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选择”成立的最大变量
在书名中，无奈与选择两个词语不是对等反映的。就上册而言更注重选择的成立、下册则无奈的因素将全部体现出来。所以上册的书评将侧重观察“选择”的成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来很难成立的选择竟然成立，最大的变量在于中国共产党。
一、重大事件与分期
两党关系与中国内战（1945-1947）
中苏同盟的建立（1947-1949）
签订同盟条约与朝鲜战争（1949-1953）
苏共新领导与中苏的蜜月、苏共二十大影响的第一阶段（1953-1956）
二、关注核心：书名
1. “无奈”：同盟的偶然性（尤其要分析其离心的因素，并将在下册展开，即“无悔的分手”）
2. “选择”：同盟的必然性（中共与苏联>蒋介石与苏联）
备注的是，这两个要点以1953年苏共新领导上台为界。
关注问题：中苏同盟建立的必然性（有无其他可能？意识形态起何种作用？）
中苏同盟蕴含着的两种倾向（导致友好的、导致破裂的）
中苏结盟与冷战联系：结盟导致冷战，还是冷战导致结盟？
三、对作者写作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中苏两党同盟的常见解释是意识形态一致下的必然结合，但观察两党关系的逻辑起点——雅尔塔条约、中苏旧约：苏联一开始并未与中共有结盟意愿，而是希望借助官方的国民党政府实现战后两大战略：与西方修好、以东北为核心的若干利益。
在这一阶段，苏联确定了总体支持蒋介石的方针，蒋也以半出卖东北为代价得到了美苏承认。看起来中苏两党将无法结盟，至多建立起脆弱、偶然、冷淡的关系，亲密性则取决于中共的实力、蒋介石的偏向。
事件的不确定性，也是促使两党结盟的微弱因素在于：苏联对蒋的警惕，这实质上是对美国的警惕：一方面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修好，一方面绝不允许其威胁以东北为代表的远东利益。蒋在苏美之间“左右横跳”，苏联希望援共在东北扶植亲苏势力。
由此战后初期美苏对华方针明确：
1、苏联为保住“大利益”与国民党保持官方关系、对共产党进行限度在于联合政府或者划江而治的帮助。
2、美国考虑到蒋介石的糟糕表现与 “门户开放”而愿意扶持一把“更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形成对立，但苏联的赤色威胁将导致这种扶持的终结。
总之：美苏两国都乐于看到一个两党联合政府，同时都将与国民党维持官方关系，而对于共产党给予一定的关系。意识形态不是首要决策依据，但起到了隐秘作用：美国对中共的帮助将随着红色恐怖的发展而结束，这一点上苏联与国民党的矛盾似乎不如美国与中共的，原因在于国民党被视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虽然实际上是封建反动派。
问题的转机在于国共力量的变化，如邓野所述：蒋介石在东北、政协问题的错误决策导致国共政争转化为战争，中共节节胜利即将打过长江去，如果任由中共解放，则既定的雅尔塔体系将崩溃、美国可能丧失一切权益、苏联可能丧失两大战略成果。这一阶段双方都保持了国民党划江而治——其实是对雅尔塔体系的希望：
1、苏联大使馆随国府迁到广州、美国国防部直到蒋败退台湾还给予大量支持。
2、同时苏联与中共达成结盟意向、司徒雷登在最后时刻还尝试面见中共领导人。
随着大陆解放，苏联坚定了结盟意向、但坚持既定方针，因此在中苏条约、解放台湾等问题上多有保守，不愿与美国冲突；美国面对中苏结盟大趋势仍怀有以台湾离间双方关系的希望。这一阶段新政权面临着困难：
中苏结盟大趋势已定，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图谋必将破裂，那么巩固同盟与工业化需要落实雅尔塔体系下苏联的远东利益：外蒙、东北权益恐难以收复——但我们高举的新民主主义旗帜不容许再次丧权辱国。问题是：工业化在理论上需要短期放弃远东利益——必然损及中共威望。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判得并不顺利，双方陷入了僵持。
转机来自美国，蒋败退台湾使美国内部形成了两种意见，最终国务院认为出卖蒋介石换取新政权的友好的意见占了上风，趁中苏僵持时，杜鲁门与艾奇逊先后放出“不会协防台湾”、“台湾是中国内政”信号。
在离间下斯大林面临竹篮打水两场空的尴尬境地：和平已经不再、与中共同盟面临风险——中共对于共产国际早期早有异议、最高首脑毛泽东首次出访就陷入困境。中共确“有”转向美国的可能性。
中苏条约最终签订，中共得到收复国土与援助的大礼包，也面临台湾不能解放、中苏关系的阴影——为了挽回冬季深水不冻港，斯大林转而支持金日成——胜可占据朝鲜南部港口，吃紧也可利用中苏新约中旅顺港战时归苏联的规定，台湾解放就此被撤下日程。
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已经破裂、中苏同盟固定却不明朗，新的矛盾是：中共需要补偿苏联，从而证明自己不是“亚洲铁托”、同时使得纸面上的利益得以落地，中国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决策，就在于斯大林的补救措施——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我们的立国之战，在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此处仅从中苏关系与工业化两个角度思考：在苏联人眼里中国在苏联未明确承诺空军护卫的情况下坚持出兵、付出巨大牺牲，连最高领导人的儿子都为国——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为了苏联的利益捐躯。所以中苏关系更加巩固、中国承接大量苏联转移的军重工业并由此影响了发展战略——国家资本巩固壮大，本因通货膨胀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较高制度成本而受阻的新民主主义战略转变，中国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战略。
综合上述，就1949—1953年可以做出结论了：抗战胜利后，中共不断获得战略胜利，彻底打乱了美苏维持联合执政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违背雅尔塔体系的最大产物。美苏不得不接受，中共从而初步与苏联建立起了联系，并在“别了，司徒雷登”后因势利导利用美苏纷争得到利益。
如果停在这个阶段，那么中共无疑达到了蒋介石梦寐以求的高度：结盟+捞一笔，既定格局足以维持政权基本生存。但问题在于中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农民主义指导的党，实现工业化既是苦难民族的奢望，也是共产主义必由之路。为了工业化必须再次求助老大哥，交上投名状。
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中苏结盟巩固、美蒋结盟分化的力量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发展与正确抉择——能够打败国民党，也能得了中苏条约的便宜并做出朝鲜战争的决策。而冷战话语非常重视的意识形态因素则完全是次要的了：苏联不顾马列同门情谊，美国直到中苏即将同盟之际也不死离间之心，这是中苏同盟的必然性。
同时中苏同盟不是没有危机：民主革命的共产国际阴影、抗战结束的“不许革命”都使中共很不得力，新约签订时中共有些“咄咄逼人”的印象也使苏方不快。
总之，两党的特殊矛盾在于中共的特殊性质：它不仅仅依靠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抛弃原则反复横跳；而是未战队的逆境时发挥灵活性、放弃意识形态枷锁，结盟后稍有资本抓住时机、给予同盟国实打实的利益。
而这样的历史选择，有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走出了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的党，不同于东欧、东亚等一众苏联卫星国，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艰难探索出一条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的革命道路，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完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去苏联化”。
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的革命经验、深厚的历史底气，苏共不能实行控制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提出了“世界革命分工论”：苏共意识到中共的特殊性而赋予之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似乎莫斯科有意与北京平起平坐领导世界革命。且不论这个分工是否有实打实的规定，看似稳固的同盟下存在着阴影：
苏联大国主义作风、历史阶段不同两个因素，导致双方互认左右，不断出现分歧摩擦，而这些需要妥善管控的分歧（“内部矛盾”）却被斯大林逝世后年轻的赫鲁晓夫继任而激发：代际不同、政治经验不同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实在难以有平等协商重大问题的可能性，中共忍耐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十月革命道路的共产主义责任必将以迅猛的形式冲击苏共为数不多的忍耐和自尊，由此看来双方自本书上册苏共二十大开始生长的分歧必将导致同盟的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