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压抑与希望

昨天刚读完莫言的这本《天堂蒜薹之歌》。和之前阅读莫言作品的体验一样，全书一气呵成，因而读起来也很流畅。

这本小说是根据1987年的一件真实事件改写而成的。故事梗概我就不概括了，全书的情节并不复杂，读过的朋友应该很容易能理清楚。从叙事上看，全书是两条时间线交错出现，而这两条时间线在“客观时间”的意义上，隔得并不远。或者说，如果从“客观时间”的角度看，实际上两条时间线是前后紧挨着的，一条时间线的结束就意味着另一条时间线的开启。但是在全书的叙述推进中，两条时间线由于交错出现，甚至在临近书末的方四婶对狱友中年妇女的诉说中，两条时间线几乎完全被合并在了一起。方四婶对前不久那段事件的回忆和诉说，时不时夹杂着对中年妇女的安慰和开解（或者说也是在极端无奈的情势下对自己的安慰和开解），使得读者有时甚至分不太清哪些是“现在”，哪些是“过去”。这段文字的叙事方式构成了对全书叙事方式的缩影。事实上，在整部小说中，作者试图营造的，也是类似的阅读效果：两条时间线的交织，也使得读者有时很难将两条时间线截然区分开。这实际上就在“客观时间”之外，又创造出了小说内部的“主观时间”：虽然在“客观”意义上，两条时间线是前后发生的；但是在“主观”意义上，或者说在作者试图营造的读者阅读体验的意义上，两条时间线是同时并行的，是同时发生的。

为什么要营造这种主观时间的体验？为什么要运用如此复杂的叙事，甚至在两条时间线的间隙，还插入了许多对更久远的过去的回忆（例如高羊对他少年时和青年时经历的回忆）？当然，这是现代派小说的特色。但我们不能认为，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仅仅是炫技而已。在两条时间线中，值得留意的是方四叔和方四婶夫妇的命运。在“客观时间”较靠前的时间线上，他们拆散女儿金菊和高马的恋情，逼迫女儿嫁给病恹恹的四十多岁中年男人，来换取自己瘸腿的大儿子能娶到老婆。在这个故事里，他们是施暴者。在他们面前，在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乡土伦理面前，金菊和高马的感情显得太过脆弱。而在“客观时间”较靠后的时间线上，方四叔被乡长的车碾死，却无处伸冤，方四婶出于怨恨而参与了打砸县政府的暴行，被下狱并判刑，最后迎来自杀的结局。在这个故事里，他们是被施暴者。在一个更强大的力量面前，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弱小如蝼蚁，就好似当初女儿在他们面前也是如此。在两条时间线中，施暴者同时成为了被施暴的一方，形成了命运的颠转。而由于作者有意模糊了“客观时间”的前后区分，这就使得施暴者的形象和被施暴者的形象完全叠合了起来。这提示我们，在这部小说的故事里，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欺凌之恶与被欺凌之苦，或许无法截然两分，而是合而为一的。当人物在此时展露出人性之恶而施暴时，或许也会在彼时遭遇他人的施暴，而无力反抗。

不过，我们决不能将小说中这样一个“施暴者与被施暴者”的“切片”视为简单的因果报应，作者也显然并非在说一个天真的命运轮回的童话。相反，这样一个看似是因果报应的故事切片，不但无法满足读者对“恶人终究得恶果”的期待、无法满足读者的道德预期从而带来道德上的快感，反而在阅读过程中会给读者带来沉重的压抑感。为什么如此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在书中所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中，似乎隐藏着一张巨大的网，或者说一条巨大的锁链，将所有人都绑缚在其中。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任何人都无力逃离或脱身。高马自始至终都不服从这套体系的安排，屡次努力想要挣脱，但终究失败，最终丧命。高羊驯顺得如待宰“羔羊”，但屡屡遭遇欺凌和侮辱，乃至心理几近扭曲。他确实存活了下来，但却以一种极度屈辱的方式活着。驯顺并没有为他带来他人的仁慈，反而让他一次次地成为了被施暴者。方四叔和方四婶，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曾经是施暴者，但转眼间又成为了被施暴的对象。他们驯顺过这个体系，利用过这个体系，最后也尝试反抗这个体系，但迎接他们的，仍旧是在这个体系下被凌辱和毁灭。反抗、服从、归附、利用，都是徒劳。正是书中人物的这种徒劳和无奈，让读者在阅读时无比压抑。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时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元素。如前文所说，全书的叙事效果在很大程度就是依靠时间的交织和错位来完成的。那么，这种徒劳和无奈，会不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消散呢？作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全书里，高羊一共曾三次被迫喝下自己的尿。一次是在少年时，也就是在文革之前（书中的高羊是1948年左右出生，小学五、六年级时应当在1960年前后）。一次是在青年时，也就是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是在中年四十岁时，也就是在文革之后。“喝尿”这个意象的重复出现，暗示我们，在这个笼罩一切的体系之下，命运的悲苦、挣扎的无奈以及人性之恶并不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改变。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小说末章那份冠冕堂皇的公文通报中，在那条简短又刺眼的“小道消息”中，这些悲苦、无奈和恶，都如此轻易地被抹净和掩盖。在高高在上而又无所不包的体系的凝视之下，小人物的命运不值一提，他们的悲欢也都随风而去。

末章这样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一个疑问：这个将所有人物都裹挟其中而无法脱身的体系，究竟是什么？表面上看，似乎是横暴的乡长，是不作为的县领导，是犯人们口中的“政府”（也即监狱管理人员），是这些具体的拥有或大或小权力的个人，以及这些个人背后的具有抽象性的“权力”。但又不尽然是如此。与之伴随的，还有中国传统的乡土伦理，还有大人物们、小人物们的人性之恶，还有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好像确然在左右人生轨迹的“命运”。权力、伦理、人性、命运，这些抽象而又难以琢磨的“大词”，似乎都能给这套体系的存在提供一些解释，但又似乎都无法提供全然清晰的解释。对于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这些生活在这套体系中的卑微小人物而言，这些“大词”都太难以理解了，甚至比书中临近结尾时法庭上的判词和辩护词都更难以理解。在他们悲苦而无奈的具象化的经历和生命体验面前，这些试图解释他们不幸命运的努力都显得很苍白。

那么，这套体系难道真的永远坚不可摧吗？确实，这套混合了横暴权力、中国传统乡土伦理、人性之恶和命运之无奈的体系，已经在中国盘根错节地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确实，全书末章的一纸公文和一则小道消息似乎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个体系的固若金汤。但书中也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一丝希望。书中临近结尾时那位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又条分缕析的青年，在全书的压抑和沉重氛围下，显得格外地突兀。他和那位在天堂蒜薹事件中演唱歌谣的盲艺人张扣恰好形成了对照：六十多岁的张扣是不折不扣的老人，而在法庭上陈词和辩护的青年则代表了更年轻的一辈；张扣的反抗和煽动，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而青年的辩护和“煽动”则更现代，也更让人无法反驳；张扣最终难逃被迫害而死的命运，但青年则并非如此，至少在书中，似乎没有人能用他在法庭上的陈词为他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笔者看来，或许这位青年便是作者莫言自己的化身，也是他寄托的希望所在。这位离开了乡土世界和乡土伦理的青年，是全书中真正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他利用现代世界和现代文明的力量，来反击这套盘根错节的体系。在他的陈词下，代表着传统威严的法官全无招架之力。

因此，作者在这个无比压抑和沉重的故事中，终究留出了一条通道，也留下了一线希望。老年人和中年人已经深深地为这套体系所束缚，他们甚至在成为其受害者的同时，也成为了其同谋者，没有办法再脱身。但青年人却并非如此。接受了现代教育和现代文明的青年人，或许真的能够从这套体系中逃离出来，并与之对抗。对抗的结果如何？是否在未来真的能够“敢叫日月换新天”？在这部1988年的作品中，莫言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如果真的能获得胜利，到了彼时，莫言自己出身和成长于其中，又对其包含复杂感情的乡土中国和传统乡土伦理，又应该何去何从？这更是当时的莫言无法给出回答的问题，只能留给读者们来给出各自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