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述先：纪念劳思光先生

勞先生剛過世，臺灣兩大報都在頭版登消息，也訪問一些人談勞先生的學術。但是，大家都還沒有把勞先生學術上的特點講出來，我就在這裡分為三點講講。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先說說我個人跟勞先生的關係。說來很有意思，我跟勞先生曾經是同班同學，那是我們同在臺大的時候。勞先生資格很老，他從西南聯大、到北大，然後在台大畢業。一九五一年，我大學一年級，考進臺大哲學系，哲學系的必修課有一門是心理學。勞先生是四年級，還差一門心理學就可以畢業。所以他也來上心理學，結果我真的跟勞先生同過班哪。勞先生那時能夠批判老師的方法論，而我們才大一，甚麼都不懂，可以想想看，我們會拿甚麼分數！不過，當時我們並不認識；就是一個大教室，他坐在那裏聽，我們小毛頭坐在後面聽。勞先生的年齡，照他自己的講法，是一九二七年，我是一九三四年，所以他應該是比我大七歲。年輕的時候，大一歲就差好遠，可是到了老了以後，七歲就不是差那麼遠。所以勞先生七十歲以後、跟我談的時候，我們有很多共通語言。講甚麼抗戰時候的事情、徐蚌會戰，我們都是不言而喻。

勞先生畢業後到香港，大多數的時間也留在香港。（那個時候他反蔣，一直不再來臺灣。）他年紀不大的時候，已經給香港的雜誌寫文章，已經是個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勞先生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教書，影響主要在崇基。我在台灣當然不可能跟他有什麼交談，後來到美國留學、教書，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學，之後就在南伊大和中文大學之間來來去去。所以，勞先生和我有些共同的學生，像李瑞全、關子尹、張燦輝。一九八一年，香港中文大學要我去擔任講座教授。我覺得義不容辭，去了以後，就跟勞先生是同事，同在一個系裡，接觸就比較多了

接下來分三個要點，講我所理解的勞先生的學術。第一就是：怎麼了解他的哲學史？勞先生寫哲學史，並不只是要回顧過去發生過的、中國哲學的那些東西，如此而已。他有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以問題為主導。他要問先秦儒學的problematic是甚麼，宋明理學的problematic是甚麼。這是一種以問題為主導的哲學史探究。他一開始寫哲學史的時候，前面就提了這一套基源問題研究法。在出版《中國哲學史》前面那兩本的時候，還看不出這麼大的一個特色。到了第三本出來的時候，就很不一樣，所以第三卷講宋明理學和前面的篇幅根本完全不對等。

我第二點要講的是：勞先生跟現代新儒學的關係。勞先生以問題意識來講哲學史的時候，完全沒有意思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對儒家有特別的關注，要弘揚它的道理。他沒有這個講法，他的問題意識是：他是把普遍的東西放在前面，西方人念哲學也有他的problematic，中國哲學只是happens有某一種思路出來。從這裡，你才看出他講的基源問題，在哲學上的重要性。我們當代新儒家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唐君毅跟牟宗三。唐先生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學。牟先生本來在臺灣師範大學、然後東海大學，之後唐先生把他請到中文大學。當時，我們哲學界的盛事就是唐先生、牟先生、勞先生，都在中文大學。

勞先生跟新儒家的關係很密切。他在香港到處發表文章（包含學術文章和時論），其中的一個園地是《民主評論》，是徐復觀主編的雜誌。我們到了很晚以後才知道，他的經費是他直接從老蔣那邊要來的。勞先生早期也和牟先生關係非常密切，他們兩人都作中國哲學，都從康德翻轉出來，所以開始的路子是合的。勞先生一開始當然是做「第一批判」（康德知識論要義），然後轉到「實踐理性批判」。他造了一個片語，叫做「窮智見德」，意即：你把intellectual的方面，窮盡地investigate、研究它、探究它，就會發現它有限制性，行為方面、道德方面，就不是知識能夠處理的。從康德的觀點就是說，知識是在現象界，可是實踐理性要講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不是邏輯、數學的範圍，也不是經驗科學的範圍，它是要接觸到本體的。在這個情況底下，康德把自由意志當作postulate， 因為這是不能夠證明的。（最近還有人寫文章說中文多好用，西方還很難造出一個詞來叫做窮智見德。）牟先生同意、並引用「窮智見德」這四個字。到後來，尤其是牟先生有些講論出來，對勞先生有很多貶詞。勞先生非常生氣。勞先生跟牟先生、唐先生的關係不一樣。唐先生的思路跟勞先生比較遠，可是唐先生口不出惡聲，談到勞先生的話也都是正面的話比較多，所以勞先生非常感念。唐先生過世的時候，深表悼念之意，直到現在講到唐先生也都是正面的。對於牟先生，勞先生就覺得，跟他分崩離析。

處理宋明理學是勞先生跟牟先生最大的分歧所在。從牟先生的觀點看，宋明理學雖然講的東西已經遠超過先秦儒學的範圍，但是，他的精神是繼承的。像「理」這樣一個觀念，在先秦儒裡面不是重要的觀念，顯然是受到佛家的影響。所謂「受到影響」不是說宋明理學裡面，接受了任何佛家的觀念。我以前曾經借用佛家裡面的兩個詞來分別――就是「因」跟「緣」。佛家衝擊宋明儒，是一種「緣」，就是逼得儒家對佛家提出來的問題要有所回應。用牟先生的講法就很清楚，中國有所謂三教合一的傳統：道家是本土的，老早從漢以後就是儒道互補。到魏晉有玄學，牟先生寫《才性與玄理》；佛家的話，牟先生寫《佛性與般若》，還在《心體與性體》之後。那麼，基本上同的地方在甚麼？就是牟先生認為中國儒、釋、道三教，都認為人有「智的直覺」（intellectual intuition），這是康德不容許的，康德只能把那些東西當postulate。可是對於中國人來講，卻是不同。牟先生做大學生時已經受到熊十力的影響。馮友蘭說王陽明的良知是一個假設；這是錯誤的，其實是一個呈現。牟先生就被這句話影響了一輩子，他是弄邏輯的，也不知道熊十力講的中國哲學是什麼，可是他這樣霹靂吼，震醒了宋明以後沉睡的、理學的學脈。也就是說，當代新儒家繼承的是熊十力而不是馮友蘭，儘管馮友蘭也在新儒學裡扮演了一個角色。

勞先生和牟先生處理宋明理學，最大的分歧就在宇宙論，包括形上學。勞先生因為要排斥宇宙論，把儒家的形上學也排斥了。這一點，當然是當代新儒家絕對不允許的。彼此主要的分歧，也就在這個地方，簡化來說就是所謂的天人合一。牟先生雖然講天人合一，也認為儒家的天道論包括形上學和宇宙論，可是那個宇宙論並不是自然主義的宇宙論。勞先生的看法則是：他排斥自然的宇宙論，所以再進一步也不認為這個宇宙有什麼本體。可是，如果沒有本體，熊十力傳下來那套學問整個就作廢了，因為熊十力整本的《新唯識論》就是見體。（唐先生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是他從大陸逃到香港以後出的第一本大書，在既沒有藏書，也沒有以前的積稿，完全憑他的記憶，憑他的體證來寫這本書。書中的序很重要。裡面就講，他年輕的時候寫東西哲學的比較，因為《易傳》裡面有一句話，叫「神無方而易無體」。唐先生年輕的時候，跟馮友蘭一樣受新實在論（neo-realism）的影響，說中國傳統的宇宙觀是無體法，大家都很稱讚唐先生的文字和概念。只有熊先生寫信來，說你開頭一句話就講錯了。唐先生年輕時很不服氣，可是後來發現，他有很多病痛，西方哲學上面都找不到答案，沒有解答。到最後回歸到儒家的一套東西，才發現熊十力的深透。

勞先生生前一直說，他是以心性本位、心性論問題為主，認為儒家的根本問題是心性論。他的三段是這個樣子。第一段是張載這些人是理本位。第二段朱熹是性本位，性理學，第三段王陽明是心本位。勞先生跟新儒家比較合轍的是王陽明的那一派。就是心性論、心本位。這一點，他跟新儒家都繼承康德的先驗論。牟先生講到現代的邏輯時，形式主義（ formalism）和約定主義（conventionalism），他都認為沒有接觸到本體；邏輯不能夠光講形式主義、講約定主義，要講先驗主義。勞先生講先驗主義的話，跟牟先生還合；可是牟先生的天人合一，就不只是道德倫理的範圍是先驗，是整個形而上的天道論，後來杜維明叫做anthropo-cosmism。這跟勞先生的差異就大了。從牟先生、杜維明的觀念看的話，勞先生的說法其實是一種寡頭的人文主義。這麼看，彼此的學術異同，就看清楚了。

我要講的第三點是勞先生到了晚年所講的文化哲學。他講的文化哲學，跟一般的文化哲學不一樣；我也講文化哲學，可是我講的文化哲學是從卡希勒（Ernst Cassirer）轉出來。勞先生講文化哲學，是從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那些轉出來。哈伯瑪斯的源頭也是康德。康德的問題是這樣：不能只講先驗的道德理性；道德理性要落實到人間，一定要通過文化。哈伯瑪斯那些都是往下落下去，講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把重點放在程序理性（procedural reason）上面。勞先生把這個擴大了，往這邊走。我跟勞先生談，我主張把「理一分殊，做創造性的詮釋（creative interpretation）；理一是非言所詮，非解所到的，可以回到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我在這一點上面跟牟先生的重點有所不同。牟先生的重點是把道擔在自己身上，做他的學生變成要傳他的道。擔子太重了，人家就覺得牟先生是權威主義、獨斷論。事實上你去看牟先生的很多思路，他絕對不是權威主義、獨斷論。光是中國哲學裡面，他是同意講三教合一的；並沒有說儒家可以獨霸一切。後來，一九五八年元旦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講得很清楚，光是「道統」是不夠的，也要科學，吸收西方的客觀的學問傳統。這是要打開「學統」的新路，民主部分則不能像中國的傳統，只有「治統」，沒有「政統」；只有 administrative system，沒有 constitutional system。

理一是不能夠言詮的，講到孔孟、程朱陸王、唐牟，已經就是分殊。為什麼有分殊不同的表現呢？這就跟時代現實有關係了。我們今日人的表達，絕對跟宋明不同，宋明的表達跟先秦又不同。我在這個方面著重到：文化要落實的話，就通過卡西勒的 functional unity，文化的形式變成symbolic forms（就是 cultural forms），也就是通過文化來落實。這跟勞先生也有一些可以通的地方。大家只談合的部份，不必去談不合的部份。

這些就是我講的三個重點。勞先生第一是以問題意識講中國哲學史，第二是把宋明理學從先驗的道德理性去接，然後歸宗到王陽明的心性論；而新儒家是通過新的闡釋的方式，去重新闡發「天人合一」跟「理一分殊」。最後，就是勞先生接上現代的哈伯瑪斯跟傳達理性、程序理性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