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国：读唐长孺先生论著的点滴体会
选自《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唐长孺先生去世后，周一良、田余庆二位先生曾合写一挽联悼念他。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想音容笑貌珞珈在远吾侪抆泪痛伤神。”上联的意思是说，治魏晋隋唐史，陈寅恪先生之后当首推唐长孺先生。周、田两位先生与唐先生一样，也都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一流学者。他们对唐长孺先生学术地位的评价既符合事实，也体现出了真正学者的胸怀。此联精彩，所以广为流传。
唐长孺先生的主要论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书兵志笺正》、《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居存稿》等。
唐先生的史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各种制度、民族问题、学术、中西交通等，各个方面几乎均有重要论述。而单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论，他的贡献应该说是在陈寅恪先生之上的。
两年多前，我的研究生初入学时，我曾要求他第一学期重点读唐先生的论著。他问我：“唐先生的哪篇文章最好？”我没有回答，一来“哪篇最好”，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好说；二来我是怕他偷懒，怕他只去读我称赞过的文章。
我们知道，优中选优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定要我选择的话，我最喜欢的唐先生的文章或许有如下几篇：一、《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二、《清谈与清议》。三、《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四、《南朝寒人的兴起》。五、《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六、《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这几篇文章就一定是他所有文章中最重要的，只是觉得这几篇文章比较能反映出唐先生的敏锐与机智。赵至这个人物在西晋历史上一点也不重要，一般人看到他的传是不会太留意的。但唐先生读书非常仔细，《赵至传》中的各种异常之事，他都注意到了，并且给予了合理的、可靠的解释。唐先生这篇短文大概也就三千多字，但文中所展现出的作者目光的锐利确实令人叹服。《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也有类似的特点。范长生对于巴氐李氏的建国起了不小的作用。文中说：“李雄对于范长生的尊敬是为了他挽救了自己的危机，本不足怪。但是范长生何故要支持李氏？他是涪陵人，为什么住在成都附近之青城山，并拥有部曲？为什么他与徐轝的归附便能影响成败局势？即使为了感恩而给予特殊尊礼，又何至要让长生为君？徐轝的地位相同，为什么没有像范长生那样获得尊重？”在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一连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并最终从民族、宗教诸方面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清谈与清议》一文篇幅不大，作者从这两个词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用法入手，一直分析到了玄学的起源。在读《抱朴子》一文中，唐先生从江南的“书法”、“语言”、“哀哭”、“居丧”四事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宏大的场面，最终揭示出南北学术文化的不同。《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讨论了晋宋之间土庶区别日益严格的现象。唐先生不为现象迷惑，反而发现了恰好与现象相反的事物本质。他说：“士庶区别的严格化发生在此时正因为士庶有混淆的危险，所以这里并不表示门阀势力的强大，相反的倒是由于他们害怕这种新形势足以削弱甚至消除他们长期以来引以自傲的优越地位。”此外，文中还把南朝宫廷中流行吴歌、西曲之事与寒人的兴起联系了起来，表现出作者丰富的联想能力。
《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没有曲折的考证，只是根据人所共知的基本史实就把汉魏之际大姓名士的作用以及这一群体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作者说：“从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去世，何进辅政，到初平元年（190）春山东兵起，为时不到一年。大姓、名士曾经是何进依靠的政治力量，也是董卓依靠的政治力量，而藉讨伐董卓之名，乘机割据的又正是他们。他们是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一般认为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意在反对名士清议，而唐先生却发现了另一面。他说：“但是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进而，唐先生又把这一认识与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联系了起来。他说：“制度是由陈群建议，延康元年颁布的，但建安年间实际上已采取这种办法，只是既不是普遍推行，更没有形成制度而已。曹操用颍川人即由荀彧荐举，荀或岂非就是颍川中正么？用荆州人由韩嵩条列优劣，韩嵩岂非就是荆州大中正么？我们认为九品官人法既是创举，又是传统的大姓、名士品评人物、主持乡议的继续与曹操全部选举政策的继续。”这实在是精彩之论。曹操用人政策与中正制度通常被理解为截然对立的两端，后者是对前者的背叛。而唐先生利用最基本的史料，就突破了成见，指出表面看似对立的两端其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中正制度的出现就不再显得那样突如其来了。我曾经说过，历史上很少有突如其来的事情，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都是因为我们对此前的情况并不理解。尤为可贵的是，他得出这个结论，完全是出自对一般史料的敏锐分析，而并没有新资料可以依靠。通常地，越是一般性的资料，越是容易被人们忽略，而高手却往往能在这种地方展露风采，于一般之中看到不一般。
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资料少，所以任何人若想在这个领域取得大的成就，都必须具备两种能力。首先是精致处理材料的能力，要尽最大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其次，还得具备“小中见大”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小”，那就没有气魄，也无法解决大问题。在这两个方面，唐先生都是非常突出的。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陈寅恪先生几十年前的一段话。他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我觉得，陈先生的上述认识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甲骨文等新材料的发现给学界以很大震动，学者们特别强调新材料的重要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新材料的强调似乎也不可以过分。因为从道理上讲，没有挖出来的新材料总是有限的，总有穷尽时，若学术研究必须依傍新材料始能前行，那岂不是说学术研究也有穷尽时？比较而言，我倒觉得新问题更重要，有了新问题，就有了新眼光，于是旧材料就有了新意，就变成了新材料。其实陈先生自己的学术贡献主要还是来自于对旧材料提出新解释，而不是依靠新材料。在这方面，唐长孺先生也是如此。
唐先生的风格显然是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他自己的诗也可以作证。1988年夏，中山大学首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唐先生因故未能参加，题诗三绝赠给大会。诗曰：
燕子翩翩王谢堂，穹庐天末见牛羊。
西凉舞伎龟兹乐，收入毫端说巨唐。
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
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钱、王＊作后尘？
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
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
戊辰初夏中山大学召开纪念
寅恪先生学术大会敬赋三绝
后学唐长孺
【＊唐先生原注：“钱竹汀、王西庄。”即钱大昕、王鸣盛两位乾嘉大师。】
唐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尊重如此，而陈寅恪先生对唐先生也是十分尊敬。1955年，陈寅恪先生收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后，曾给唐先生去一信。信中说：
长孺先生左右：
今日奉到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所研索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旧作《从史实论切韵》一册附呈，藉博一笑。
专此复谢敬颂
著祉
寅恪敬启 九月十九日
上述书信往来还不是陈、唐的初次交往。早在1949年以前，唐先生评教授职称就是由陈先生审查通过的。据说当时唐先生的论著还未出版，提供审査的是《唐书兵志笺正》手稿。凭一册未刊手稿，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了。
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他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得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他总是把话说得极有分寸，让人难以反驳，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极难见到。老友阎步克先生曾不止一次和我说起研究者在学术上成熟的标志。他认为分寸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对此，我是深表赞同的。唐先生文字朴素，从不虚张声势。读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正向你娓娓道来。他非常谦虚，而且这谦虚一直持续到身后。他事先给自己的墓碑写下了碑文。那碑文说：“生于吴，没于楚，勤著述，终无补……”
我与唐先生没有见过面，只通过两封信。第一次通信是在1987年。当时遵父亲嘱咐，我把自己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寄给了他。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信中还让我代他转达对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的问候。当时我很不用功，也缺乏责任心，常常是醉生梦死，大概是忘了转达他的问候。第二次通信是在他去世那年。当时我正在写一篇短文《南阳士与中州士》。文章已经有了初稿，但距离发表还要有段时间。我知道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不可能看到这篇文章了，所以就写信给他，一是慰问，二是扼要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这时的他，因为双目失明，早已不能自己阅读了，我的信是由他的助手读给他听的，回信也是由他口授，助手来写，他只是签了名字。在信中，他还为我的文章操心，提了很好的建议。我曾经想把这封信附在文章后面，但又怕人说我拉大旗做虎皮，所以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删了。
唐先生的《论丛》及《论丛续编》、《拾遗》诸书，我都是在当学生时买的，因为看的次数太多了，破损严重，但我仍然不愿意换新版的。二十多年来，各个时期自己批注的文字都在上面，偶尔翻看，感慨颇多，总觉得这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与他交谈，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