他人处得（偷）来的。第三，宝葫芦不会区分主人真正的愿望，而会不加区分、不择手段地把主人所有的欲念变为现实。第四，宝葫芦只能给主人往进送东西，没有还东西的能力，也就是没有解决麻烦的能力。第五，宝葫芦常常有自己的想法，并非百分百听命主人。

对于王葆所代表的有点儿懒的孩子，藤子不二雄给了哆啦A梦这个充满幻想和温情的朋友，三浦美纪给了樱桃小丸子一个包容温馨的家庭，偏偏王葆得到的是几乎置他于死地的问题宝葫芦。宝葫芦既然那么强大，而且明明很多时候思路比王葆还清楚、道理比王葆还明白，怎么就不能凭空造物呢？能取东西怎么就不能还东西呢？怎么就不能造福大家呢？怎么就不能区分主人真正的愿望呢？且不说对宝葫芦强加的这些设定是否生硬、有无必要，像这样具有诸多致命缺点、不听话的宝葫芦，试问谁想要？谁敢要？当王葆羞愤难当地想把宝葫芦一劈两半时，手中立刻出现宝葫芦送来的刀。这样的宝葫芦，如果出现在成人世界中，无疑是一部恐怖片。王葆的麻烦和崩溃，远不是他有不劳而获的念头的问题，而是这个缺陷诸多、失控的宝葫芦的问题。我们再看主人公王葆，他自尊心和好胜心强，渴望荣誉，同时具有较强的是非观念和羞耻心。他看到好东西时不自觉的羡慕，不比平常人多一分。然而就是这无可非议的羡慕之情，在宝葫芦那里却变成了偷窃的指令，直到最后，王葆才知道他免费得来的东西，原来全是宝葫芦偷来的。我们能怪王葆吗？能指责是他想不劳而获吗？所以说，《宝》在批判不劳而获的思想方面是难以令人共情和信服的，这部小说并不能实现作者写作的初衷。

个人看来，宝葫芦的故事，更合理的解释是：就像那两条鱼的对话根本不存在，完全是王葆幻想的产物一样，宝葫芦也压根不存在，而是王葆的另一个自我（抛开最后这一切是梦的冗余设定不谈）。《科学画报》也好，糖果零食也好，自行车、名花名草、考试作弊也好，如果其实都不是宝葫芦送来的，而是确实是王葆自己偷的犯的呢？为了减轻内心的罪恶感，他在想象中为自己的罪行设计了一个替罪羊，也就是宝葫芦。（这么一解释，张天翼简直成了当代精分作品的先驱。）所以，如果我们跳出批判不劳而获的教育功用这一点，将这部小说作为一则具有隐喻的寓言来读，或许更合理：宝葫芦是欲念的外化，如果我们任由自己鬼使神差地被漂浮不定的欲念牵引，就会逐渐失去自我，被欲望和情绪所控制。神鬼就在一念间。

我这一设想的合理性是基于作者对主人公的设定。从小说中看，王葆是一个相当孤独缺爱的孩子。虽然他看似大大咧咧，其实内心丰富、敏感、脆弱。仔细读读，整部书几乎都是他内心的独白，孤独得令人心酸。王葆平时只有奶奶相伴，屋子里经常是静悄悄的。父母很少出现，父亲又极其严厉，只会一味单方面教训甚至当众讥讽孩子（十四章：“爸爸还笑过我呢，他当着我同学的面，说我栽花是受罪”），毫无温柔和理解可言；母亲则更是被王葆时时思念，却在整部小说中缺席。第二十三章的最后，明确表达了王葆对家人可能是虚幻存在的强烈恐惧。至于王葆与集体的关系，从开头那几件与同学冲突的小事中，我们能看出王葆在集体中与同学关系并不亲密，甚至有点被孤立。和同学之间的疏离在书中许多细节都有体现，比如书中的坏孩子杨栓儿，王葆本来是很看不起他的，但他发现杨拴儿是“专心诚意”想和他交朋友时，他就被感动了，变得很热情。

我们可以思考：作者给王葆设定这样的家庭环境和集体环境是为什么呢？这么一个孤独的孩子，自然幻想与内心戏非常多，同时孤独也是王葆虚荣的原因，因为他极其渴望通过炫酷的东西和亮眼的表现被肯定、被接纳。所以，我可以猜测，虽然王葆具有较强的是非观念和羞耻心，他依然将罪恶的念头付诸实际；而王葆最终的崩溃，也源于被大家发现而再度被孤立的恐惧。也因此，虽然作者没有明说，我认为他通过这部明快的小说隐晦地表达了对处于孤独境地的孩子深深的同情和关心。毕竟，热火朝天的1950年代容不下纤细敏感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一个例子是，1951年，《人民教育》展开对朱自清《背影》的讨论批判，认为其宣扬父子私情和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绪，于是在1950年以前一直作为语文教材篇目的《背影》，在1952年教材修订时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直到1980年代，《背影》才又出现在部分地区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张天翼在1958年发表《宝》时51岁，这部作品是其儿童文学创作的巅峰，也是结束。“文革”中，张天翼遭到了严重迫害，被打成“走资派”“执行文艺黑线的干将”，下方湖北咸宁“劳动”，病至半身不遂、失语。在经历了命运的残酷面后，作者在1978年的《给小读者的信》中将这部小说的主题简单叙述为绝对政治正确的“对不劳而获思想的批判”，恐怕并非其全部初衷。所以，我们和孩子在读的时候，如果仅从作者明言的那一点教育意义上去理解《宝》整本书，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

这部儿童幻想小说虽然篇幅不短，但可读性很强。·全书语言明快利落，贴近当时学生，但时代气息较浓。受时代和文化传统的局限，这部长篇童话道德训诫的说教味较浓厚，构思立意和情感上比较僵硬单薄，就像一枚糖衣药丸。情节有一定趣味性，但又始终处于一种收敛压抑的风格中。学者朱自强评论说“这是一部以幻想的方式引起儿童读者的兴趣开始，以教训来压抑儿童的幻想而结束的童话”，从根本上批判了作者的立意和教育观。对此我是认同的，宝葫芦不合理的设定折射出的正是这种僵硬压抑的教育观，但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产物，并非一位作家的问题。也基于此，我看到有很多老师因为统编语文教材选了本书第一章作为四年级课文，所以把《宝》作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材料全班共读时，感到很遗憾。因为这本书的时代色彩是如此浓重，而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禁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滋润他们的心田，丰富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启发他们对世界的洞见，为何一定要选择这本时代局限性强、对孩子的天性极其严苛、60多年前的作品呢？我认为，好的长篇小说不是一枚药丸，而是一杯甘霖；它不是去医治某项特定的病症，而是让读者喝了感到心旷神怡，富有力量而更加强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