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旧上海的悲剧

这是已故的历史大家汤因比1930年左右的六个月的亚洲纪行。

我最关心的是汤因比的上海印象。

汤因比进入上海黄浦江后，感叹道： “我注视着已不再遥远的泥堤、绿野以及那些争强好胜的‘北欧’树种，有些惊恐。毫无疑问，我又回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

转念一想，我为自己对什么都大惊小怪而感到可笑。难道上海没有被这般屡次三番地‘夸耀’为‘北欧人’所创造的‘七大奇迹’之一么？难道我没有被预先告知：只有亲眼目睹了上海，才能够对‘北欧力量’所取得的成就拥有充分的认识么？中国人提供给‘北欧人’一片泥滩，然而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以后，‘北欧人’将之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作为一段修辞文章这听起来很美；但是当我们的船只驶入黄浦江时，我意识到即便天朝天子任凭中华帝国从‘东京’（此处是历史上外国人对越南河内以北地区的旧称）至朝鲜的整条海岸线为他人使用，‘北欧人’仍会将船泊位在此。‘北欧人’一定会因习惯而来的纯粹力量将上海变成自己的家。一条感潮河流的泥岸，距离入河口二十英里——这听起来毫无魅力，却正是‘北欧人’在自己家乡所选择的‘处所’。同样的‘处所’有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斯凯尔特河上的安特卫普，易北河上的汉堡。就‘北欧人’的历史来看，上海定当在黄浦江边的泥岸上崛起，这似乎不可避免。”

汤因比将英国等视为“北欧”，与法国意大利等“地中海”地区相提并论。

“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夜晚，就寝时分我登上甲板观景，回到伦敦的幻觉最为强烈。蒙蒙细雨忽而瓢泼起来——并非热带大雨，而是英格兰的那种永无天日之雨，天神所赐倾盆而下倏而又止。从雨中望去，外滩的灯光连成一道弧线，正像泰晤士河威斯敏斯特堤岸的夜景。那个塔楼上的大夜光钟，给上海公共租界的夜晚带来了对伦敦人而言再熟悉不过的感觉——这无疑正是设计者的初衷。当我徘徊在上海类似邦德街、巴尔哈姆、哈姆斯密以及莱姆豪斯的地方时，无时无刻不被提醒着这就是伦敦。向河对岸望去，又与罗斯海瑟和南华克区十分相似。从雨中观望，被照亮的堤岸将所有这些印象聚焦于一点，我被一种混杂了思乡与厌恶的奇妙感受而震撼。我感到自己渴望瞬间搭乘一辆由港区开往贵族板球场街角的巴士，回到伦敦的家。”

“当我离开公共租界来到法租界又从法租界抵达华界，逐渐熟悉三类巡捕和三种有轨电车时，我颇有此感。而我于此中感受至深的那一刻，便是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忧虑与疑惧如同笼罩在整个上海的巨雷一般沉重；因那一刻，置身于伦敦的幻象破灭了。然而，如果你在伦敦能够驱车从汉普斯特德花园途经郊外至韦林花园城，在上海就只能到达拉起刺绳钢丝的位置；如果越过这条分界线，你将步入一个任何事情皆有可能发生的世界——上海以外的中国内地与英格兰的本地乡村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亚洲边缘，西方人搭建相似的城市，将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欧洲城市进行面貌上的复制，却是一种徒劳。因为士麦那或上海，只不过有一面西方外墙，将灰泥涂贴于东方建筑的外观而已。外国港口的命运与本国内地的动向紧密相连。内陆乃财富创造之所，却同样也可以消解自身而毁灭。1921年我在士麦那的那种疑惧与担忧在第二年即被证实了。1929年上海的走向仍然不明。它可能成为现代世界最伟大的都市之一——太平洋范围内所有商业与工业的聚焦之地——亦可能燃烧殆尽。”

“上海像一杯鸡尾酒，成分混杂了伦敦的土壤、空气、水、建筑，以及士麦那的举止、习惯、希冀与恐惧。调这杯鸡尾酒的人把它捣得异常夸大而浓烈；以致酒精度数如此之高，随时易燃。如果哪位举杯者贸然将火柴碰得太近，他将点燃火焰，燎烧众人。”

汤因比有历史穿透力，预见了旧上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