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族冲击之下，罗马帝国轰然倒塌：《帝国与蛮族》讲述欧洲千年史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国际迁移浪潮，且愈演愈烈，尤其是整个欧洲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迁移时代”、“无边界国家”等都是针对这次移民潮的现象来说的。移民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泛，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

历史上来看，移民潮并不是第一次，欧洲曾经接纳过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并在其改变之下，成为了现在的欧洲。那时候进入欧洲的移民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文明，充满了强势、征服与暴力。提起这些民族来，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蛮族”。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希瑟的“罗马史诗三部曲”的第三部《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就讲述了“蛮族”对罗马帝国及其之后欧洲历史的影响，以及对现代欧洲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蛮族来源于希腊单词barbaros，最初仅仅是指外族人或者是外国人，但是在古希腊人看来，文明人的标志是有城邦，懂希腊语，会欣赏希腊文学艺术，按照这种标准来看，几乎所有的其他民族都是“蛮族”，有非常明确的“低等”的意思，从道德到餐桌礼仪，蛮族的一切都低人一等。但是在《帝国与蛮族》中作者强调，其所说的“蛮族”有限定的含义，并没有道德意味。书中所说的“蛮族欧洲”，指的是位于东方和北方的非罗马、非帝国的世界。

这个“蛮族欧洲”特意将罗马、帝国单独提出来，是非常有深意的。从公元元年开始，欧洲各地的文明发展差异极其巨大。在地中海圈子内，以罗马帝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极度繁荣的文明文化圈，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这也就是古代欧洲文明秩序：地中海圈子支配着未开发的欧洲北部。

在随后漫长的日子中，各个所谓“蛮族”的进入，让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地中海圈子统治的地位已经被打破，说斯拉夫语的人取代了说日耳曼语的人，成为蛮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力量。

对于这种转变，以前的很多学者们认为，各个“蛮族”的移民，在这千年的时间内突然出现在欧洲的不同地方，改变了欧洲的局面，在欧洲创生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这种观点在1945年之前，欧洲学院派是坚决相信的，毕竟这段时间内，匈人帝国的横空出世，西罗马由此陨落，阿拉伯帝国使得东罗马帝国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再加上哥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维京人……一个个的民族在欧洲的土地上纵横，建立了一个个国家，进而融合、同化。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的迁移对于欧洲局势的变化真的有这么大吗？有一些学者是存在疑问的。《帝国与蛮族》彼得·希瑟认为，“蛮族”的迁移，对于历史的进程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欧洲早期的历史不是被外部移民驱动，而是一种内因，也就是在迁移的蛮族人的刺激下，欧洲国家的内部发生了转变，适应了蛮族的生活方式，蛮族与欧洲本土人之间开始融合。

以历史上如流星般滑落的匈人为例，最早关于匈人的记录出现在公元2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史料中，但是当时人们对于这个民族所知甚少。

也正是因此，当公元4世纪中叶匈人突然席卷欧洲的时候，给罗马人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是难以形容的。

按照马塞林的说法是：“我们的古代记载中很少提到这个民族”，“其野蛮超乎想象”。

对于匈人的起源，历史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匈人是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匈奴”的后代，北匈奴在受到鲜卑人的威胁后，向西迁移，直到以“匈人”的身份传到欧洲大陆。但是至今这一说法并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据来加以证实，而且这一说法有着西方壁垒保护的私心在里面，将匈人的身份与匈奴联系起来，是为了抵御长久以来的东方威胁，保护西方文明，从这一角度上来讲，匈人起源于匈奴的说法并不足信。

在《帝国与蛮族》中，彼得·希瑟也不认为匈奴人可以等同于匈人，匈人应该是在阿提拉统领下的各个部落的统称，在阿提拉意外身亡以后，各奔东西，进而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维京人身上。公元8世纪至11世纪初，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外扩张的维京人总数十分庞大，在盎格鲁-诺曼编年史学家亨廷登的笔下，维京人有着与其他英格兰征服者，如罗马人、撒克逊人、诺曼人等，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也就是维京人从来没有统治英格兰这片土地的想法，而是为了破坏它。但是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中有很多也在英格兰定居，在北方建城，统治王国，如果说他们只是一个破坏者，是有失公允的。在历史上，维京人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多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历史进程。

侵略假说不再成立，那么对于欧洲格局演变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彼得·希瑟提出了两种很有意思的模型，一个是“推进浪潮”模型，适用于小型移民但愿，第二个是“精英转移”模型，这种模型更受欢迎，简单来说就是“蛮族”的移民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赶走原来的统治者，成为被占领土地上的“精英”，代替原统治者进行统治，而原有的经济政治格局不发生变化。这一模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历史上的诺曼征服。

诺曼征服的各类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非常多，足以支撑作者的这一论断。而这时候又凸显出考古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1945年之前的宏大叙事的论题下，考古被迫服从于历史的要求，将历史上各个民族所遗留下来的文物理解为“民族”的文化，而忽略在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迁移和民族适应所带来的影响。而在重新考虑移民外部驱动因素的影响之后，考古学又开始发挥客观主导的作用。

从最开始的历史引导考古，转变为现在的考古引领者历史。这也是在新的欧洲历史考察观念的影响下所带来的转变。

通过匈人、哥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匈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维京人、斯拉夫人这些“蛮族”的移民历史，作者彼得·希瑟充分印证了他的观点：

“移民和发展不是相互冲突的两种解释，而是需要放在一起考虑。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现象，只有合在一起，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地中海对北方和东方蛮族的统治如何被打破，一个可辨的欧洲又如何从古代世界秩序的废墟中出现。”

回到当今的欧洲，在人口迁入较多的国家，普遍有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主张与异质文化共生共存的“多元文化主义”，另外一种则是对移民的强烈排斥，也被称为“新民族主义”。这中复杂对立的局面，与千年之前的欧洲何其类似。

读懂《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或许对当前欧洲移民的局势，会有不一样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