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大陆寻找未来
1903年，30岁的梁任公先生从横滨出发，横穿太平洋，到北美洲大陆。随后他在七个月里对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访问，其间的观察感想回日本之后整理成了现在看到的《新大陆游记》一书。
此时的梁先生已经经历了“百日维新”的失败，与1899年9月开始了十余年逃亡的过程。变法的失败和祖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必定沉甸甸的压在他心头。此次考察，他是当做寻求救国强国的方法来看待的。在“凡例”中，他说：“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可见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态度之严肃。在这次考察过程中，他对所经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展详细的观察，用思维的力量去解剖这个急速上升中的新世界。同时，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切也让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祖国的现状，思考改革的方式。由于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他所深切关注的。可以说，梁先生的这次考察是双向的，一方面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先进之处，寻求合适的“药方”；一方面以西方先进国家为镜子去观察同胞和祖国的影像，去寻找“病因”。
初到纽约，梁先生写道“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之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之所同也。至纽约，观止也谓？”可见此次考察带给她的震动是极大的。这种震动是多方面的。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自然是这个处于飙升期社会的繁华。可是作者敏锐地洞察力没有让他的眼光停留在高楼大厦与热闹的街景。书中甚至没有相关的描写。在统计资料上，他更关注人口的增长、公司的规模、交通的状态。这些数据在书中或散见于文字，或集中于表格。而这些也更能从本质上反映一个地方的繁盛。文中对于风景的描写保留的不多，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有哈佛和华盛顿，同样也很简短。“一入哈佛，如入桃花源……”，“华盛顿——美国京都，亦新大陆最娴雅一大公园也……”。见到这种情景，梁先生的脑中，想着的大概少不了记忆里满目疮痍的祖国吧。这两处保留的描述，透露著作者对未来理想中国的希望。
每到一处，梁先生对于当地的著名大学和图书馆是必须考察的。关于这两个地方的记录也尤其的多。这或许出于“师夷长技，教育救国”的愿望。如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等等。姑摘数句如下，以观先生之心情：
“（中国初次出洋留美学生）内惟有一郑生，与工学新得甚多，有名于纽约……然不复能为中国用，以美国数百万学者中，多此一人，何补于美国？……自余或在领事署为译员，或在银行买办……人人皆有一西妇，此亦与爱国心不兼容之一原因，一叹！
“（耶鲁）今年夏季卒业，王君（北洋大学官堂费生）为举首……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答词，实祖国一名与也。……各报纸竞纪之，谓从未有之异数也。
“美国东部大学一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三所者最著名，其程度莫能轩轾。至科学，则仍以哈佛为最高云。吾中国始终未有一人卒业于此校。”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对于游学之事的一些建议。固然有些限于时代有些落后，但也能看出先生的良苦用心，也恭抄录于下：
“一曰非其程度有足以入大学之资格者不可妄去。一曰女学生不可妄去（。一曰宜学实业，若工程、矿物、农商、机器之类，勿专务哲学、文学、政治。一曰勿眩学位之虚名，宜求实在之心得。鄙意如是，愿以还诸留学者。”
梁先生若知今日留学生之状态，不知作何感想。读者为之一叹。
大学以外，对各处的大型图书馆，梁先生也作了不少的记载，雅慕之情溢于言表，不一一抄录。
在游历的过程中，作者的心中装着祖国。如参观波士顿的博物院时“最令予不能忘者，则内藏吾中国宫室内器物最多者……”。在回想波士顿倾茶事件时，他又想到“斯事与林文忠广东焚毁鸦片绝相类。而美国以此或十三省之独立，而吾中国以彼役启五口之通商，则岂事之有幸有不幸耶？毋亦国民实力强弱悬殊之为之也。”作者于此徘徊良久，读者亦然。
在考察的过程中，梁先生敏锐的意识到了运输的重要性，如美国西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北铁路的修建。对于巴拿马在美国扶植下“独立”并授予其修建运河也有着透彻的认识。此外有对于电报的迅捷作了详细的描述。可见他意识到了交通和通信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当时国人对于西方的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洋枪洋炮战舰上，梁先生的这一认识，可以说是超前而正确，令人钦佩。
对于美国，他有着自己深刻的思考。如对于托拉斯的利弊、纽约繁荣下的两极分化、共和制以及选举的利弊、美国领导人庸才居多的原因、大量移民对于美国可能的害处、黑奴问题、乃至宗教等等。其中当然有误读或者限于时代的成分，但先生这种认真的态度，仔细的分析，对于今天认识西方世界，依然有其借鉴意义。
此外，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最为关心的就是当地华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关心同时也是对于自己国家国民的再认识与考察。这在旧金山的考察中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于思考。作者认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白人多尔华人少，我与彼同立于一法律之下……”他总结出了华人爱乡、义侠、耐苦、勤俭守信的优点，也认识到了他们无政治能力、保守、无高尚目的的缺点。可以说，这一认识，至今对于我们认识自己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指导作用。国家的地位低，此地的华人生活状态自然就比较艰苦，好在他们能吃苦。但此地华人又“几无复以业赌为耻着”，及至于“赌亦争外力之一道”。而且统计数字之中，因迷赌而变成无业有民的人之多，也令作者扼腕叹息。他们团结，但是这种团结又局限在同乡、同族，内部留学争斗不断，完全没能真正的团结起来去争取共同的利益。这一点，他和犹太人有过比较，哀我同胞之不幸，深痛其不争。书中也记载了当时的日本人，也一样的受歧视，一样的困苦，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小集团窝里斗的特点，一致联合争取共同利益。读之令人脸热。今天，日本人的状态如何不提了。我中国人在家在外着，有多少改观呢？希望多了不少吧。
书中颇有意思的是记录了两则关乎李鸿章的事情。对于李鸿章，梁任公作《李鸿章传》有过评价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这本书作于1901年，此次游历两年前。两则记载没有什么深意，然而比较有趣，摘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尾罢：
“杂碎馆自李合肥（鸿章是也）游美之后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游历，后到此者如鲫，西人好奇家欲知中国人生活之程度，未能至亚洲，则必到唐人埠一观焉。合肥在美思中国饮食，属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具对，统之名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全美华人衣食于是着凡三千人……中国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举国嗜此若狂。凡杂碎店之食单，莫不大书‘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面’、‘李鸿章饭’等名。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性，遂产出此物。李鸿章功德之在粤民者，当惟此为最（当时海外华人多位粤人）。然其所谓杂碎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
“闻合肥来游（费城独立厅），必欲一坐华盛顿所坐之椅。阍人曰：‘自国父去后无坐者。’合肥曰我偏尔尔，阍者难拒，卒破例许之云。此老作此态，何居？”
此时的梁先生已经经历了“百日维新”的失败，与1899年9月开始了十余年逃亡的过程。变法的失败和祖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必定沉甸甸的压在他心头。此次考察，他是当做寻求救国强国的方法来看待的。在“凡例”中，他说：“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可见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态度之严肃。在这次考察过程中，他对所经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展详细的观察，用思维的力量去解剖这个急速上升中的新世界。同时，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切也让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祖国的现状，思考改革的方式。由于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他所深切关注的。可以说，梁先生的这次考察是双向的，一方面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先进之处，寻求合适的“药方”；一方面以西方先进国家为镜子去观察同胞和祖国的影像，去寻找“病因”。
初到纽约，梁先生写道“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之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之所同也。至纽约，观止也谓？”可见此次考察带给她的震动是极大的。这种震动是多方面的。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自然是这个处于飙升期社会的繁华。可是作者敏锐地洞察力没有让他的眼光停留在高楼大厦与热闹的街景。书中甚至没有相关的描写。在统计资料上，他更关注人口的增长、公司的规模、交通的状态。这些数据在书中或散见于文字，或集中于表格。而这些也更能从本质上反映一个地方的繁盛。文中对于风景的描写保留的不多，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有哈佛和华盛顿，同样也很简短。“一入哈佛，如入桃花源……”，“华盛顿——美国京都，亦新大陆最娴雅一大公园也……”。见到这种情景，梁先生的脑中，想着的大概少不了记忆里满目疮痍的祖国吧。这两处保留的描述，透露著作者对未来理想中国的希望。
每到一处，梁先生对于当地的著名大学和图书馆是必须考察的。关于这两个地方的记录也尤其的多。这或许出于“师夷长技，教育救国”的愿望。如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等等。姑摘数句如下，以观先生之心情：
“（中国初次出洋留美学生）内惟有一郑生，与工学新得甚多，有名于纽约……然不复能为中国用，以美国数百万学者中，多此一人，何补于美国？……自余或在领事署为译员，或在银行买办……人人皆有一西妇，此亦与爱国心不兼容之一原因，一叹！
“（耶鲁）今年夏季卒业，王君（北洋大学官堂费生）为举首……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答词，实祖国一名与也。……各报纸竞纪之，谓从未有之异数也。
“美国东部大学一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三所者最著名，其程度莫能轩轾。至科学，则仍以哈佛为最高云。吾中国始终未有一人卒业于此校。”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对于游学之事的一些建议。固然有些限于时代有些落后，但也能看出先生的良苦用心，也恭抄录于下：
“一曰非其程度有足以入大学之资格者不可妄去。一曰女学生不可妄去（。一曰宜学实业，若工程、矿物、农商、机器之类，勿专务哲学、文学、政治。一曰勿眩学位之虚名，宜求实在之心得。鄙意如是，愿以还诸留学者。”
梁先生若知今日留学生之状态，不知作何感想。读者为之一叹。
大学以外，对各处的大型图书馆，梁先生也作了不少的记载，雅慕之情溢于言表，不一一抄录。
在游历的过程中，作者的心中装着祖国。如参观波士顿的博物院时“最令予不能忘者，则内藏吾中国宫室内器物最多者……”。在回想波士顿倾茶事件时，他又想到“斯事与林文忠广东焚毁鸦片绝相类。而美国以此或十三省之独立，而吾中国以彼役启五口之通商，则岂事之有幸有不幸耶？毋亦国民实力强弱悬殊之为之也。”作者于此徘徊良久，读者亦然。
在考察的过程中，梁先生敏锐的意识到了运输的重要性，如美国西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北铁路的修建。对于巴拿马在美国扶植下“独立”并授予其修建运河也有着透彻的认识。此外有对于电报的迅捷作了详细的描述。可见他意识到了交通和通信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当时国人对于西方的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洋枪洋炮战舰上，梁先生的这一认识，可以说是超前而正确，令人钦佩。
对于美国，他有着自己深刻的思考。如对于托拉斯的利弊、纽约繁荣下的两极分化、共和制以及选举的利弊、美国领导人庸才居多的原因、大量移民对于美国可能的害处、黑奴问题、乃至宗教等等。其中当然有误读或者限于时代的成分，但先生这种认真的态度，仔细的分析，对于今天认识西方世界，依然有其借鉴意义。
此外，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最为关心的就是当地华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关心同时也是对于自己国家国民的再认识与考察。这在旧金山的考察中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于思考。作者认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白人多尔华人少，我与彼同立于一法律之下……”他总结出了华人爱乡、义侠、耐苦、勤俭守信的优点，也认识到了他们无政治能力、保守、无高尚目的的缺点。可以说，这一认识，至今对于我们认识自己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指导作用。国家的地位低，此地的华人生活状态自然就比较艰苦，好在他们能吃苦。但此地华人又“几无复以业赌为耻着”，及至于“赌亦争外力之一道”。而且统计数字之中，因迷赌而变成无业有民的人之多，也令作者扼腕叹息。他们团结，但是这种团结又局限在同乡、同族，内部留学争斗不断，完全没能真正的团结起来去争取共同的利益。这一点，他和犹太人有过比较，哀我同胞之不幸，深痛其不争。书中也记载了当时的日本人，也一样的受歧视，一样的困苦，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小集团窝里斗的特点，一致联合争取共同利益。读之令人脸热。今天，日本人的状态如何不提了。我中国人在家在外着，有多少改观呢？希望多了不少吧。
书中颇有意思的是记录了两则关乎李鸿章的事情。对于李鸿章，梁任公作《李鸿章传》有过评价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这本书作于1901年，此次游历两年前。两则记载没有什么深意，然而比较有趣，摘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尾罢：
“杂碎馆自李合肥（鸿章是也）游美之后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游历，后到此者如鲫，西人好奇家欲知中国人生活之程度，未能至亚洲，则必到唐人埠一观焉。合肥在美思中国饮食，属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具对，统之名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全美华人衣食于是着凡三千人……中国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举国嗜此若狂。凡杂碎店之食单，莫不大书‘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面’、‘李鸿章饭’等名。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性，遂产出此物。李鸿章功德之在粤民者，当惟此为最（当时海外华人多位粤人）。然其所谓杂碎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
“闻合肥来游（费城独立厅），必欲一坐华盛顿所坐之椅。阍人曰：‘自国父去后无坐者。’合肥曰我偏尔尔，阍者难拒，卒破例许之云。此老作此态，何居？”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