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阐释的“庄子与战国时代”

文本的世界比作者的世界大

作者最大的荣耀，是写出的书大于其本人，仿佛上帝借他之身孕育了孩子。一部可以多重阐释的书，个人才能仅仅是必要条件，更需要在历史传统的积淀中浸润有年，方能与集体无意识的馈赠相通，让作品超越历史，成为无限的象征。

而一种相对取巧的方式，是博尔赫斯式的写法，他会在短篇小说中谈论那部书。如《沙之书》里那本书页像流沙一样无限生长的书，又或者书中事件面临“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无穷可能，却将所有时间分岔的平行宇宙坍缩于二维世界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渊博如博尔赫斯也只提出了构思便浅尝辄止，毕竟这样的书谁若试图写出，无异于变相自虐。

但如果一部书不是自虐写出的，就无法超越其体裁局限，成为可以多重阐释的文本。半盲、贫穷、一生凄惨痛苦的乔伊斯，就自虐般创作了《尤利西斯》，书中对有史以来英语写作各种文体叹为观止的演绎，还仅仅是这一庞大深邃迷宫的华丽表面。《尤利西斯》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其阅读的难度和超越这份难度后的审美愉悦，也毋庸置疑。

张远山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也是一部作者近乎自虐的书。看过书或看到过目录的读者会知道，全书采用编年史的体例，逐年叙述了战国史事，将庄子生平化入历史，一年一章，共计一百章。可以说，这是最“笨拙”、最“不取巧”的写法，这种看上去像“年鉴”的东西，对那些只爱速食般消费故事的读者，引用那位古希腊诗人的话是恰当的：“一部大书就是一场大灾难”。

庄子史料极少，写他的传记，容易成为虚构小说，或是思想评传。而思想评传也可能会是有评无传。我读过主要靠作者——如英年早逝的王新民——的文学想象编织的庄子传记。故事写起来比较轻松痛快，读起来也比较容易代入。但作者个人虚构的丰富细节，也就成了戴在庄子脸上的容易识别而往往简约化了的性格面具，很可能就把庄子的世界缩小了，缩得比作者的精神世界小。这样，就丧失了更多面、更深入理解的可能性。

选择编年体的方法，让张远山不能狡猾地跳过任何一个历史细节，也不能取媚容易被传奇眩惑的读者。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关于庄子的文本——我把它叫做文本，是因为传记、小说、历史著作，无法完整指代出它的内涵。书中每一章前半部分，叙述一年之中的天下各国史事，然而不是简单裁剪材料的“断烂朝报”，而是对史事作因果勾连、合理连缀，揭示各国互动的关联，包括东周王室及战国七雄、鲁、宋、郑、卫、越、中山等十几个诸侯国的百年兴盛衰亡，王侯将相、士人隐者在这合纵连横的舞台出处语默的痕迹。每一章后半部分，是庄子和这百年涌现的战国诸子的言语行事，作者将二十余条庄子史料植入其中，与诸子言行成交响效果。

这样的书，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思维的故事，它是立体的、多向度、多层次融合在一起的文本。它的材料，来自所有先秦著作，及后世编纂、出土的先秦相关著作如《说苑》《新序》《战国纵横家书》等，“无一事无来历”。这些经历了焚禁罢黜还能保存至今的先秦“残篇断简”，是中国轴心时代的黄金矿藏。《庄子与战国时代》的整个内容，就是从这个矿藏中挖掘、整理出来。作者做了什么呢？他先化身冶金师，从矿藏中冶炼、提纯出熟金，再成为黄金设计师，通过考据、想象力，使熟金成为艺术品。现在它有了可观可感的形式，然而黄金仍是黄金，金外更无一物。

作者把历史文本捋清，成型，放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直面，去思考。它可以常读常新，我相信，由于原材料本身的伟大和全息呈现，即便是作者自己事后重读，也能读出许多他当时写作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这样的工作，在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已有学术考证的初步呈现。但作为故事呈现，是本书的努力所在。当然，作为故事呈现，也有其弊，“信古”者很容易讲出一个完整好看的故事，因为千余年历史长河留下的最多遗产就是故事；“疑古”者，因为新材料的出现，就可以给故事的部分细节添加新的阐释，体现考据的谨严。但像这本书一样，吸收考证和义理阐释的成果，再编出一整个故事，它的自我作古的决断，文本的杂糅性质，就不可避免。没有注释的辅成，可能是这本书最大的遗憾。

一个文本的几种不同读法

这本书，可以把它看作承接“春秋左传”的战国历史。

因为《左传》的存在，东周前期春秋时代的历史系年，大致无误。秦汉之后，因为《史记》《汉书》的存在，系年也可以基本确定。只有战国时代，因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烧了六国的史书，加上篡弑争战的隐曲，官方史书的失真等众所周知的缘故，导致战国的历史记载错漏百出。

与传统史学“文学的，太文学的”倾向不同，当代的历史学家如陈寅恪，很重视史学研究者的数学能力，曾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张远山有数学头脑，自承年轻时“理科成绩一向比较拔尖”。他研究战国史，立足于将春秋到秦汉间的历史系年梳理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凭空虚构人和事。张远山此书成稿时，本有大量注释，包括书中史料原文和关于这些内容的考证辨析，文字比近六十万字的正文还多数倍。这些文本完成后弃置的“尘垢秕糠”，是书中所述值得信任的证明。

虽然缺乏庄子生平史料，张远山不愿凭空虚构庄子史事导致文本失真，因而立足于道家立场，根据其他史料，虚拟庄子与其师友弟子对话，评议本年政治事件，或诸子思想。所以这本书的文本，亦很像《左传》，不但梳理史料，甚至还有“君子曰”，只不过《左传》的“君子”是立足儒家的伦理立场评述历史，而本书是立足道家的天道立场评述历史。木心曾说过，如果司马迁不以孔子而以老子的精神著史，《史记》会更伟大。这部书，恰恰就是立足老庄精神对战国历史的著述。若与《左传》同看，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还可以把这本书，看成中国轴心时代思想的百科全书。

由于诸子言行被历史系年送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这本书就成了先秦诸子系年+先秦思想史论。战国时代的伟大思想者在此集合成“雅典学院”的全景图像，他们的思想博弈，决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思想走向。而部分厕身庙堂的士子如商鞅、孟尝君、张仪、苏秦等，他们的命运遭际，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走向。

一般的思想史，是“抱大腿”的思想史，例如先秦诸子，可能主要论及老、孔、墨、庄、孟、荀、韩，所谓“先秦七大哲学家”。仅仅因为他们的著述留存较多，便占了历史的便宜。但墨家的宋钘、尹文 、惠施、公孙龙，道家的关尹、列御寇、杨朱、田骈、詹何、魏牟，都是极精彩的人物。而像范蠡、白圭等人，从学术化的角度，很难纳入到思想史的关注范畴。在这本书中，这些重要士人及其事件，他们的师承关系、影响关系、敌对关系、“国际”关系，都得到了自明的呈现，他们的思想和智慧，因为有了清晰的历史背景，不再是捉摸不定的格言玻璃球，而有了切合的现实着落，便于我们完整正确透彻地理解，否则就难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了。

从作者立传的出发点来说，这本书当然主要是庄子的故事，是一个人如何超越、克服自己时代的范本。

许多先秦思想家，行事往往附着于庙堂事件，言论往往涉及天下理治，而庄子一生都在自觉边缘化，力求无用于庙堂的某个统治者，大用于江湖的一切普通人，无用于一时，大用于万世。那么在乱哄哄的时代舞台中心，只有见不太到庄子的身影，这样的庄子才是真实的，他的历史处境才是真切可信的。但这样的传记，在传主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又是很难成立的。张远山既要赋予庄子以超越时代的价值，又要赋予时代以清晰完整的面目，两种近乎矛盾的诉求在文本中同构，用的是中国画中“计白当黑”、“烘云托月”的手法。细致描画出月亮周围的月晕，这样才能不画月亮而月亮自显。若技巧、思力不够，那就只见历史，不见庄子。作者唯有心中时时有一庄子在，月晕的用笔中才能显现出那轮月亮。

战国，是人与人相斫的时代，庄子在自己的书写中，记录了许多被黥、被劓、被刖、夭于斤斧的人。这些人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中，在战国那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笔下，是见不到踪影的，他们是被历史牺牲的代价，但庄子看见了他们，为他们想自由的路径，生存的办法。我们看到很多士人，奔走于喧嚣的庙堂，参与到人与人的相斫、整治之中，但庄子和道家的隐士们，与这些“聪明人”不一样。作者写出了这个不一样。庄子偏离在社会大潮之外，做了自己的事情，庄子的自我完成，给了后人以信心。从此，中国有了独立于庙堂自力更生的人生范式。我看此书时，想起了黄公望那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图上的渔父、樵夫、隐士，就是庄子的传人，他们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做了自己的事情，成就了中华文化的伟大。

最后，这是作者在高难度的自我设定下打造艺术品的故事。

这部书的编年，论述，每一章的安排，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这些年张远山研究成果的集结。它是一次精彩的范铸，每一个小地方的安排，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例如书中安排庄子八岁开始读书，是因为《汉书·艺文志》有记：“古者八岁入学”。公元前288年，庄子八十二岁，这一年齐王、秦王称帝，因各国强烈反对，两国先后取消帝号，书中则安排庄子在这一年改定《应帝王》，庄子的文章由此获得了生气，而不是与现实人生无关的游戏文字。哪怕是这些细节设计，作者都是一丝不苟的。

这本书里埋下的各式典故，可以在阅读中反复挖掘，俯拾皆是。书中的宏观视野，是有一个个细微环节作为基石的，是在厘正了战国纪年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的。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张远山自承花费了半生精力。其中艰苦，努力，心血，才情，和内在逻辑的完善程度，因文本的举重若轻，注释的阙如，只有细细品味，方能真切感受出来。

（刊于《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