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昆德拉与小说家昆德拉
一、
作为一个每部有译本的昆德拉作品都至少看过两遍，并自诩完全读懂了的读者，得知新出了一本关于米兰·昆德拉的“传记”，当下非但没有立刻阅读的冲动，心头首先涌现的还是排斥的心态。因为，作为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完全不需要“传记”！所有对作者生活本身的捕风捉影，都无助于理解作者创作的小说，甚至只会有害。绝对有害！而后者是读者唯一需要关注的东西。真正伟大的小说作为“存在的探测器”，比凑巧写出它的作者本人知道得多得多。
这些道理，昆德拉在他自己的文字和言谈中翻来覆去说了成百上千遍。如果一个读过昆德拉作品的人居然连这个都不懂，那他跟昆德拉的小说就是彻底绝缘的。作为一个跟他作品那么投缘的读者，我自然不可能有兴致去读一本昆德拉本人的生平介绍。
但看到译者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许钧老师，猜测他应该也没兴致去翻译一本昆德拉生平介绍吧？就买下来准备先翻翻，如果发现这不过是本生平介绍，甚至是把昆德拉描述成一个套路“流亡者”、“反抗者”的媚俗作品，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进垃圾桶。看对反“媚俗”作者的“媚俗”化描述，实在是太南辕北辙了。
结果一翻大为惊喜，发现这根本不是一本“传记”，完全不是！这就是一本昆德拉作品和他倡导的小说精神、热衷的小说主题及其形式的研究著作，跟著名昆德拉专家弗朗索瓦·里卡尔的《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是一个性质的书。区别无非在于，在昆德拉的个人生活史和历史背景中确实跟他的小说有较深联系的部分，《一种作家人生》一书也不回避。仅此而已。当然，我们都知道昆德拉本人会对这种并非捕风捉影的联系也完全弃绝。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昆德拉父亲的音乐家身份和简短经历。因为父亲教给他的作曲结构，和父亲的某些经历，跟他的小说有联系。他本人也在小说和随笔中不止一次提到父亲。但我们读不到半句跟昆德拉母亲有关的话。准确地说，还是有一句的：昆德拉从来不提自己的母亲。
至于昆德拉的妻子，我们看完全书除了知道她薇拉的名字和工作身份，也不会获知半点更多的信息。一个奔着“传记”去看的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而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则松了一口气，确知这样的选择性描述，没有跟小说家昆德拉背道而驰。这件事本身，就标识了很昆德拉和很不昆德拉的分野。
看到倒数第二章《事件》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本“非传记”著作作者，专门就这个事情的“昆德拉性”作了阐述。“昆德拉保护自己私人生活的彻底性只建立在文学基础上。”小说家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甚至都不是自己观念的代言人。所以“任何一个传记作者都不可能揭开我私生活的面纱”（援引纳博科夫）。想到在这里，“非传记”作者有为自己之所以如此编排、写作，加以辩护、解释的意味。不禁会心一笑。
二、
因为完全从昆德拉作品本身出发选择、构筑围绕昆德拉的事件，作者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在这本书里完全舍弃了自己的记者视角。我们熟悉的记者视角，如昆德拉厌恶地说，让一切私人生活无处可逃。很多涉及昆德拉个人经历的细节，即便对主题阐述有帮助，如果没有公开的资料或访谈出处，布里埃都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绝不深究。
比如在情爱经历这件事上，全书唯一的记录就是昆德拉同事说，昆德拉喜欢女人，也受女人喜欢，且一直跟妻子薇拉保持良好的关系。没了。布里埃就这样仅有的信息提到一笔之后，又立刻回到对昆德拉小说中情爱主题的论述，绝不往下八卦。即便情爱生活是昆德拉小说最浓墨重彩描述的内容之一，他在小说中的描述，不可能跟他自己的经历完全无关。
所以布里埃的书写，就是昆德拉作品文本森林内部的，而绝不跳脱在外。意在进一步引起读者对昆德拉作品本身的关注，而绝不引向昆德拉的私人生活。
在这个文本森林中，情爱生活几乎是昆德拉以小说为武器探索存在的起点。在“抒情时代”，那些愚蠢、可笑、幼稚的“年轻人”，在爱的人身上找寻自己幻想中的形象，爱人和整个世界不过是自身情绪镜面的投射。对应的就是“抒情的女性追逐者”。而在“抒情世界崩塌”之后，一个人才能获得清醒和觉悟的目光。这时对应的就是“史诗的女性追求者”，一个人在女性（或男性）身上寻求的，不是自己想象和情绪的投射，而是对方本身的客观存在和趣味。
态度上，昆德拉对前者以惋惜、嘲讽、鄙视为主，而为后者——真正的“放纵者”，献上了最高的敬意和赞赏。
这个内容如此重要，以致于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外在表现出现在昆德拉的小说中。他又在随笔中摊开来明着说了好多次。不仅仅因为情爱生活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对情爱/情欲生活的考察，可以洞察人和世界的深层次侧面。更因为，昆德拉这种区分对待和描述，完全凸显了他一生都在汲汲以求的生活品性——“小说性”。
在抒情世界坍塌的基础上，真正的放纵者和放荡者出现了。也正是在抒情世界坍塌之后，小说才得以诞生。昆德拉这里的小说是绝对反抒情的。诗歌的抒情时代对应着有激情但绝对愚蠢的“年轻人”。对此加以摒弃之后，真正值得赞美的成年人才诞生，这对应的就是小说的世界，小说的时代。
所以，昆德拉这里的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文体学或者美学概念，还是伦理学的，人类学的，生活哲学的。昆德拉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诗人，出版过诗集，写过政论文章，甚至为了生计写过占星专栏，但他把除了成人时代的小说和随笔之外的、所有曾经写过的东西，都排除在自己的“作品集”之外。只有“作品集”中的作品才实现、结构了小说家昆德拉，小说家昆德拉有自己强烈的“小说性”倾向、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之外，所有矛盾、多样的东西，他个人经历里的事情，他希望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掉，不为人所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在昆德拉这里唯一能够了解和交流的就是昆德拉的这种“小说性”，我想不如直接叫“昆德拉性”。
三、
所以看《一种作家人生》这本书，最有趣味的，就是发现“昆德拉性”的各种弥漫。
比如，对待自己的祖国捷克，小说家昆德拉骨子里是热爱的。但是，与其说他爱的是捷克这个地理上的国家，不如说他爱的是捷克的“昆德拉性”。这种捷克国族的“昆德拉性”，是神圣幽默清洗道德归罪，是在各种相对性中沉醉，是模棱两可，是反讽，似是而非。在作家先辈中，最能体现这种“捷克性”、“小说性”，也即“昆德拉性”的，是写《好兵帅克》的哈谢克。哈谢克笔下的帅克参与了一战，他傻子一般的言行和作风，却有一种深邃的智慧，在这种蠢蛋外壳下圣人光辉的照耀中，战争和整个世界都无非是一个笑话。
在“布拉格之春”之后昆德拉后来不愿意提及的政论性文章中，昆德拉没有像他的很多捷克同辈作家一样高扬“反抗”的旗帜，而是特别热衷于阐述捷克式反抗的独特性。这种对抗不是不久前布达佩斯那种战斗式的，而是带着幽默精神的，生活气的，反讽，甚至搞笑的。我们都不会忘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过的，捷克姑娘们对着苏联坦克上的士兵撩起上衣，嘲笑他们压抑的性生活。
这完全是通行的那种“反抗”的另一面。这一面是那个时代“布拉格之春”和随后的入侵、抵抗运动的全部吗？恐怕不是。但那个时候，昆德拉已经彻底走到了“媚俗”的背面。在小说家昆德拉眼里，那种高喊着口号的抒情鸡血式舍身就义，不管是入侵者还是抵抗者，都不过是“媚俗”中的一种形式，可笑，无意义。这里边没有他爱的捷克，他爱捷克的，只在于捷克的“昆德拉性”。
当然，作为一个曾经的诗人，曾经抒情世界中的一员，昆德拉也认识到捷克同样是诗人的国度，诗人多到可以出口换汇。所以在这个层面，抒情诗人的传统渗透在他的同辈反抗者中，成了他小说里不断出现、加以嘲讽或者冷峻剖析的另一个常见内容。在这个层面，这些反抗者甚至跟苏联的入侵者是同构的，在入侵者的心中，无不被热烈的情绪所包围，满心在狂热情感中为了他人好的冲动。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东边来，侵入布拉格的坦克也从东边来。情绪极端激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碾压捷克土地的坦克，斯大林主义，他很多同辈人的媚俗反抗，都是同一个维度的东西。在这个维度中，世界变成小尼禄和小波拿巴模仿来的激情激荡下的演习场，幼稚，可笑，又席卷一切，无比可怕。而那个觉醒了的小说家昆德拉，跟《玩笑》中的路德维克一样，在放逐中彻底走到了背面。
在昆德拉和“天鹅绒革命”之后成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当年的论战中，昆德拉说其实“布拉格之春”从未被终结，它其实是胜利了，且从未消退。他说的，就是这种抵抗运动中的“昆德拉性”及其相应内容，从未消退。他甚至嘲讽哈维尔出于个人的自我情绪和名声需求自行其是。而在“媚俗”性抵抗运动领袖哈维尔看来，昆德拉犬儒，自以为是，无视政治斗争和历史现实的坚韧、血腥和残酷。两个人说的和各自的思考层次，已经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不难发现，小说家昆德拉不光用“昆德拉性”照耀个体生活，还试图以此来透析整个世界，所有捷克的，国族的，历史的，都在“昆德拉性”的照耀下纤毫毕现。捷克最好的一面，就是“昆德拉性”的一面。抒情诗特性给世界和历史带来灾难，只有觉悟了的清醒幽默的“昆德拉性”才能给人类一个美好的未来。小说家昆德拉构筑的，不止是小说美学，也不止是个体生活伦理学，还有更加宏大却也失之简单粗暴的历史哲学。
但他又很清楚自身小说家的局限，对于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宏大和简单化，他会回过头来告诉你，不过都是个笑话，不用当真。
四、
毋庸讳言，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流行跟他的政治色彩有关。而这种政治色彩和他小说中的政治因素和特定历史背景，有时会让不明所以的读者以为他是个萨特那样的介入性反抗作家。这就造成了天大的误会，被以为的，恰恰就是小说家昆德拉最最反对的。
但这里面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如果那么不想被误解，那又为什么一直抱着历史背景不放呢？写作，哪怕是“昆德拉性”的小说写作，也有一百种方式。诚然，小说家昆德拉说，那个斯大林主义笼罩的时代，为对人类境遇和存在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极端处境，可以借此看到很多在别的环境中凸显不出来的人类特性。一个模范的昆德拉小说的读者，应该无视小说中历史背景本身的政治历史特征，而仅仅是把其视为展现人物特性的背景容器。
作为一个自诩绝对模范的昆德拉小说的读者，这个事情一直给我造成轻微的困扰。因为一方面我确实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跟着他的笔触探索存在，但另一方面，我又总不自觉会被那个历史背景文本本身的审美感所吸引。而后者，在小说家昆德拉看来，是错误的，偏离了通向唯一正确的小说阅读目标的正轨。
在阅读《一种作家人生》的过程中，当那个昆德拉及其小说中很多人物生活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更加真切而全面地呈现在我眼前时，对那个轻微的困扰，我也越来越释然了。因为即便是小说家昆德拉，其实也没有完全放弃那种隐而不彰的历史审美。尽管跟历史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历史中的昆德拉跟小说家昆德拉，根本没法截然分离。
《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几部完全或部分捷克背景的小说，都有或强或弱的历史审美感。弗朗索瓦·里卡尔说，昆德拉的小说就是“道路小说”、“流亡小说”，区别于“斗争小说”，背离“家园”、“故土”。而在那种历史审美中，“流亡”其实都不够彻底。路德维克、雅罗米尔、塔米娜、托马斯、特丽莎，这些人无论是什么形式和性质的流放，其实都还有“祖国”。“祖国”，一个小说家昆德拉反复纠缠的词。这种“祖国”和时代感让这几部小说文本本身，都或多或少脱离了小说家昆德拉的直接意图，呈现了更加多样的审美层次。恩，真正伟大的小说，比小说家本人知道得多得多。
萨宾娜（不想用译作中的萨比娜）走到了彻底的边上，比上面那些人物都更进了一步。但即便是萨宾娜，也还是能够瞥见已经离弃的那个世界的美，明白美只来自于你所离弃的世界。还是有具体的地方让萨宾娜离开，布拉格，捷克，苏黎世，瑞士，美国……
也正是在萨宾娜这里，昆德拉的捷克背景故事，写到了尽头。再后面就是《不朽》中的阿涅丝，阿涅丝生活的是一个历史已然终结的世界。她生活在巴黎，但不再有祖国，不再有具体的地方可以让她离开和抵达。一个彻底没有了祖国的人，能“流亡”、“离弃”的是什么呢？只有最后的人类世界。最后在阿涅丝这里，小说家昆德拉的大部头写作也走向了终结（同时也是他母语-捷克语写作的终点）。某种意义上，在这里，在历史终结的地方，小说家昆德拉也走向了终结。
最后只剩下自然这个唯一的存在。“所有的存在都会成为石头的盛水盘，世界如热雨一般倾泻而下，狗和别的动物都将在自己的家中，自然覆盖了一切，不再有尘世，不再有笑和爱情，不再有道路和流亡。也不再有小说。”（《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结尾）
也不再有小说。
所以我以前很奇怪，为什么我在读几部捷克背景的小说时，对背后的历史甚至政治人物充满了好奇，但在读《不朽》的时候，却对阿涅丝生活背后的历史和政治人物毫无兴趣。原来阿涅丝就是最后一站，没有了历史，政治，斗争，只剩下最后必然离弃的一个抽象的不再有任何具体面目的无聊人类世界。
《一种作家人生》的最后一章，叫《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昆德拉告别抒情时代后诞生的小说家昆德拉，拼尽全力拥抱、阐释“现代性”，或者说“昆德拉性”。在他的捷克生活时代，他纠结于“昆德拉性”跟斯大林主义、威权和媚俗反抗精神的冲突。然后在写完《告别圆舞曲》之后，他阴差阳错来到了法国，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三部大部头捷克语创作的作品。在法国，他悲伤地发现，在这个貌似一切都被允许的地方，“昆德拉性”更加无处藏身，它被彻底消融，不再有任何意义。
“这个将幽默置于他作品中心的人，同时是完全绝望的。人们本可以认为他满足于民主赋予的善行和自由。可他也看到盛行的现代性的另一面——诚然是更温柔的。而这一现代性在他看来是完全毁灭性的。”
所以，说昆德拉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作家则完全不得要领。在不能明说的隐晦表述中，他甚至会怀念那个时代。在那里，萨宾娜曾经生活的捷克世界，“昆德拉性”至少可以以抵抗的方式存在，即使经常被误解。而在阿涅丝的世界，“昆德拉性”本身都显得可笑，随后就荡然无存。要强行对应“资本主义”的话，那这个世界一切都不再有意义，“是完全毁灭性的”。
而历史，这个小说家昆德拉几乎纠缠了一生的东西，框住了他，让他不得不一遍遍解释，反驳被误解的成见。但是，回到我上面那个问题，小说家昆德拉，为什么又一直抱着历史背景不放？因为他也离不开它。在历史终结之处，自然不再有历史中的昆德拉，那就不再有小说家昆德拉。
也不再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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