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谈电影

我与电影之间是谋杀关系。一开始，我拍电影是为了获取毁灭文本的创造性经验。现在，我拍电影是为了抵达图像并将其浓缩。

我希望创造一种万能图像，可以无限地与一系列文本叠合，而该图像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既不丑也不美，只有当文本穿越过它时，意义才随之产生。

戈达尔是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是世界电影最重要的催化剂。

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伯格曼，虽然我之前认为自己喜欢他。《假面》和《沉默》都是过眼云烟。

卓别林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残疾的天才，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传奇意外，也是电影的巨大裂痕。他是精神层面的贫民，是精神层面的落后者。

人们都说，卓别林最大的幸运就是赶上了默片时代。我说，从未有人在有声电影中达到过卓别林电影中无声的境界。

布列松，是巨人一般的存在。他是所有电影的奠基人。当我们看布列松的电影时，我们会觉得好像此前从未看过电影。

年轻人之所以拒绝布列松，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丢掉了激情。

布列松是很伟大的导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扒手》《巴尔塔扎尔的遭遇》这两部影片就能代表整个电影。

布列松应该一年拍一部电影，我也应该一年拍一部。但我们没有钱。在我们的队伍里，只有戈达尔、雷乃和侯麦一年拍一部电影。幸好如此。

我太爱他（塔蒂）了。我认为他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人。《玩乐时间》是部巨片，是与现时代有关的最伟大的电影。这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空间，也是城市空间。

布列松能够直戳我的痛处、正如塔蒂知道如何让我快乐。或许布列松比塔蒂更能引发我的回应，也更有力。

电影的观者创造了电影。书有预设的门槛，而电影没有。观影实践足以使人成为观影者。

在抵达电影层面之前，书是电影人的必经之路。虽然真实的写作不会发生，但在创作链中，书具有与写作同样的价值。

因为做电影，就是以书的创造者——作家——为对象进行破坏行为。做电影，就是使作家无效。

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根植于写作的溃败。电影最主要的且具有决定性的魅力，就在于它对写作的屠杀。这场屠杀如桥梁一般，将我们引向阅读本身。

大部分电影人，尤其是新电影人，他们不读书，只读剧本。他们即便读书，也是像读剧本一样读，书就变得毫无意义。我认识一个读尼采的电影人，他为了读书而读书。他应该知道通过阅读，我们将学会思考，但这一切应该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最糟糕的阅读就是脱离自身轨道的阅读。

我认为现在的影评好像是新闻发言人轮班写的，确实是这样。它完全依赖于新闻发言人的工作。

看电影，现在意味着借助电影来消磨时光，而不是电影决定你一个晚上的命运。所以电影已经不是电影了。有一天，电影或许会被抛弃，就像汽车、船和旅行一样。这一切会发生在此之后：一个精神极度慌乱的人偶然间拿起一本书，他开始阅读，然后忘掉了一切。

我认为电影已经不存在了。除了我称之为“大卖场电影”，即与恐惧有关，散发着臭味的电影我认为那个还被称为电影的东西——他们可能身陷其中而无法看清——其不成功之处，在于我们可以从一部电影切换到另一部电影，离开一部进入另一部，却丝毫没有任何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