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讲述与研究——读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

《马丁·盖尔归来》（下称《归来》）是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写就的一部体量不大的历史专著，围绕着一桩关于16世纪法国农民的案件讲述了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在16世纪法国的朗格多克，一个富裕的农民马丁·盖尔抛妻别子、舍下家业出外游历，一去多年而杳无音讯。后来，一个自称是马丁·盖尔的男子回到了村庄，被妻子、家人和村民们接纳，人人都以为马丁·盖尔回来了。然而，在一起生活三四年并育有一女之后，妻子却声称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蒙骗了，将他送上了法庭。到最后一刻，在法庭几乎就要宣布这个男子就是马丁·盖尔时，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在了法庭上。

故事本身就足够精彩而离奇，对于历史学家戴维斯来说，在电影《马丁·盖尔归来》之后着手从事这一主题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要书写这个故事（这一故事已被复述多次），她要“更为深入地探究这一案子，对它进行历史的解读”，去解决这一案件背后可以追问的种种问题，“第一次进行全方位的史学分析”。事实证明她的研究完成度是十分高的，故事在对历史的追问下变得丰富而真实，其背后所蕴藏的解读角度被充分地挖掘，许多之前不曾识见的意义得以释出，而因为深入的分析而又遇到的新问题，则继续启发着人去思考。这一故事在戴维斯的笔下大放异彩。此外又必须要指出的是，戴维斯在完成对故事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讲述”。此书在西方史学界被誉为微观史学的典范之作，享有盛名，从其多样的过人之处来看，是当之无愧的。

一、好故事

我们这里所指称的“好故事”，不仅仅是从文本史料流传下来的历史事件，更是戴维斯在直接的和间接的史料基础上构筑的更加完整的叙事，在解构和重构之后依据已知事实与谨慎的想象重新书写的故事。《归来》的故事好在哪里？首先作为一个故事，其本身足够出色——当我们简单地用赏析文学作品的眼光稍微审视这一真实发生的事件，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优秀的故事，只需稍作加工就可以变成戏剧或是小说。“在过去的事件中，历史学家很少会发现如此完美，或是拥有如此戏剧性并具有大众感召力的叙事结构”。我们大概可以把马丁·盖尔、阿诺·迪蒂尔（马丁·盖尔的“扮演者”）和马丁·盖尔的妻子贝特朗·德罗尔斯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从婚姻结合、出走到“返乡”再到最后的归来，故事有一个足够完整的发展脉络。在这个脉络中，故事的情节起伏恰到好处，冒牌马丁的返乡、冒牌马丁在法庭上的表演、马丁在最后一刻的归来这些情节都可以在读者的心中掀起高潮。在起伏有致的情节当中，三位主人公的形象十分鲜明：渴望冒险、不安分的年轻马丁与历经世事、成熟稳重的瘸子马丁；曾是“浪荡子”、记忆力与口才出众、“改过自新”的阿诺；渴望维持自己名誉、权利，追求幸福的贝特朗，三者同他们周围的村民、手工业者、市民、法官们一道，在戴维斯的笔下鲜活起来。情节、人物之外，这个故事还有寓意颇深的主题——何为真相？如何区分真相与假象又如何证明真相？蒙田就曾因之发表自己的看法：“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大量它们”。同时，戴维斯也在字里行间带出了相关的问题：真相、假象与人的善恶、事物发展的好坏能够划等号吗？类似的提问空间还有很多，这也体现了故事主题的丰富性。

具备着完整的脉络，拥有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恰到好处的节奏，性格突出、兼具真实性与传奇性的人物，同时自带着意蕴丰富的主题，一个十分精彩的故事被史学家在“虚”与“实”的结合中得以书写。

二、如实书写与历史想象

作为历史学者，重新书写出一个好故事，最基础、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依据和尊重史料。现存的史料支撑起了故事“实”的部分，是故事得以存在的血肉。戴维斯的出发点是当时案件的法官让·德科拉斯撰写的《难忘的判决》与审判时在场的一位年轻人纪尧姆·勒叙厄尔写下的《故事》，其中《难忘的判决》“汇集了这一案子的所有证据、正式的辩论词与判决书，并收入了他的相关评注”，成为了戴维斯分析案件的主要文本，另一个文本则作为一种参照和补充。仅有文本的记载远不能满足历史研究的要求，戴维斯广泛地追踪档案和其他资料，得到了三个不同的斩获：她找到了许多地方文献如婚书、遗嘱、买卖与交易文书、纠纷与仲裁书，因而得以再现法国乡村地社会、经济、宗教、政治和家庭模式的图景，搭建起历史的舞台与场景；因为关于故事主要出场人物的史料文献只找到一鳞半爪，她从两个方向对史料进行处理——根据直接的、有限的史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推断、大量搜集间接的旁证以认识主人公所涉及到的具体事件的一般情况，从一般情况去推测特殊者；档案穷尽之后，她回过头来对科拉斯的文本进行文学分析，法官科拉斯成为了研究的一部分，他的态度、疑惑和对事件的评价都成为了分析的对象。

从戴维斯自己对于研究过程的回顾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对于史料的利用有一个近似于“由实入虚”的过程，即在直接史料有限和存在很多间接的史料证据（如大量的地方信息），又需要回答自己所追问的问题时，谨慎而不失大胆地借助于历史想象。想要回答马丁·盖尔为什么要出走，想要知道贝特朗在马丁出走之后和接纳阿诺饰演的“马丁”时的种种心理，想要知道阿诺和贝特朗之间的关系，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更何况这些问题大多追问的是农民的心理活动），将自己置身于历史语境下去推测和揣摩他们内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想象在事实的基础上为故事虚构出了具体的内容，补上了在档案和文本中大概率被忽略的意识、情感、态度，从而使得人物与故事更加完整，叙事不再简单、单调。

“自始自终，我使用条件语气动词——‘也许带来了’‘可能看见了’——或是‘也许’‘很可能’或‘无疑’一类的副词限定语，来标识基于旁证或间接证据的陈述”。戴维斯在叙述时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态度。的确，“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历史的误读，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在大量的地方文献基础之上所作出的推论，是可以帮助我们贴近和发现历史真实的。正如戴维斯所说，“我在这里奉献给你们的，一部分是出自我的发明，但那是经过过去的声音严格检验了的发明”。就这样，戴维斯遵从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着她所能见到的史料，重新书写了一段以农民的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历史。

三、故事中的人

将视角从“王侯将相”转向平民大众并不是一件稀罕事，戴维斯的可贵之处在于以三位农民为主要对象书写出了他们个人的历史，无论是马丁·盖尔还是阿诺·迪蒂尔，她都花费至少一章为他们“立传”。这个精彩的故事，更是得益于他们在历史中的联合出演。换句话说，戴维斯的视角真正地聚焦到了平民大众中的某个个体，聚焦在以往史书或研究中被遗忘的、保持沉默的人。他们不再是传统历史书写中被忽视的部分，也不是社会史中发挥某种重要作用（比如生产）的群体，而是终于成为了活生生的“人”走进历史学家的视野，他们的语言、行为、情感、态度、意识成为了分析的对象。曾经存在于某时某地的某人与他的生活，变得具体可感，日常生活的历史事实得以被揭示。

同时又因为主角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有其时代背景，研究牵涉了当时社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情况。如马丁·盖尔们从事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带出了所在地阿尔蒂加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状况；贝特朗与阿诺私定的婚姻触及到了当地新教改宗、教义传播的问题；官司一路从里厄打到图卢兹，当时法国的审判制度在案件中被生动地呈现......随着主人公的故事发展，主人公所涉及的社会图景具体地铺展开来，实现了以小见大的意义。

《归来》的研究对象，亦即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着多样的身份标识。富裕的农民、天赋出众的骗子、保守的老家长、仔细观察和思考的法官以及——极具独立意识的妻子。对妻子贝特朗的挖掘无疑是故事的一大亮点。在以往许多相关的复述和文本中，这一16世纪乡村女子并不具备应有的主体意识——丈夫离去又归来，最后自己发现被人蒙骗而将冒牌丈夫告上法庭，似乎没有问题，但好像又缺少了什么。于戴维斯而言，因为自己的女权意识和作为史学家对于“人们部分地创造自己的生活”的笃定，所以她将贝特朗视为积极的能动者，认为贝特朗与阿诺一起导演了这一离奇的故事。

戴维斯专辟一章“贝特朗·德罗尔斯的名誉”以探讨贝特朗接纳返乡马丁背后的思想背景与现实考量。在16世纪的阿尔蒂加，妇女在田间和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但就其自身的权利与收益来说，“全看丈夫与儿子的心意”。她们会希望“得到其他村妇的尊重和作为寡妇的非正式权力”，这需要她们具备和男人打交道、算计自己收益的能力。而“贝特朗就是在这些价值观中长大成人的”，戴维斯用阿尔蒂加妇女权利和地位的具体情况说明贝特朗可能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同时她指出了贝特朗在马丁出走之后并不乐观的现实状况：马丁的叔父皮埃尔为了挽救两家的关系娶了贝特朗的母亲为妻，接管马丁一家的财产，成为这一几乎全是女性组成的家庭的家长，贝特朗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重新与她的母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同时，在村庄里，她不得不面对其他村妇的目光——无论是在家庭网络还是在村庄这一小型社会网络，贝特朗的地位都在被边缘化、非正常化。出于对权利、名誉、地位——更概括地说即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贝特朗梦寐以求的是一位即将归来的，却又截然不同的丈夫与爱人”。阿诺所扮演的马丁，正是那个人。

为什么当叔父皮埃尔要鞭打“新马丁”时，贝特朗用身体保护他？为什么在里厄审判时，当“新马丁”声称，如果贝特朗发誓自己不是真马丁自己甘愿受死时，贝特朗保持了沉默？为什么“阿尔蒂加的任何女子都同意，‘男人对女人的爱抚’是不会搞错的”，而贝特朗在与新马丁同床共枕超出三年才发现自己被骗？正视贝特朗的独立意识和能动性，依据证据强有力的暗示所得到的结论，使得故事的疑点和问题有了合理的答案——“贝特朗·德罗尔斯是冒名行为中的同谋”。在这一结论中，故事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妻子贝特朗变得立体可感起来，被忽视的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形象也充分地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

四、小说式魅力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同时收获了某种文学上的趣味。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到马丁曾经往西游历到达萨拉河畔的马内并与当地旅馆掌柜成为知交，而在第四章书写阿诺的“前传”时，她写到：“一天，在沿着萨拉河，穿过马内时，他碰见马丁的两位朋友，多米尼克·皮若尔少爷和旅馆掌柜皮埃尔·吉耶，他们将他错认为阿尔蒂加的那位失踪者。”这样的叙述形成了细节处前后呼应，颇有草蛇灰线之妙，事实叙述方式的调整使得故事获得了小说式的效果。再如第四章中叙述贝特朗在马丁出走之后的等待时光：“但她肯定对她的一生进行了反省，并像她日后在里厄法官那里罗列的那样，将它分成三个阶段：她九到十年的童年期，九到十年的婚姻期，她长达八年或更长的等待时光。”在这一句话中，同时存在着当时的反省、日后的罗列和对过去的回忆，贝特朗一生的时空被汇聚在了一起，给读者以时空上的跳跃感，读者仿佛与贝特朗一起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时空旅行。又如马丁·盖尔的出走和归来——他无疑是故事的一位主角，但他大部分都不在我们的主要场景阿尔蒂加，而是开场便隐去，直到结尾才出现——在故事中其他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从而将故事推向高潮，也给予读者极大的冲击和震撼。戴维斯是这样叙述的：“刑事法庭即将对案子进行最后的判决，内部意见‘对囚犯有利，而对皮埃尔·盖尔和德罗尔斯不利’。这时，一个装着木腿的人，出现在图卢兹最高法院大楼的门前，他说他的名字叫马丁·盖尔。”

需要强调的是，《归来》并非因为这样的魅力而损失史学的价值。历史书写当然并非文学创作，戴维斯依据史料得到的这个故事本身就拥有完美的叙事线索，她在此基础上再稍作精巧的调整，便使得《归来》在某些方面上散发着小说式的魅力。

五、结语

《归来》所涉及到主题是十分丰富的，比如如何辨别真相，真相、假象与事务好坏善恶的关系，事件既是喜剧又是悲剧的复杂面貌等等。戴维斯在故事结束之后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便进行深入的探讨，甚至在本书出版之后仍然写作长文以进行思考和回顾。这足够值得另辟一文进行梳理，在此处因篇幅受限无法详述。回过头来再看《归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一故事以及故事的书写，对于戴维斯研究和书写之中的过人之处有了更丰富的认识，收获颇丰。但是，我们所获得的认识还较为简单与肤浅，要获得关于《归来》和戴维斯的更深入的理解，还需要更多的追问与思考。

参考文献：

[美]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钟孜：《从现实喜剧到悲喜剧：娜塔莉·戴维斯的历史观转变》，北京大学，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