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性奠定一个自然科学基础——《道德的动物》读书笔记（上）
给人性奠定一个自然科学基础——《道德的动物》读书笔记（上）
最初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是很看不下去的，一眼看去，无非是个体主义的性心理学、婚姻心理学与达尔文生平的混合：我最讨厌的个体理性选择在个人生活上的运用。但寒假里由于读了作者赖特（Robert Wright）的另一本书《非零年代》，颇惊讶于他的博学和敏捷思维，料想这本书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就认真读起来。一读之下才发现，这本书比《非零年代》写得更好，也更重要。
或许可以说，这本书的主题是理性选择在人类个体生活中的应用，但是选择的主体不是人类个体，而是自然，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机制——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不同于个体有意识的理性选择，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体选择出于有意识的理性算计，而自然选择发挥作用往往在个体意识之外，它通过塑造个体的欲望、情感和道德，而不是诉诸理性，来进行选择；二、个体选择的标准往往是“幸福”或者效用，而自然选择往往带来煎熬和苦痛，因为它选择的“标准”是遗传性状（或者说基因，但这种说法有欠准确，参见进化生物学权威赖尔的《生物学哲学》）的传承和繁衍；三、最后，自然选择在物种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程度并不是均匀的，就人类而言，虽然最近一万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自然选择作用反而停滞了，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到新石器时代就停止了，也就是说，人类当前的生物性状和行为倾向适应的并不是当前的社会生活，而是延续了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在书中称为EEA，即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ation，作者简称为“祖先环境”：“从理论上讲，在我们祖先的社会环境中，只有那些促使基因能代代相传的性状才是今天人性的一部分。”）。
在本书的第一编《性、浪漫和爱》，作者以达尔文个人的婚姻为线索，以自然选择为理论工具，分析了男女在性爱和婚姻上的策略差异。
雌雄动物之间的性行为是生殖活动的一部分，从自然选择角度看，每个动物个体的利益在于通过生殖活动产生尽可能多的、具有繁殖竞争力的后代。但是同样的利益，由于雌雄在生殖活动中的角色不同，满足这种利益的策略是不同的：由于雄性只需要贡献精子，他对每个后代个体的投资其实是极少的，因此他看重的是后代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他的遗传利益要求他跟尽可能多的异性进行尽可能多的性交；但雌性由于要在后代的生育中付出重大的投资，她一生中能生育的后代是有限的，所以她看重的是后代的质量，所以对与之性交的雄性有很挑剔的要求。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在性爱活动中，雄性往往是热烈追求者，而雌性则是往往是羞涩挑剔者。
以上只是最基本的分析，更进一步，对后代出生后需要喂养的动物而言，不光有生殖的问题，还有抚养的问题，这样，父母投资的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对于人类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所有动物中，人类在后代抚育中的父爱投资是最高的，这恰恰就是自然选择对我们的“祖先环境”的适应。对此，赖特作了几个方面的简短分析。首先，人类生存环境从森林到草原，捕食者增多了，暴露危险也增加了，婴幼儿需要父亲的保护；其次，人类的直立行走使得妇女骨盆狭小、产道变窄，再加上进化使得婴儿的头越来越大，所以必须提早出生，增加了抚育的时间和难度，也需要父亲帮助；第三，狩猎的出现，意味着供养一个家庭是可行的，这减少了父爱投资的代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人脑的发达使幼儿具有了文化学习的能力，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双亲抚育比单亲抚育在这方面有巨大优势。
这样，自然选择就倾向于让男女和他们的后代形成长期稳定的家庭。赖特认为，这打破了一个流行的见解，即男女之间持久的爱情仅仅是西方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他说：
自然选择似乎已经计算了成本-收益，并将它转化为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这不仅仅是爱孩子。成为可靠的双亲结合的第一步是，男女形成强烈的相互吸引。父母双方同时照料孩子获得的遗传回报就是男女跌入爱河持久迷恋的原因。（43）
看到这一点，可能很多女生会开心，但别高兴得太早了，男女之间会存在持久的爱情并不意味着一夫一妻制就是自然的。一夫一妻制表示男女之间有完全对称的关系，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即使在这种高父爱投资的生育模式中，男女双方的遗传利益也是不同的。女性偏爱的是有地位的男性（在祖先环境中，这未必意味着财富），因为有地位的男性在生存资源分配上握有权力；还有就是有雄心和勤奋这样的品质，因为这意味着将来的地位；以上两种都涉及父爱投资能力，另一方面是投资意愿，主要是对她的承诺。而男人看重女人的，则主要是生育潜力，所以年龄显得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女人的在性方面的忠贞，因为如果这方面存在问题的话，那大力投资的后代可能传递的是另一个男人的基因。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既然女人看重男人的忠贞，男人也看重女人的忠贞，那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把男女都塑造成非常忠贞的动物？问题在于，从不同程度上说，对于男女中的任何一方，对方忠贞而自己不忠才是最佳的遗传局势。男人通过“一夜情”让别人的妻子怀上自己的孩子，就可以利用她的丈夫的父爱投资来为自己的基因流传做贡献。而女性的遗传利益，我们已经说过，可以分析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生出来的孩子抚养大、抚养好，这要求配偶的资源水平和忠贞；但还有一方面，就是孩子的遗传性状要尽可能地好，以便产生更多的孩子的孩子，这就要求孩子的生身父亲应该尽可能地强壮、有魅力。但这两方面有时是不能兼顾的，作者以为，女性这种双方面的遗传利益理论能够最好地解释她们隐藏排卵期的现象。
面对女性的偷情倾向，男人的主要应对策略就是婚前甄别。他们把女人分成两类：很容易就满足自己性欲望的，就不会产生尊重和爱，只作为短期享乐的对象，而不会作为进行父爱投资的妻子，因为这样的女人倾向于乱交，对她的投资无法保证自己的遗传利益；另一类在交往中保持性节制的女性，就会产生爱和尊重，因为对她进行父爱投资更有可能保证自己的遗传利益。这就是所谓“圣母-妓女”对立（Madonna-whore dichotomy）。
下面即将进入赖特理论中我最欣赏的一方面了。男人对女人的性道德进行甄别，那么，贞洁与放荡的差别是天生的吗？进化生物学家通过对动物的研究提出了“进化稳定态”的理论，简单来讲，就是在贞洁女性占绝大多数时，少数放荡女性的遗传利益会得到非常好的保证，这样，她们在群体中的比重会增加；对男性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反过来也一样，放荡女性占绝大多数时，贞洁女的遗传利益也会得到非常好的保证，她们在群体中的比重也会增加。这样，在群体中两种策略的比重会实现平衡，达到稳定。
可是，赖特拒绝了这种解释。自然选择有能力让个体形成固定的行为策略来应对环境，它也同样有能力产生这样的基因：它不是使人们“不可逆底具有一种特定的人格类型”，而是“让人格逐渐地趋向稳定”。他说：
我们有出色的大脑，它的理性能娴熟底针对成为圣母还是妓女、成为好爸爸还是浪荡鬼的价值，假设社会环境还包括其他人对这个人特定的长处和不足做出反应，那么，自然选择就会一视同仁底有利于那些使大脑对于这些社会环境敏感的基因得到兴盛。（64）
从社会学角度看，对自然选择作用的这种理解，由于承认了人们根据社会环境形成人格，为社会化或者濡化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
赖特认为，这种环境部分决定人格形成的理论对解释社会现实问题有重要的作用。第一，男孩和女孩在性方面各自的自尊水平等级的意义是不同的。非常美丽的女孩，也就是高自尊的女孩，往往倾向于性抑制；而高自尊的男孩则强烈追求短期的性征服。而具有适度自尊的男孩则可能具有比较强的家庭责任感。极度低自尊的男孩则倾向于强奸这样的性犯罪。第二，人格与环境的相关性能解释贫困与性道德之间的关联，贫困环境中女人的遗传利益决定了她们在性行为上的策略。
既然男女并不是完全对称的，那对称的一夫一妻制就有问题。现代社会中，离婚率越来越高，造成离婚的原因基本都在于男性一方，要么是他们主动抛弃自己的妻子，要么是他们由于厌恶对方，变得粗鲁自私，使婚姻状况不断恶化，逼走妻子。这种差异的原因还是在于遗传利益的不对等：女人生育时段相对短，而男人相对长；有孩子的女人很难再婚（因为继父对这些孩子的抚养不能增进自己的遗传利益），而离婚男人很容易再找女人。
既然如此，人类的各社会为什么以一夫一妻制作为主要的婚姻模式呢？富有的或者高地位的男性被一夫一妻制束缚，这不用说；即是对女性来说，从遗传利益考虑，给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做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妻子也要比给一个贫穷男人做唯一的妻子上算。那为什么多数社会都实行一夫一妻制呢？有两种情况，一是男性在经济地位上都平等，没有特别富的男人，这样，做一个男人的第二任妻子当然不上算，这是所谓“经济强制型的”一夫一妻制；在男性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仍然实行一夫一妻制，那原因就是“社会强制”。
强制的一夫一妻制到底对谁有利？常识观点是对女性有利。这个答案是错的，道理很简单，在婚姻市场上，一夫多妻制增加了部分男性吸纳配偶的能力，在女性资源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增加了，这样，她们总体上的身价就上去了，但这不代表女性都受益，实际上最优秀的女性利益受损了，因为她们本可以独占优秀男性，但现在却需要跟别的女性分享。在男性方面，高等级男性的遗传利益得到充分满足，他们是受益者；而低等级的男性遗传利益则受到了绝对的损害，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因为上层男性占有几个女性而失去传宗接代的机会。反过来说，强制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受益者是低等级的男性，高等级女性也受益了，但没有前者受益大；受害者是高等级男性和低等级女性，不过他们受的损害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忍受的。所以赖特说，一夫一妻制是男人之间的妥协。低等级男性的遗传利益受到绝对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铤而走险，破话整个社会，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在作了以上繁复的理论分析之后，可能很大程度上为了照顾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赖特回到达尔文自己的婚恋，用刚才的理论来分析这个过程。在这个分析中，我觉得有理论价值的是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的探讨。这个时代的性道德是双重标准的：男性的某些类型的性越轨是可以容忍的，而对女性却不开这样的口子。男性的越轨，如果对象是低地位女性，比如妓女或者女仆，社会可以容忍，男人们自己也把这种越轨仅仅当作发泄性欲的手段，而不会产生真正的感情；但如果越轨的对象是同阶层的女性，则要受到较严厉的社会惩罚。这样，对于男性性越轨的这种有选择容忍，不仅不会破坏一夫一妻制，而且有助于它的巩固。但到了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社会地位的平等化和女性的普遍受教育，男性随时遇到的女性都有可能成为他重新结婚的对象，这个时候的婚外情对一夫一妻制的打击是致命的。
赖特虽然是在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但他的真正关怀恰恰是社会的和道德的（这一点在威尔逊那里体现得也很明显）。他从自己的分析中得出，当前美国社会虽然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的，但由于婚姻的不稳定，高阶层男人通过不停的离婚再婚（让人想起杨振宁博士）霸占年轻女性的生育期，也就相当于多妻了。更麻烦的是，离婚后的女性拖儿带女，她们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都成为问题。从这方面看，这种变相的一夫多妻制反而不如正式的一夫多妻制（这让人想起中国的“二奶”制不如传统的纳妾制）。
以上用很逻辑的方式勾勒了第一编的主要内容，原书当然比这丰富。遗漏的内容中，我觉得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有两方面。一个是两性对配偶忠贞的侧重点差异：相对于感情上的出轨，男性更在意肉体上的出轨，他更难原谅这一点；而女性则相反。道理在于，妻子在肉体上出轨会对丈夫的遗传利益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会导致他投资于别的男人的遗传基因的传递；而丈夫在感情上的出轨则可能意味着他将抛弃前妻，转移父爱投资，这对前妻的遗传利益的影响也是致命的。
另一个是女性对现代一夫一妻制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方面。相对于男性，女性在性心理上更适应一夫一妻制，但她们适应的是祖先环境中的一夫一妻制生活，在那种情况中，女性“既有工作生活又有家庭生活”，她们可以在外出采集时带着孩子，或者跟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待在一起。而发达工业社会的母亲
可能一周工作四五十个小时，担心日托的质量并为此感到歉意。或者，她们会做全职的家庭主妇，仅仅养育孩子并由于生活单调而憋得发疯。（124）
最初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是很看不下去的，一眼看去，无非是个体主义的性心理学、婚姻心理学与达尔文生平的混合：我最讨厌的个体理性选择在个人生活上的运用。但寒假里由于读了作者赖特（Robert Wright）的另一本书《非零年代》，颇惊讶于他的博学和敏捷思维，料想这本书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就认真读起来。一读之下才发现，这本书比《非零年代》写得更好，也更重要。
或许可以说，这本书的主题是理性选择在人类个体生活中的应用，但是选择的主体不是人类个体，而是自然，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机制——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不同于个体有意识的理性选择，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体选择出于有意识的理性算计，而自然选择发挥作用往往在个体意识之外，它通过塑造个体的欲望、情感和道德，而不是诉诸理性，来进行选择；二、个体选择的标准往往是“幸福”或者效用，而自然选择往往带来煎熬和苦痛，因为它选择的“标准”是遗传性状（或者说基因，但这种说法有欠准确，参见进化生物学权威赖尔的《生物学哲学》）的传承和繁衍；三、最后，自然选择在物种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程度并不是均匀的，就人类而言，虽然最近一万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自然选择作用反而停滞了，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到新石器时代就停止了，也就是说，人类当前的生物性状和行为倾向适应的并不是当前的社会生活，而是延续了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在书中称为EEA，即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ation，作者简称为“祖先环境”：“从理论上讲，在我们祖先的社会环境中，只有那些促使基因能代代相传的性状才是今天人性的一部分。”）。
在本书的第一编《性、浪漫和爱》，作者以达尔文个人的婚姻为线索，以自然选择为理论工具，分析了男女在性爱和婚姻上的策略差异。
雌雄动物之间的性行为是生殖活动的一部分，从自然选择角度看，每个动物个体的利益在于通过生殖活动产生尽可能多的、具有繁殖竞争力的后代。但是同样的利益，由于雌雄在生殖活动中的角色不同，满足这种利益的策略是不同的：由于雄性只需要贡献精子，他对每个后代个体的投资其实是极少的，因此他看重的是后代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他的遗传利益要求他跟尽可能多的异性进行尽可能多的性交；但雌性由于要在后代的生育中付出重大的投资，她一生中能生育的后代是有限的，所以她看重的是后代的质量，所以对与之性交的雄性有很挑剔的要求。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在性爱活动中，雄性往往是热烈追求者，而雌性则是往往是羞涩挑剔者。
以上只是最基本的分析，更进一步，对后代出生后需要喂养的动物而言，不光有生殖的问题，还有抚养的问题，这样，父母投资的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对于人类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所有动物中，人类在后代抚育中的父爱投资是最高的，这恰恰就是自然选择对我们的“祖先环境”的适应。对此，赖特作了几个方面的简短分析。首先，人类生存环境从森林到草原，捕食者增多了，暴露危险也增加了，婴幼儿需要父亲的保护；其次，人类的直立行走使得妇女骨盆狭小、产道变窄，再加上进化使得婴儿的头越来越大，所以必须提早出生，增加了抚育的时间和难度，也需要父亲帮助；第三，狩猎的出现，意味着供养一个家庭是可行的，这减少了父爱投资的代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人脑的发达使幼儿具有了文化学习的能力，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双亲抚育比单亲抚育在这方面有巨大优势。
这样，自然选择就倾向于让男女和他们的后代形成长期稳定的家庭。赖特认为，这打破了一个流行的见解，即男女之间持久的爱情仅仅是西方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他说：
自然选择似乎已经计算了成本-收益，并将它转化为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这不仅仅是爱孩子。成为可靠的双亲结合的第一步是，男女形成强烈的相互吸引。父母双方同时照料孩子获得的遗传回报就是男女跌入爱河持久迷恋的原因。（43）
看到这一点，可能很多女生会开心，但别高兴得太早了，男女之间会存在持久的爱情并不意味着一夫一妻制就是自然的。一夫一妻制表示男女之间有完全对称的关系，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即使在这种高父爱投资的生育模式中，男女双方的遗传利益也是不同的。女性偏爱的是有地位的男性（在祖先环境中，这未必意味着财富），因为有地位的男性在生存资源分配上握有权力；还有就是有雄心和勤奋这样的品质，因为这意味着将来的地位；以上两种都涉及父爱投资能力，另一方面是投资意愿，主要是对她的承诺。而男人看重女人的，则主要是生育潜力，所以年龄显得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女人的在性方面的忠贞，因为如果这方面存在问题的话，那大力投资的后代可能传递的是另一个男人的基因。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既然女人看重男人的忠贞，男人也看重女人的忠贞，那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把男女都塑造成非常忠贞的动物？问题在于，从不同程度上说，对于男女中的任何一方，对方忠贞而自己不忠才是最佳的遗传局势。男人通过“一夜情”让别人的妻子怀上自己的孩子，就可以利用她的丈夫的父爱投资来为自己的基因流传做贡献。而女性的遗传利益，我们已经说过，可以分析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生出来的孩子抚养大、抚养好，这要求配偶的资源水平和忠贞；但还有一方面，就是孩子的遗传性状要尽可能地好，以便产生更多的孩子的孩子，这就要求孩子的生身父亲应该尽可能地强壮、有魅力。但这两方面有时是不能兼顾的，作者以为，女性这种双方面的遗传利益理论能够最好地解释她们隐藏排卵期的现象。
面对女性的偷情倾向，男人的主要应对策略就是婚前甄别。他们把女人分成两类：很容易就满足自己性欲望的，就不会产生尊重和爱，只作为短期享乐的对象，而不会作为进行父爱投资的妻子，因为这样的女人倾向于乱交，对她的投资无法保证自己的遗传利益；另一类在交往中保持性节制的女性，就会产生爱和尊重，因为对她进行父爱投资更有可能保证自己的遗传利益。这就是所谓“圣母-妓女”对立（Madonna-whore dichotomy）。
下面即将进入赖特理论中我最欣赏的一方面了。男人对女人的性道德进行甄别，那么，贞洁与放荡的差别是天生的吗？进化生物学家通过对动物的研究提出了“进化稳定态”的理论，简单来讲，就是在贞洁女性占绝大多数时，少数放荡女性的遗传利益会得到非常好的保证，这样，她们在群体中的比重会增加；对男性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反过来也一样，放荡女性占绝大多数时，贞洁女的遗传利益也会得到非常好的保证，她们在群体中的比重也会增加。这样，在群体中两种策略的比重会实现平衡，达到稳定。
可是，赖特拒绝了这种解释。自然选择有能力让个体形成固定的行为策略来应对环境，它也同样有能力产生这样的基因：它不是使人们“不可逆底具有一种特定的人格类型”，而是“让人格逐渐地趋向稳定”。他说：
我们有出色的大脑，它的理性能娴熟底针对成为圣母还是妓女、成为好爸爸还是浪荡鬼的价值，假设社会环境还包括其他人对这个人特定的长处和不足做出反应，那么，自然选择就会一视同仁底有利于那些使大脑对于这些社会环境敏感的基因得到兴盛。（64）
从社会学角度看，对自然选择作用的这种理解，由于承认了人们根据社会环境形成人格，为社会化或者濡化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
赖特认为，这种环境部分决定人格形成的理论对解释社会现实问题有重要的作用。第一，男孩和女孩在性方面各自的自尊水平等级的意义是不同的。非常美丽的女孩，也就是高自尊的女孩，往往倾向于性抑制；而高自尊的男孩则强烈追求短期的性征服。而具有适度自尊的男孩则可能具有比较强的家庭责任感。极度低自尊的男孩则倾向于强奸这样的性犯罪。第二，人格与环境的相关性能解释贫困与性道德之间的关联，贫困环境中女人的遗传利益决定了她们在性行为上的策略。
既然男女并不是完全对称的，那对称的一夫一妻制就有问题。现代社会中，离婚率越来越高，造成离婚的原因基本都在于男性一方，要么是他们主动抛弃自己的妻子，要么是他们由于厌恶对方，变得粗鲁自私，使婚姻状况不断恶化，逼走妻子。这种差异的原因还是在于遗传利益的不对等：女人生育时段相对短，而男人相对长；有孩子的女人很难再婚（因为继父对这些孩子的抚养不能增进自己的遗传利益），而离婚男人很容易再找女人。
既然如此，人类的各社会为什么以一夫一妻制作为主要的婚姻模式呢？富有的或者高地位的男性被一夫一妻制束缚，这不用说；即是对女性来说，从遗传利益考虑，给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做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妻子也要比给一个贫穷男人做唯一的妻子上算。那为什么多数社会都实行一夫一妻制呢？有两种情况，一是男性在经济地位上都平等，没有特别富的男人，这样，做一个男人的第二任妻子当然不上算，这是所谓“经济强制型的”一夫一妻制；在男性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仍然实行一夫一妻制，那原因就是“社会强制”。
强制的一夫一妻制到底对谁有利？常识观点是对女性有利。这个答案是错的，道理很简单，在婚姻市场上，一夫多妻制增加了部分男性吸纳配偶的能力，在女性资源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增加了，这样，她们总体上的身价就上去了，但这不代表女性都受益，实际上最优秀的女性利益受损了，因为她们本可以独占优秀男性，但现在却需要跟别的女性分享。在男性方面，高等级男性的遗传利益得到充分满足，他们是受益者；而低等级的男性遗传利益则受到了绝对的损害，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因为上层男性占有几个女性而失去传宗接代的机会。反过来说，强制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受益者是低等级的男性，高等级女性也受益了，但没有前者受益大；受害者是高等级男性和低等级女性，不过他们受的损害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忍受的。所以赖特说，一夫一妻制是男人之间的妥协。低等级男性的遗传利益受到绝对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铤而走险，破话整个社会，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在作了以上繁复的理论分析之后，可能很大程度上为了照顾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赖特回到达尔文自己的婚恋，用刚才的理论来分析这个过程。在这个分析中，我觉得有理论价值的是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的探讨。这个时代的性道德是双重标准的：男性的某些类型的性越轨是可以容忍的，而对女性却不开这样的口子。男性的越轨，如果对象是低地位女性，比如妓女或者女仆，社会可以容忍，男人们自己也把这种越轨仅仅当作发泄性欲的手段，而不会产生真正的感情；但如果越轨的对象是同阶层的女性，则要受到较严厉的社会惩罚。这样，对于男性性越轨的这种有选择容忍，不仅不会破坏一夫一妻制，而且有助于它的巩固。但到了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社会地位的平等化和女性的普遍受教育，男性随时遇到的女性都有可能成为他重新结婚的对象，这个时候的婚外情对一夫一妻制的打击是致命的。
赖特虽然是在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但他的真正关怀恰恰是社会的和道德的（这一点在威尔逊那里体现得也很明显）。他从自己的分析中得出，当前美国社会虽然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的，但由于婚姻的不稳定，高阶层男人通过不停的离婚再婚（让人想起杨振宁博士）霸占年轻女性的生育期，也就相当于多妻了。更麻烦的是，离婚后的女性拖儿带女，她们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都成为问题。从这方面看，这种变相的一夫多妻制反而不如正式的一夫多妻制（这让人想起中国的“二奶”制不如传统的纳妾制）。
以上用很逻辑的方式勾勒了第一编的主要内容，原书当然比这丰富。遗漏的内容中，我觉得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有两方面。一个是两性对配偶忠贞的侧重点差异：相对于感情上的出轨，男性更在意肉体上的出轨，他更难原谅这一点；而女性则相反。道理在于，妻子在肉体上出轨会对丈夫的遗传利益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会导致他投资于别的男人的遗传基因的传递；而丈夫在感情上的出轨则可能意味着他将抛弃前妻，转移父爱投资，这对前妻的遗传利益的影响也是致命的。
另一个是女性对现代一夫一妻制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方面。相对于男性，女性在性心理上更适应一夫一妻制，但她们适应的是祖先环境中的一夫一妻制生活，在那种情况中，女性“既有工作生活又有家庭生活”，她们可以在外出采集时带着孩子，或者跟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待在一起。而发达工业社会的母亲
可能一周工作四五十个小时，担心日托的质量并为此感到歉意。或者，她们会做全职的家庭主妇，仅仅养育孩子并由于生活单调而憋得发疯。（124）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