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
孔子的人文主义能否叫中国人感到十分的满足呢？答复是：它能够满足，同时，也不能够满足。假使已经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欲望，那么就不复有余地让道教与佛教得以传播了。孔子学说之中流社会的道德教训，神妙地适合于一般人民，它适合于服官的阶级，也适合向他们叩头的庶民阶级。
但是也有人一不愿服官，二不愿叩头。他们具有较深邃的天性，孔子学说未能深入感动他们。孔子学说依其严格的意义，是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人具有隐藏的情愫，愿披发而行吟，可是这样的行为非孔子学说所容许。于是那些喜欢蓬头跣足的人走而归于道教。如前所述，孔子学说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道家学说为一大“否定”，而孔子学说则为一大“肯定”。孔子以义为礼教，以顺俗为旨，辩护人类之教育与礼法。而道家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礼法与教育。
孔子设教，以仁义为基本德行。老子却轻蔑地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孔子学说的本质是都市哲学，而道家学说的本质为田野哲学。
孔子学说中还有其他缺点，他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中国人民是稚气地富有想象力，有几许早期的幻异奇迹，或称之为妖术及迷信及其心理仍存留于中国人胸中。孔子的学说是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他承认山川之有神祇，更象征地承认人类祖考的鬼灵之存在。但孔子学说中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天神的秩位等级，也没有创世的神话。他的纯理论，绝无掺杂巫术之意，亦无长生不老之药。其实处于现实氛围的中国人，除掉纯理论的学者，常怀有长生不老之秘密愿望。孔子学说没有神仙之说，而道教则有之。总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之阙如。
故道家哲学乃所以说明中国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满足之一面。一个民族常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与天然的经典风尚，个人亦然。道家哲学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确实，道教是自始至终浪漫（romance）的：第一，他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孔教文化；其次，他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并崇拜原始的淳朴；第三，他代表奇异幻象的世界，加缀之以稚气的、质朴的“天地开辟”之神话。
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浪漫的特性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的热烈的个性，他们的爱好自由，和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这一点常使外国旁观者为之迷惑而不解。照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那是很有兴味的，你要知道道教之创造中华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你再看他怎样经由民族心理的响应而与解释鬼神世界者结合同盟。老子本身与“长生不老”之药毫无关系，也不涉于后世道教的种种符箓巫术。他的学识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论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因为人民所需要的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干涉的生活。老子把人类文明看做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圣贤被视为人民之最坏的腐化分子。宛似尼采把苏格拉底看做欧洲最大的坏蛋，故老子俏皮地讥讽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继承老子思想，不愧后起之秀者，当推庄子。庄子运其莲花妙舌，对孔教之假道学与不中用备极讥诮。
讽刺孔子哲学固非难事，他的崇礼仪、厚葬久丧并鼓励其弟子钻营官职，以期救世，均足供为讽刺文章的材料。道家哲学派之憎恶孔教哲学，即为浪漫主义者憎恶经典派的天然本性。或可以说这不是憎恶，乃是不可抗拒的嘲笑。
从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出发，真只与浪漫的逃世而重返自然相距一步之差。据史传说：老子本为周守藏室史，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一去不复返。又据《据《庄子》上的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从此以后，道家哲学常与遁世绝俗、幽隐山林、陶性养生之思想不可分离。从这点上，我们摄取了中国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风的生活、艺术与文学。
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老子对于这个逃世幽隐的思想该负多少责任？殊遽难下肯定之答复。被称为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其文学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国尼采”庄子，但是它蓄藏着更为精练的俏皮智慧之精髓。在我看来，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它不啻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极抵抗。抑且教人以守愚之为智，处弱之为强，其言曰：“……不敢为天下先。”它的理由至为简单，盖如是则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击，因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又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浑浑噩噩、藏拙蹈晦为人生战争利器的唯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
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个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如见于《野叟曝言》及一切中国伟人传记，每劝服一个强盗或隐士，使之与家庭团聚而重负俗世之责任，常引用孔子的哲学理论；至遁世绝俗，则都出发于老庄的观点。在中国文字中，这两种相对的态度称之为“入世”入世”与“出世”。有时此两种思想会在同一人心上掀起争斗，以期战胜对方。即使在一生的不同时期，或许此两种思想也会此起彼伏，如袁中郎之一生。举一个眼前的例证则为梁漱溟教授，他本来是一位佛教徒，隐栖山林间，与尘界相隔绝；后来却恢复孔子哲学的思想，重新结婚，组织家庭，便跑到山东埋头从事乡村教育工作。
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此道家哲学之思想者不少。中国之立轴中堂之类的绘画和瓷器上的图样，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即家庭快乐图，上面画着女人、小孩，正在游玩闲坐；另一种则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闲坐松荫之下。这两种题材，可以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樵夫、采药之士和隐士都接近于道家哲学，在一般普通异国人看来，当属匪夷所思。下面一首小诗，它就明显地充满着道家的情调：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此种企慕自然之情调，差不多流露于中国所有的诗歌里头，成为中国传统的精神一主要部分。不过孔子哲学在这一方面亦有重要贡献，崇拜上古的淳朴之风，显然亦为孔门传统学说之一部分。中华民族的农业基础，一半建筑于家庭家庭制度，一半建筑于孔子哲学之渴望黄金时代的冥想。孔子哲学常追溯尧舜时代，推为历史上郅治之世。那时人民的生活简单之至，欲望有限之至，有诗为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样崇拜古代，即为崇拜淳朴。在中国，这两种意识是很接近的，例如人们口头常说“古朴”，把“古代”和“素朴”连结成一个名词。孔子哲学对于家庭之理想，常希望人能且耕且读，妇女则最好从事纺织。下面我又摘录一首小词。这是十六世纪末期陈眉公（继儒）遗给其子孙作为家训的箴铭的。这首词表面上似不属于道家哲学，而实际上歌颂素朴生活无异在支助道家哲学：
中国人心目中之幸福，所以非为施展各人之所长，像希腊人之思想，而为享乐此简朴田野的生活而能和谐地与世无忤。
道家哲学在民间所具的真实力量，乃大半存于其供给不可知世界之材料，这种材料是孔教所摈斥不谈的。《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学说中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更没有什么精魂不灭的理论。他解决了人类天性的一切问题，却把宇宙的哑谜置而不顾。就是解释人体之生理作用，也属极无把握。职是之故，他在他的哲学上留下一个绝大漏洞，致令普通人民不得不依赖道家的神学，以解释自然界之神秘。
儒道两家的差别，在公元前136年之后，被明显地划分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诗人则崇老庄。然而，一旦作家、诗人戴上了官帽，却又走向公开激赏孔子，暗地研究老庄的途径。
换言之，若以“箴言”作为鉴别中国圣者的条件，老子确实当之无愧，因为，老子的箴言传达了激奋，实非孔子沉闷乏味的“善”所能办到的。孔子的哲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哲学，它所处理的是平凡世界中的伦常关系，非但不令人激奋，反易磨损人对精神方面的渴慕及幻想飞驰的本性。
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典型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聃。
当一个人扮演过尽责的好父亲后，我们能够感觉到，在奥妙的知识领域里，对宇宙的神秘和美丽、生与死的意义、内在灵魂的震撼，以及不知足的悲感，究竟能体会多少？或许没有人能说出他确切的感受。但在《道德经》里，却把这些领受都泄露出来了。
不过，我以为了解老子的最好方法，便是配合庄子来研读。毕竟庄子是他的弟子，也是最伟大的道家代表人物。
远在基督诞生前几世纪，人们心目中的道家是“黄老学”。随后情况稍微改变，庄子渐受人喜爱，大家把他的名字与老子并列，并且公认他们的思想如出一辙。尤其到了秦、汉两朝（按：应为魏、晋）（4世纪），人们已不再视道家为“黄老之学”，而改称为“老庄哲学”。
一般说来，老、庄思想的基础和性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老子以箴言表达，庄子以散文描述；老子凭直觉感受，庄子靠聪慧领悟；老子微笑待人，庄子狂笑处世；老子教人，庄子嘲人；老子说给心听，庄子直指心灵。
一般人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当他妻子的棺木搁在屋角待葬时，他坐在地上“鼓盆而歌”，他的弟子问他何以如此时，世上最玄奥的生死谈便流露了出来。庄子最有名的智语，便是谈到他本身的死就是一大玩笑——那带着诗人感触的玩笑。
老子教人的原则在谦恭，他再三重复柔和、忍耐、争论之无益（不敢为天下先）、柔弱的力量和就低位的战术优势等思想，而在庄子的理论中是绝不可能看到这些言辞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确信他二人的哲学基础极为相同。庄子不是不喜欢谦恭，只是不愿说这两个字而已。
老子的不争，正是庄子口中的寂静、保守及透过平和以维持精神均衡的超然力量；老子认为水是“万物之至柔”和“寻向低处”的智慧象征，庄子则坚信水是心灵平静和精神澄澈的征象，是保存“无为”的巨力。
老子激赏失败，表现失败（老子是最早的伪饰家），庄子则嘲笑成功；老子赞扬谦卑者，庄子苛责自大的人；老子宣扬知足之道，庄子让人的精神在肉体之外“形而上学”中徜徉；老子无时不谈“柔”胜“刚”的道理，庄子则很少提到这个主题。
庄子不仅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知识、现实、语言”三者无用的理论，更由于深切体会到人类生命的悲哀，而将老子的哲学转为自己的诗谈，作为慰藉。从这种哲学的滋润，和对人类生命的感触中，他说出了惊古震今的生死论：“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到底什么思想使老子产生了那么多强调柔弱的力量、居下的优势和对成功的警戒等反面论呢？答案是：宇宙周而复始的学说——所谓生命，乃是一种不断的变迁，交互兴盛和腐败的现象，当一个人的生命力达到巅峰时，也正象征着要开始走下坡了，犹如潮水的消长，潮水退尽，接着开始涨潮。
从这些循环论，爱默生发展了一套类似老子的反论：“最精明即最不精明”，“社会的道德乃圣者之恶”，“人渴望安定，却得不到安定”，读者可在庄子的精选中，发现爱默生的这种论点。
墨子的《非乐篇》主张“节俭”和“人生下来时不必唱歌，死后也不必悲泣”。他还广传博爱之教，竭力为他人谋福利，一心反对战争。所以他的学说是教人温和不愠。此外，他不但自己好学，更希望其他的人和自己一样，也能努力求知。他和古代的圣王大不相同，他觉得他们太过奢侈，所以主张毁弃古代的礼节和音乐。
他们曾说：“天能覆盖万物，却不能托载万物；地能托载万物，却不能覆盖万物；而大道虽能包容万物，却不能分析它们。”他们知道万物都有可行和不可行之处，所以说：“若加选择，就不能普遍；若加教化，就不能普及；只有一任大道包容万物，不弃分毫，万物自会齐一而无所遗漏。”
因此慎到主张摒弃智慧，忘掉自己，顺着事物必然的法则去做；清淡自己的热情，消除自己的浊气。并说：“知，就是不知，如果勉强去求知，结果反而毁伤了道的整体性。”他随顺物情，不任职事，反耻笑天下推重贤人的人；放纵不拘，没有作为。以此非议天下的大圣人。
生死是命，就好像白天和黑夜的变化一样，乃是自然的道理，人既不能干预，又无法改变。然而，人们以为天给自己生命，便爱之若父，对天如此，对那独立超绝的道又将如何？人们以为国君的地位比自己高，就肯替他尽忠效死，那么遇到真君又该怎么表现呢？
泉水干了，水里的鱼都困在陆地上，互相吐着涎沫湿润对方，如果这样，倒不如大家在江湖里互不相顾的好。因此，与其称赞尧毁谤桀，倒不如不加批评，把善恶之念抛开而归向大道。
大地给我形体，使我生时劳苦，老时清闲，死后安息，因此，若是以为生是好的，当然认为死也是好的啊！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就跟着产生；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不善的观念也就产生了。没有“有”就没有“无”，“有无”是相待而生的；没有“难”就没有“易”，“难易”是相待而成的；没有“长”就没有“短”，“长短”是相待而显的；没有“高”就没有“下”，“高下”是相待而倾倚的；没有“音”就没有“声”，“音声”是相待而产生和谐的；没有“前”就没有“后”，“后”，“前后”是相待而形成顺序的。因此圣人做事，能体合天道，顺应自然，崇高无为，实行不言的教诲。任万物自然生长，而因应无为，不加干预；生长万物，并不据为己有，化育万事，并不自恃其能；成就万物，亦不自居其功。就因为不自居其功，所以他的功绩反而永远不会泯没。
世间一切的事物都是相对的，所以彼此才有分别。看别人都觉得“非”，看自己便认为“是”，因为只去察考对方的是非，反而忽略了自己的缺点；如果能常反省自身，一切也就明白了。
只看到别人的“非”，没有看见自己的“非”，所以总以为自己“是”，别人“非”，这种自己是、别人非的观念乃是对立的。所以是非之论随生随灭，变化无定。
有人说“某事可”，随即有人说“某事不可”，有人说“这个非”，就有人说“那个是”。只有圣人能超脱是非之论，而明了自然的大道，并且深知“是非”是相应相生，“彼此”是相对却又没有分别的。
北海若说：“从道的立场来看，万物没有贵贱之分；从物的立场来看，物类都是贵己而贱人；从世俗的立场来看，贵贱起自外物而不由自己；从差别的眼光看，万物自以为大的，便是大，自以为小的，就是小，那么万物便无所谓大小之别。如果知道天地像一粒稊米，毫末像一座山丘，万物的差别也就不难区分了。”
河伯：“那么，我以天地为大，以毫末为小，可以吗？”
北海若回答道：“不可以。因为万物没有穷尽，时间没有止期，得失没有一定，终始也无处可寻。所以有大智慧的人观察事物由远及近，不会只偏看一处的。”
“他们知道万物没有穷尽，所以不以小为少，不以大为多，知道时间没有止境，所以不因未看到遥远的事物而烦闷，不因与现代接近而强求分外的事；知道得失没有一定，所以虽有得并不欢喜，虽有失也不忧愁；知道终始无处可寻，所以不把生当做快乐，也不以死为祸患，因为他们明白生死是人所共行的平坦大道。”
看破生死，所以能忘却年岁的长短；看透是非，所以能忘掉是非的名义，由此方能遨游于无穷的空间，寄托心灵于无穷的境界。
不标榜贤名，使人民不起争心；不珍惜难得的财货，使人民不起盗心；不显现名利的可贪，能使人民的心思不被惑乱。
因此，圣人为政，净化人民的心思，就没有什么自作聪明的主张；满足人民人民的安饱，就不会有更大的贪求；减损人民的心智，便没有刚愎自用的行为；增强人民的体魄，就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哪里还会与人相争呢？
若使人民常保有这样无知无欲的天真状态，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望，纵然有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也不敢妄施伎俩。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无为”的态度来治世，哪里还有治理不好的事务？
“至德的时代，不标榜崇尚贤人，不任用能人，而天下治。那时的君主像高处的树枝一样，默然而无为；那时的百姓和林中的野鹿一般，悠然自得。他们行为端正，却不认为合乎义；彼此相爱，却不认为那是仁；待人诚实，并不以为就是忠；言行合宜，亦不觉得那是信；互相帮助，更不以为是赐予。所以他们的行为无迹可寻，他们的行事也没有被记载下来或广传世间。”
若能保有本性，就是足趾相连，手有六指，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自然更不会认为长是多余，短是不足了。
小鸭的腿虽短，若硬要把它接长，它倒反要忧愁起来，鹤鸟的脚虽长，若强把它砍断一截，它反要悲哀了。因此，本性是长的，不要缩短它，本性是短的，也不必接长它，一任它自然发展，就没有什么可忧愁的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天地无所偏爱，纯任万物自然生长，既不有所作为，也不经意创造，因此它对于万物的生生死死，好比祭祀时所用的草扎成的狗一样，用完以后，随便拆除，随便抛弃，并不去爱惜它。
同样的道理，圣人效法天地之道，把百姓看做刍狗，让百姓随其性发展，使他们自相为治。天地之间，实在像一具风箱一样啊！没有人拉它，它便虚静无为，但是它生风的本性还是不变的，若是一旦鼓动起来，那风就汩汩涌出了。天地的或静或动也是这个道理。
老子一贯的道观：道为万物之上，其运行时，无私又公正，与基督教所谓的上帝迥然而异。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说，道似科学之铁面无私，毫无人情可谈。
庄子强调人类的真爱，优于孔子所说“局部的人伦之爱”。
天地有大美，然而却不言语；四时有明显的季节，然而却不议论；万物有生成的道理，然而却不说话。圣人推原天地的大美，通达万物的道理，因此至人、圣人均无为，只是效法天地的自然法则而已。
同样地，阴阳四时按照自然的规律循序运行，像是存在，又像是不存在，没有形迹，却又有其妙用，万物受它化育，却不自知，这就是道的本根。懂得这个道理，便可观察自然的天道了。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自古至今，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的缘故，乃因它不自营其生，所以才能长生。圣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常把自身的事放在脑后，但是他的收获却远超出他的本意。这还不是因为他遇事无私，故而才能成就他的伟大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若是自满自夸，不如适时而止，因为水满自溢，过于自满的人必会跌倒。若常显露锋芒，这种锐势总不能长久保住；因为过于刚强则易折，惯于逼人必易遭打击。
金玉满堂的人虽然富有，却不能永久保住他的财富；而那持富而骄的人，最后必自取其祸。只有功成身退、含藏收敛，不自满、不自骄的人，才合乎自然之道。
精于手艺的人，不用规矩就可以画圆或直线，那是因为他的手指和使用的工具已化合为一，可以专心致志而不受拘束。因此，忘记了有脚的存在，鞋子穿起来就舒适了；忘记了腰的存在，皮带束上也舒适了；忘记了是非的存在，心情自然也随之舒畅起来。
过分追求色彩的享受，终致视觉迟钝，视而不见；过分追求声音的享受，终致听觉不灵，听而不闻；过分追求味道的享受，终致味觉丧失，食不知味；过分纵情于骑马打猎，追逐鸟兽，终致心神不宁，放荡不安；过分追求金银珍宝，终致行伤德坏，身败名裂。
主张摒弃一切外物的引诱，以确保固有的天真。
三代以来，人莫不因外物而改变了自己的本性；小人为利牺牲，读书人为名牺牲，官吏为家牺牲，圣人则为天下而牺牲。这些人的事业不同，名声各异，但他们损害本性，牺牲自身的精神却是一致的。
舜奇怪地说：“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是谁的？”丞答道：“是天地借给你的。不但如此，你的生命也不是你的，是天地借给你的冲和之气；本性也不是你的，是天地借给你的自然法则；子孙更不是你的，是天地借给你的蜕变（若蛇或蝉）。所以动则不知去向，止则不知何为，食也不知其味。这一切的一切，乃是天地运行的阳气所形成，你怎么能占有它啊？”
从以上的观点，道家产生了“至人无我”的学说：人应“藏天下于天下”，不应在家庭的某个角落里寻找安全和舒适。所以，人该在道中忘记自己，就好像鱼在水中忘记自己一样。（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
在小水泽中的雀讥笑大鹏说：“它想飞到哪里去啊？我飞腾起来，不过几十丈高就落下，然后在蓬蒿之间翱翔，这样不是也飞得很自在吗？它到底要飞到哪儿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吧！
试看那些其智能可以担任一官之职，行为能够号召一乡群众，德行可以合乎国君要求的人，不是和小泽中的雀一样的见识吗？宋荣子对这些人只有耻笑，又岂会赞同？
荣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假如社会上所有的人都称赞他，他不会特别得意；世上的人都耻笑诽谤他，他也不会沮丧。因为他能认定内外的分际，辨别荣辱的境界。这种人在世上已经很少见了，可惜的是他还不能达到至德的地步。
那列子乘风而行，真是轻妙极了，过了十五天他才回来，得此风仙之福的人，世上少有。但是，他虽乘风而去，免于步行，却还要乘风才能飞行，毕竟还得依靠某物。
至于那掌握天地枢纽、适应六气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宇宙，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人，还须倚恃什么呢？所以说：“至德的人，忘却自己，无心用世；神明的人，忘却立功，无心作为；圣哲的人，忘却求名，无心胜人。”
圣人的教化，就像形和影、声和响那样密切。有问的时候，他必尽自己所知道的去答复。他休息时，寂寥无声；行动时，又随物变化无迹可寻；他提挈万物复归于自然的本性；遨游于没有涯际的境界；往来于无边无际的地方，与时俱化，无终无始。
以他的形体而论，他和万物化合玄同，既与万物同体，就已达到无己的境界。已经无己，哪里还会有物的存在？认为有物存在的，是古代的君子；认为无物存在的，才是自然的朋友。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理想，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
“逍遥游”是指“无所待而游无穷”，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游于世间。“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
“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庄子看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独脚的兽羡慕多脚的虫，多脚的虫又羡慕无脚的蛇，无脚的蛇又羡慕无形的风，无形的风又羡慕明察外物的眼睛，明察外物的眼睛又羡慕内在的心灵。
庄子并没有把这篇寓言的后半部分写出来。但是，我们仍不难看出他暗指风（也就是空气）在羡慕眼睛，因为视力和光线（接近电子和非电子的范围）跑得比风还快。然而，心在刹那间越过时间，穿过空间，速度甚至比光更快，而其本身却是无形的。
但是鸿蒙却一味地摇头说：“我顺兴而游，既没什么企求，也没有一定的去所，只是观察万物的形形色色而已，能知道什么呢？”
鸿蒙无奈，只得告诉他说：“要自养己心。你只要无为，万物各会自生自化。如果再能忘掉形体，抛弃聪慧，那就可与自然混合为一了。把你有为的心解开吧！把你有知的灵释放吧！做一个无知无魂的人才是对的。”
“万物纷纭，都不离生死的变化，最后还是复归本根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才能终身不离本根，若是知道的话，便又离开本根了。不必问‘它’的名称是什么，也不必追究‘它’的实情，万物本来就是自然生长的。”
最上等的国君治理天下，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人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所以人民不知有国君的存在；次一等的国君，以德教化民，以仁义治民，施恩于民，人民更亲近他，称颂他；再次一等的国君，以政教治民，以刑法威民，所以人民畏惧他；最末一等的国君，以权术愚弄人民，以诡诈欺骗人民，法令不行，人民轻侮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种国君本身诚信不足，人民当然不相信他。最上等的国君是悠闲无为的，他不轻易发号施令，然而人民都能各安其生，得到最大的益处。等到事情办好，大功告成，人民却不晓得这是国君的功劳，反而都说：“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
老子回答说：“小心，不要伤害到人的本心就可以了。人心是很容易动摇的，不得志则居下，得志就在上位了，上下不已，因此自暴自弃，得不到丝毫的安适。”
“温和的时候，柔弱的心可以制伏刚强；顺心时，人心热如焦火；失志时则又寒如冰雪。心情的变化快速无比，一眨眼的工夫，它可以越过四海之外。平稳的时候，像是寂静的深渊；心念突起，又像悬于天上一样。有如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的，恐怕就是人心了。”
知识是一切忧愁烦恼的根源，弃绝一切知识，就不会再有忧愁烦恼。恭敬的应声“是”和愤怒的应声“哼”，相差究竟有多少？世人所说的“善”，和大家公认的“恶”，究竟相差在哪里？这没有一定的准则，不过我也不能独断专行，显露锋芒，遭人嫉妒。应该存着别人害怕我也害怕的心理。因为宇宙的道理道理本是广大无边的，很难完全显示给别人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人和光同尘，以减少自己的过错。
我的存心和世人大不相同。比方说：世人快快乐乐的样子，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又像在春天登台远眺。唯独我淡泊恬养，心中没有一点情欲，就像不知嬉笑的婴孩；又是那样的懒散，好像无家可归的游子似的。
世人自得自满，似乎有用不尽的才智和能力；唯有我好像匮乏不足的样子。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啊！是那样的混沌。世人都光耀自炫，唯独我昏昏昧昧的样子，世人都清楚精明，唯独我无所识别的样子。我恬淡宁静，好像大海一样的寂寥广阔，我无系无絷，好像大风一样没有目的，没有归宿。世人好像皆有所用，皆有所为，唯独我愚钝而且鄙陋。世人都竞逐浮华，崇尚文饰，唯有我与众不同，见素抱朴。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实在是因为我太看重内心的生活，抱住人生的本原，一心以得道为贵啊！
德人是静居没有思念，行动没有忧虑，心中没有是非善恶观念的人。四海之内的人生活快乐，他就觉得高兴；人人富足，他才心安。悲伤的时候，他的样子看起来好似婴儿失掉了母亲；茫然的时候，又像是迷了路的羔羊。他的财富虽多，却不知从何而来；饮食丰足，也不知它们究竟来自何处。德人的行为就是如此。
世俗认为对就以为是对，认为善就以为是善的人，便是谄媚的人。如果你说他有道，他就流露出自满的神情；说他奉承人，就勃然大怒。不管他终生有道也好，终生奉迎也好，他们都会以夸饰的言辞彼此攻击，但是自始至终，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到底是何事。
他们穿着美服，整饰仪容以取悦世人，却不认为自己是谄媚；和世人混在一起，同声附和大众的言辞，却又不认为自己是俗人，真可说愚笨极了。
知道这是愚昧的，便非大愚；知道这是迷惑的，也并非大惑。真正的大惑，是终生不悟的人；真正的大愚，就是终生不智的人。如果有三个人一块走，其中只有一个人迷惑，还可到达目的地；两个人迷惑的话，是无论如何不能到达了，因为迷惑的人占了大多数啊！我虽有向道的诚心，无奈天下人迷惑的太多，这不是可悲的事吗？
天因为没有作为，所以清澈；地因为没有作为，所以安宁；天地无为的相合，才变化生成了万物。这些万物，恍惚中不知从何而来，也没有造型可求，只知它们是“无为”所生。所以说：“天地无心作，却又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它们所作。”那么，人应如何仿效此例而“无为”呢？
道，是真实而存在的，是清静而无为的。它可以传授，却不一定被领受；可以体会，却不能看见；它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在未有天地以前，就已存在；它生出了鬼神和上帝，生出了大地和上天。道，在阴阳未分之前便已存在，可是并不算高远；超出天地四方的空间，也不会很深邃；比天地先生，却不算长久；比上古的年岁大，可也并不算年老。
委曲反而可以保全，弯曲反而能够伸直，低下反而可以充盈得益，破旧反而可以生新，少取反而可以多得，若是贪多反而弄得迷惑。所以圣人紧守着“道”作为天下事理的范式。不自我表扬，反而能够显明；不自以为是，反而能够彰显；不自己夸耀，反而能够见功；不自我矜持，反而能够长久。这都是不和人争反而能显现自己的结果。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全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这样反而成全了他的伟大。古人所说的“曲就是全”等语，难道还会虚假？能够做到这些，道亦会归向他了。
他替人缝洗衣服，便可养活自己；替人家卜卦算命，就可以养活十口人。政府征兵时，他可大摇大摆在征兵场闲逛；政府募人做工时，他也不受征召；政府救济病人时，他可以领到三钟米和十捆柴。像他这样的人，尚且能够保养自己的身体，享尽天赋的寿命，何况那德行朴实，不合世用的人呢！
因此游于道中的圣人，晓得机智是思虑的萌芽，礼义是束缚人的胶漆；道德是交接的工具，技巧是通商谋利的手段。他既无心图谋，何用机智？不求雕琢，何用约束？没有丧失，何用道德？不求货利，何用通商？
“大凡直的树木，会先被砍伐；甘甜的井水，会先被用尽。现在到处卖弄聪明来惊吓世俗的愚人，修养自己的行为来显明别人的污浊；你这样自炫才能，就好像挑着太阳和月亮在游行一般，怎能避祸呢？”
“我曾听老子说过：‘自夸才能的不会成功，功成不退的就会失败，名声显赫的就会受侮辱。’有谁能除去求功求名的心，而回复和常人一样呢？”
“大道流行天下，而不自居有道；大德流行天下，也不自居有德。如果你能淳朴无华，与物混同，像是愚昧无知；削除圣迹，捐弃权势，不求功名，做到我不求人、人不求我的地步，又怎会招致这样的祸患？要知道，至德之人是从不求声名的。”
在天地存在以前，就有一个东西浑然而成。它无形、无体、无声；既看不见，又听不到，摸不着。它不生不灭，独立长存，而永不改变；周行天下，不觉倦怠，而无所不在。世上一切的事物，莫不靠它才能生生不息，它可说是万物的母亲了。
这样玄妙的东西，我实在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不得已，只好叫它做“道”。如果要勉强给它起个名字的话，也只能称它为“大”。大到没有极限，便不会消逝；没有消逝，才称得起远；虽然远，却仍能自远而返。
所以说，道是最大的；其次是天；再则为地；次则为王。宇宙中的四大，王也是其中之一。但这四大显然是各有范围，各有差等。人为地所承载，所以人当效法“地”；地为天所覆盖，所以地当效法“天”；天为道所包含，所以天当效法“道”；道以自然为归，所以道当效法“自然”。
太公调回答说：“阴阳之气，互相感应，相消相长；四时的循环，相生相杀。于是产生了欲、恶、去、就。然后雌雄相交，便产生万物。万物的安危是互易的；祸福是相生的；生聚死散，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们不但有名字，有实体，而且还可记载下来。”
“至于那四时的变化、五行的运转，物极必反，终则复始等现象，都是万物具有的本质。而那些能用言语和智慧表达出来的，只不过是万物的表面现象而已。”
“观察大道运行的人，既不追求物的终止，也不推究物的起源，这就是言论所以止息的原因。”
瞿鹊子问长梧子说：“我曾经听孔夫子说过：圣人不为俗事，不贪避祸，不妄求拘泥，言谈若有若无，所以能游于尘世之外……这些都是漫无边际的狂话。不过，我却认为这里面含有妙理。”
有智谋的人，要是没有碰到思虑的机会，就不高兴；好辩论的人，要是没有碰到辩说的机会，就不快乐；有能力的人，要是没有碰到困难的事，心情就不会爽快。这都是受了外物影响的缘故。
爱国的人想要振兴朝廷，知识分子渴求荣耀，有巧艺的人想要显示自己的妙技，勇敢的人渴望献身患难，拿兵器的人喜欢战争，退休的学者爱慕虚名，通晓法律的人研究政治，守礼教的人修饰仪容，行仁义的人广谈社交，农夫没有耕耘的事就不快乐，商人没有买卖的事就不高兴。
百姓早晚工作就会勤奋，工匠拿着工具操作就气盛，贪心的人不能积财就忧愁，自夸的人得不到权势便悲伤。这些惹是生非的人大都喜欢变乱，因为只有在乱世，他们才有被用的可能。他们终身固守一事而不知变易，放纵本性而沉迷于物，实在可悲啊！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知道雄的道理，却不与人争雄，反甘心守雌的一方，犹如天下的溪壑，必然众流归注，得到天下人的归服。既能得天下人的归服，他所禀受的道，自然也不会离散。不但如此，他更能回返原有的赤子之心，以达纯真的境界。
知道光明的一面，却不与人争光明，而甘居黑暗，才能为天下作法则。既能为天下人的典范，德行自无错失。不但如此，他更可归于无极，而回返道体。
知道光荣的一面，却不与人争光荣，而甘居耻辱，才可得天下人的归服。能使天下人归服，德行才算充足。不但如此，他更可返归为朴，与道体合而为一。
但是，万物变化不息，这种状态并不能长保，终有朴散为器的时候，而体道的圣人，仍能以浑朴的原则，来设官分制，做到“无为而治”。所以说：善治国家的人，不割裂事理，仅使万物各遂其性而已。
马，蹄可以践踏霜雪，毛可以抵御风寒，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时便举足而跳，这才是马的本性，什么高台大屋对它来说，简直一无是处。
但是，自从伯乐（驯马师）出现，大放“我精于养马”的狂言后，马的命运便改变了。他剪它的毛，削它的蹄，把铁烧红，在它身上烙印，用头勒和脚靽约束它，用马槽马枥安置它，就这样而死的马十有二三。
过度，前有嘴勒为累，后有鞭策威胁，马便死了大半。
陶工说：“我会捏黏土，能使它圆的像规画出来的，方的像矩画出来的。”木匠说：“我会削木材，能使它像钩一样弯，像拉紧的绳一样直。”这么说来，黏土木材的本性就是要合乎规、矩、钩、绳吗？后代的人不断夸说：伯乐精于养马，陶工、木匠精于黏土和树木。这并不表示他们深知物性，相反的，他们在损伤物性啊！反观治理天下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犯了同样的过失？
我以为，真会治理天下的人，他的行为绝不如此。百姓各具其性，譬如，织布而衣，耕田而食，这是他们的通性。这些本性浑然一体，毫无偏私，所以又称做顺应自然，放任无为的“天放”。真能治理天下的人，也就是让百姓自由发展本性的人。
因此，在盛德的时代，人民的行动稳重，举止端庄。那个时候，人们安居家中，不嗜外求，所以山上不辟小路，河里没有船只和桥梁，万物齐生，各不相犯，只和自己的邻居交往；禽兽众多，草木茂盛，而人不但没有害兽心，反而反而可以牵着禽兽到处游玩，也可爬到树上观看鸟鹊的巢穴。
在盛德的时代，人类和禽兽同住在一起，和万物共集聚于一堂，不知道什么君子和小人的分别。由于他们全部无知，所以保有了自己的本性；全部无欲，所以纯真无伪而朴实。能够朴实，人们才不会丧失本性。
但是，当圣人用心设仁爱的教化，用力创义理的法度时，天下就开始大乱起来，当他们发明放纵无度的音乐，制造烦琐的礼仪时，天下也就紧跟着分裂。
所以，完整的树木如不凋残，怎么能做出酒杯，白玉如不凿毁，怎么会有玉器？道德若不曾废弃，要仁义的教化有什么用？性情若不曾离开正道，要礼乐的制度又有何用？五色要是不混乱，谁去做文采？五声若是不混杂，谁来和六律？因此，损伤物的本性，制作器皿，是工匠的罪过；至于毁损道德，制作仁义，可就是圣人的罪过了。
知道就是离道——第十六章之三。返璞归真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治天下应该本乎无为。治理天下的人，我看是办不到的。天下本是一种神圣的东西，不能出于强力，不能加以把持。出于强力的，必会失败；想要加以把持的，最后也终必失去。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用道辅佐国君的人，是不会用兵力逞强于天下的，因为以力服人，人必不服，待有机可乘，还是会遭到报复的。试看军队所到之处，耕稼废弛，荆棘丛生。每次大战后，不是因尸体传染疾病，就是缺乏粮食造成荒年。
因此，善于用兵的，只求达到救济危难的目的就算了，决不敢用来逞强黩武，只求达到目的，就不会矜持、不会夸耀、不会骄傲。只求达到目的，就知道用兵是出于不得已，就不会逞强。
持强是不能长久的。凡是万事万物，一到强大壮盛的时候，就开始趋于衰败。所以黩武逞强，是不合于道的。不合于道，如暴风骤雨，很快就会消逝。
道亦然。道创造了万物，万物兴作就产生了各种名称。既已定了名称，纷争也就跟着产生，所以人便不可舍本逐末，应该知道适可而止。知道适可而止，才能远离危险，避免祸患。
因此，大海不拒绝向东流的河川，所以能博大深沉；圣人包容天地，恩泽满天下，百姓却不知他是谁。所以他生时没有爵位，死后也没有谥号。他不积财，不树名，所以又称做大德的人，会叫的狗不见得好，会说话的人也不见得聪明贤能。有心想成为伟人的吗？渴望达到伟大的人，不能成就伟大，何况有心修德的人？
世上没有比天地完备的东西，然而它到底是追求什么，才能达到最完备的境界呢？知道完备的人没有追求，没有丧失，没有抛弃，不因外物改变自己，反求自己达到无穷的妙境，因循古迹却不求行为与他们相似，而这就是伟人的德行。
庄子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限智（不可知论或怀疑论），但承认知识本身的存在，他好几次提到可知的世界和不可知的世界等观念。所谓可知的世界，代表的是有限的知识，而最重要的宇宙真理，却是属于不可知的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所处的地位比前者高出许多。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无穷，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穷的知识，那就危险了。明明知道它危险，还要拼命追求，可就更危险了。
一个人能够止于他所不知的，就达到知的极点了。
人所能知道的事物实在很少，虽然少，他还须依靠不知道的事物才能够知道天道的含义。
以我们所知的和我们不知的相比，就好像斜眼一样，不能周全。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能了解别人乃是智慧，能了解自己才是清明。能够战胜别人乃是有力，能够克服自己才是坚强。能够知足淡泊于财货的就是富裕，能够勤行大道而恒久不息的就是有志。不离失根基，能常处于道的，才能长久。
人既能以道为处所，自然也能和它同长久；既能以道为依归，则虽死却能与道同存，这才是真正的长寿。
老子在本章就知识、学习、力量、财富和长寿各方面，谈了不少至理名言，其中的“死而不亡者寿”非常接近他的“不朽”观。当然，在此他只是点到为止，所谓寿或长命百岁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最高明的贺辞了。
像所有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一样，庄子比老子更感叹生命之短促，特别对“死”的感触最深，他最好的作品几乎都接触到生死的问题。反观老子，倒很少提到这方面的观点，不但少，可说是不曾提及呢！
子贡顿感不安，露出羞愧的神色。于是，原宪又笑说道：“你可知有些事是我极不愿做的？比方：行动迎合世俗，牵亲攀戚，结交朋党，为别人求学，为自己教人，假托仁义去做坏事，盛饰车马以炫耀富有。”“知足的人不因为钱财而劳苦自己。”
尧回答说：“多男子就多恐惧，多财富就多闲事，多福寿就多耻辱，这三种不是养德的东西，我怎敢接受？”
封疆官说道：“我原以为你是圣人，现在才知道，你只是个君子而已。天生万民，各有其职，多男子就多给他们事做便是，有什么恐惧的？富有了就分给别人，何来多事了。”
骷髅说：“死后，上面没有国君，下面没有臣子，也没有春夏秋冬四时的转变。人在那里无拘无束，更可与天地同终始，即使是帝王的快乐，也不能与此相提并论。”
庄子不相信，说道：“假如我请掌管生命的神灵，恢复你的形体，再生你的肌肤骨肉，让你重回故乡，和你的父母、妻儿、亲戚、朋友团聚，你愿意吗？”
骷髅听了，皱眉蹙额，忧愁地说：“我怎能抛弃这帝王般的快乐，再去受人间的劳苦？”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丧，看见庄子蹲坐地上，边敲瓦盆边唱着歌，惠子生气地说道：“妻子跟你生活多年，替你生儿育女，跟你吃苦受罪，现在年老身死，你不哭倒也罢了，居然大唱起歌来，不太过分了吗？”
庄子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会不悲伤？可是仔细一观察，她原无生命；不但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非但没有形体，甚至连气息都没有。以后掺杂在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中间，才变化成有气息，有气息而有形体，有身体而有生命，现在再由生命变化成死亡。”
“这种演变的过程，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循环一样。想她此刻正安睡在天地的大房间里，我却在旁边哇哇地哭泣，实在是不明生命演变的过程，所以才停止了哭泣。”
“你们的老师应时而生，顺理而死，有什么好悲泣的？若能安于时机的进展，顺着自然的变化，把生死置之度外，所谓的痛苦欢乐也就不能闯进心怀了。古时候把这种情形叫做‘解脱’。”
不久，子桑户死了，还未下葬，孔子便命子贡去帮忙料理丧事。可是，子贡一到那儿，就看到孟子反和子琴张两人，一个在编曲，一个弹琴，嘴里还不住地唱道：
来吧，桑户啊！来吧，桑户啊！你已回返了本真！我们却仍在受人体的束缚。
子贡急忙走上前问道：“你们这样对着尸体唱歌，合理吗？”两人相对一笑，无视子贡的存在，说道：“这个人哪里知道礼的意义？”子贡回去后，把所看见的事都告诉了孔子，并且说：“他们是什么啊？不用礼教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把形体置之度外，对着尸体唱歌，竟然能面不改色，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们。还是请教老师吧！”
孔子说：“他们是超脱世俗的方外人，我却是寄托在世俗里的方内人。方内、方外是不相通的。我差你去吊唁，实在是我不曾考虑到这点，要怪我见识浅了。”
“他们把生死看做循环往复：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们茫然徘徊于尘世之外，逍遥于无为的事业中。像他们这种人怎能拘守世俗的礼节，且把它表演给人们看呢？”
孔子说：“鱼的生活依赖水，人却需道而生活。依赖水生活的，掘个水池就足够活命了，依赖道生活的，得了道，性情也就会安定。所以说：鱼游于江湖，自在逍遥，便忘记了一切；人得了大道，性情安定，也忘去了一切。”
《列子》一书特别强调道家“精神重于物质”的学说。作者本人更是以乘风而来的仙人姿态，出现在庄子的作品中。
“不要运用智慧去发展人性，应该顺乎自然去发展天性；因为应合天性的合于道德，运用智慧的就伤害天性了。若能不厌弃自然，不运用人为，也就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物极必反，势强必弱，这是自然不易的铁则。能够明了这个道理而加以运用，自然就无往不利了。任何事物，要收敛的，必定会先扩充；要衰弱的，必定会先强盛；要废堕的，必定会先兴举；要取走的，必定会先给予。这个道理，看似隐微，其实很明显，那只不过是柔弱胜刚强这一机先的征兆罢了。
北海若回答说：“以道的立场看起来，何来贵贱？贵贱本是循环的，所以叫做‘复归为始’。因此，不要拘限你的心志，这和大道是不合的。世上原无多少区别，多少乃是相对的，所以还是为你所拥有的去感谢上天吧！不要太偏执一方，而违反了大道。”
庄子说：“万物的情理和人类的变化，就不是这样了。大凡世间的事，有会合就有分离，有成功就有毁坏，清廉的被伤害，高贵的受攻击，有为的遭非议，贤人被谋害，常人受欺凌。那么世上究竟什么东西才是好的呢？唉！可叹啊！弟子们千万要记着，处世若要免于物累，只有归向道德的途径。”
明白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的国君，是尧；明白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的臣子，是舜。以这个道理行之于上位，是帝王、天子的德操；以这个道理行之于下的，乃是圣贤的德行。
以此德行退休山林、闲游四方的人，没有一个隐士不敬佩他；以此德行进身官场、治理世事的人，没有不功成名就，并使天下统一的。他静的时候，是圣人；动的时候，便是帝王；处在无为的时候，天下更没有一样东西能比得上他德行之完美。
道家特别强调无意识的善。善本是自然和无心的表现，若是有心为善，便会脱离“大道”，进而走向毁灭的道路。
万物都是齐一的，何来长短的区别？大道没有终始，万物却有生死的变化，它的成长怎可自恃！万物时而虚空，时而充实，并无不变的形体，而岁月却是一去无回，时间也终究无法停止。
由万物永远在生长、死亡、盈满、空虚的现象中变化，以及终结、开始的循环不息中，不难看出大道的趋向和宇宙变化的原理。万物的生长，像快跑，像奔驰，没有一个动作不在变化，也没有一时一刻不在移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它本身就会自然地演变，何用人为地操作？
上士，是有志的人，所以闻道就努力不懈地去实行，绝不间断。中士，是普通的人，由于识见不足，认道不清，所以觉得道似真似幻，若有若无。下士，是俗陋的人，识见浅薄，根本不晓得道为何物，听见合于道的话，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以为荒诞不经。如果不能让这般俗陋的人大笑的话，那道就不是高深的，也算不得是真道呢！
由此可知：过分地爱名，就必要付出重大的损耗；要收藏喜爱的东西，将来亡失的也就更多。只有知足知止，才可不受大辱，不遭危险，而生命也必能得以久存。
这一刹那，庄子蓦地心惊道：“物类本是只顾眼前的利欲，而忽略了身后的祸害啊！有心谋害他物的，又何尝不会为自己带来灾害呢？”因此，抛掉弹弓，掉头就走。管果园的人以为他要偷栗子，就追在后面大声斥骂。
庄子回来后，接连三天，心情都不愉快，他的弟子蔺且问他说：“这几天老师为什么不愉快？”庄子回答：“我只顾和外物接触，竟忘掉了自身所处的环境，好像看惯了浊水，突然看到清渊，反倒迷糊起来一样。我曾听先生（老子）说过：‘到那个地方，就要守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前日我到雕陵玩，忘了身处的环境，跟着一只怪鹊到栗林里，没想到竟受到果园看守的侮辱，把我当做小偷看待，这就是我不愉快的原因啊！”
“林回说道：‘留着美玉只不过是图利，小孩与我却是天性的结合。’”
了解性命之情的人，不做无益于生命的分外事；通达命运之理的人，不做命运勉强不来的事。人须依靠物质来强身，但是物质富足却不能强身的人，并不在少数；人有形体才有生命，但是徒具形体却丧失性命之情的人，更是多不胜数。
若想避免养形，就得抛弃世俗之见，不去做分外的事；能够抛弃世俗之见，就不会有系累；没有系累就合于平静之道；新的生命也就随之开始；人只要有了新生，就近于大道了。
那么，为什么要抛弃俗事？为什么要忘掉生命呢？抛弃俗事就不会劳形，遗忘生命，精神便不会亏损，能做到这个地步，也就能与天合而为一了。
林山雀在深林筑巢，所占不过一根树枝；大鼠到河边饮水，不过把肚子填饱而已。
万物万事皆有总原理；天下虽大，若能知天下之所以为天下的道理，不需出户，就可以知天下；天道虽广，若能知天道之所以为天道的道理，不看窗外，就可以知道自然的法则。
为学可以日渐增加知见，为道可以日渐除去情欲。能把为学日益的妄念去了又去，减了又减，把知欲都损尽了，最后便能到达无为的境界。既到了无为的境地，便与道同体，自然也就能无为而无不为了。无为则何愁治理不好天下？反之，若强恃自己的智能一意孤行，又何以能治理天下？
世俗的人，都喜欢别人的意见和自己的相同，而厌恶别人的意见和自己的相反。他们这种好恶的心理，主要还是想胜过别人罢了！但是，他们果真能超出众人之上吗？与其如此，还不如听任众人的见闻，以求心灵的安宁，若想徒逞自己的才技，不但胜不了别人，反而还会比不上别人。
一些年轻的道家，常把老子的哲学思想拿来作为自己的诗集主旨。有关生之悲哀和死之神秘这方面的感触，老子虽有，却很少提到。而庄子，不但慨叹世俗生命的短促，对死亡的神秘感到迷惑，而且以天赋的诗人文笔，写下了自己的感言。
谁知道生死两方面的关联性？人所以能生，是因为气的集聚，气聚便是生，气散就是死。生死原是互为循环，我又何必为此忧虑？人们喜欢生的神奇，厌恶死的腐臭，岂不知臭腐会转为神奇，神奇又将化为臭腐。万物本就是一体的啊！
人的心灵，时而欣喜，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欢乐，时而忧虑长叹，时而犹豫固执，时而轻佻放纵，时而张狂作态，好像气息吹进虚寂的窍孔所发出的声音，又像是地气蒸发凝结成的朝氲。
这些变化，日夜轮流替代，呈现在我们眼前，可是遗憾的是不知它们来自何处？如果真能领悟，便不难了解宇宙间生生化化的道理了。
梦见饮酒作乐的人，早晨起来却碰到悲伤哭泣的事；梦见伤心痛哭的，醒后反有像打猎那样快乐的事发生。当人在梦境中，并不晓得那是梦；而人生在世深入迷途，又像在做梦一般；人在梦醒后，才知道以前是梦；人死了譬如大醒，那时才知道人生也不过是一场大梦而已。
可是有些愚蠢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活在梦中，还以为自己清醒得很，一副什么都知道的神情。整天君呀、民呀、贵呀、贱呀，喊个不停！真是执迷不悟，心胸狭窄极了。
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像白驹穿过石隙一般，转瞬即逝。万物突然生，突然长，又突然地衰退死亡，莫不是顺着自然的变化而来。但是生物却因此而哀伤，人类更因此而悲痛。其实，离开人世就好像解开自然的束缚，毁坏自然的剑囊一样，魂魄走向哪里，形体也跟着走向哪里。
孔子答道：“孟孙才已经尽了居丧之道，他比知道丧礼的人更精进了一层。丧事本应简化，只是世俗难以办到，而他已经有所简化了。他不知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不知迷恋生前，也不知追求死后；仅把生死看做物的变化，一味听从那不可知的演变而已。”
“人的形体无时不在变化，哪能晓得那不变化的是什么。人的精神是不变的，又哪里晓得那形体已变化了呢。我和你还是在梦中啊！孟孙氏突然遇着形体上的变化，却并不以此连累他的心神。他以为，形体上的变化并不是真死，而是搬了新居。他之所以哭，乃是随别人哭而哭，他的心却是毫无感觉可言。”
“人们常以暂有的形体说道：‘这是我！这是我！’其实，这个‘我’果真是自己吗？譬如你曾梦作鸟在空中翱翔，梦作鱼在水底戏游，那么在这里和我谈话的你，是醒着的你？还是做梦的鱼鸟？”
“偶然碰到如意的事，来不及笑；真正从内心发出的笑声，事先也来不及安排。因此，唯有安于造物者的安排，忘却生死，顺着自然的变化，才能进入虚无的境界，与天合为一体。”
“因为，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心里就不会思虑，精神自会与形体冥合，形体也就长生了。不要动摇你的心志，不要因外物而动心，因为多用心智，乃是祸害的根源。”
广成子又说：“来，我再告诉你：万物的变化没有穷尽，世人却以为有终始；万物的变化不可测量，世人却以为是有极限。得到我‘道’的人，在上可以为皇，在下可以为王；丧失我‘道’的人，活时只能看日月之光，死后也不过是一堆土壤。”
“如今万物生于土地葬于土地，而我却要带着你，经无穷的道途，游无垠的旷野。我和日月一样光明，和天地同样长久。在我之前，万物泯然而不知；在我之后，万物更是昏暗而无识。众人认为有生有死，所以必有死尽的一天；唯有了解生死如一的我，方能永远长存。”
北海若答道：“知道大道的，必定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必能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不会让外物来伤害自己。至德的人，火不能烧死他，水无法淹死他，寒暑也损害不了他，禽兽更伤不了他。这并不是说靠近它们而不受损伤，乃是因为他能辨别安宁和危险；安守穷困和通达；进退都非常小心，所以才没有物能伤害他。”
圣人任凭物性的本根，不违反物性来顺从自己；众人违反本性去追逐外物，却不使物性来顺应自然。
天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快乐？有没有保身活命的方法？答案是有，只是世人世人不知如何取舍罢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应该依据什么，避免什么，保守什么，离弃什么，喜爱什么和厌恨什么。
人们赞美的是：长命，富贵和幸运。喜欢的是：身体的安适，饮食的合口，装饰的华丽，色欲的满足，音乐的悦耳。所厌恨的是：穷困和卑贱，死亡和疾病。引以为苦的是：身体不得安逸，嘴吃不到美味，身穿不着华服，眼看不到美色，耳听不到悦音。
如果得不到这些形体上的满足，人们就开始忧愁起来。唉！这么费心为形体着想，不是太愚蠢了吗？富人劳苦身体，勤奋做事，积了不少钱财，自己却不能完全使用，这是在苛虐自己的形体。贵人夜以继日为自己地位的安危着想，这是在疏忽自己的形体啊！
如今世俗所做的事，和他们所说的快乐，我不知那究竟是真的快乐，还是假的快乐。看那世俗所喜欢称道的和群起争赴的事，都像是迫不得已而为的样子，可是他们嘴里还不住地说道：“这是快乐。”我既不认为那是快乐，也不以为那是不快乐。那么，世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呢？
我以为清静无为是真快乐，而世人又认为这太苦了。所以说：“真正的快乐，是忘却一切形体上的快乐；真正的荣誉，是离弃一切美好的荣誉。”
世人珍视的大道，是文字的记载；文字的记载不外乎语言，所以说珍视文字，实际上就是珍视语言。语言重视的是内容和意义，有的意义可以表达，有的意义却是语言表达不出的。世人因重视语言便把它记载在书中，以文字流传下来，殊不知这种文字实是毫无价值的。
我之所以不珍视它，实在是因为他们所看重的东西，并不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是言外之意啊！眼睛看得见的是形体和颜色，耳朵听得到的是名誉和声闻，这一切在人们的心里，竟成了洞穿大道的媒介物。事实上，那形、色、声、名根本无法助人探得大道的实情。
天下的禁忌太多，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便不能安心工作，生活愈陷于困苦。人间的权谋愈多，为政者互相钩心斗角，国家就愈陷于混乱。在上位者的技巧太多，人民起而效尤，智伪丛生，邪恶的事层出不穷。法令过于严苛，束缚人民的自由太过，谋生困难，盗贼就愈来愈多。
“这个人和普通百姓一样地生活，行为醇和，道德全备，凡是不顺他心志的地方他不去，不合他意愿的事情他不做。若是全天下的人都称誉他，他不会引以为傲；全天下人都毁谤他，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像这样天下的毁誉对他都没有影响的人，才是全德的人啊。”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4，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治国者无为无事，一国的政治看似混浊不清，其实有人民因生活安定，其德反而淳厚。治国者有为有事，一国的政治看似条理分明，其实人民因不堪束缚，其德反而浇薄。所以灾祸的里面，未必不隐藏着幸福；而幸福里面，未必不潜伏着祸根。这种得失祸福的循环，是没有一定的，谁能知道它的究竟呢？
就好像那本是正直的东西，突然间竟变作了虚假；那本是善良的东西，突然又化作邪恶一样。世人看不透这个道理，每每各执己见，以己见作为是非取舍的标准。他们陷在这往复循环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已为时很久了。
唯独得道的圣人，才能跳出这个圈子，能无为而为，以无事为事，方正而不戕人，锐利而不伤人，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刺耀。既伤不到自己，也伤不到别人。
孔子回答：“生死、得失、贵贱、贫富、君子、小人、毁誉、饥渴、寒暑等，全都是事物的变化，天命的流行，他们日夜循环不已，都不知源流何处。因此，除了顺其自然外，实不应拿它们来扰乱本性，混杂灵台。”
“若能经常保持纯和之气的流通，而又不丧失喜乐的性情，使心胸日夜交替着春和的气概，来顺应一切的变化，便叫做才全。”
“一旦他忘却形体，也就像清晨的天气那样清明；能够达到清明的境界，也就能得到绝对的大道了。得到大道以后，便没有古今的区别；没有古今，就能进入不生不死的境界。在此境界中，未必因为绝了生念就会死，也未必有了生念就会生。”
“道支配一切事物的运行，因此万物莫不因道而生，顺道而死；也没有不是因道而成，因道而毁的。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外间一切生死成毁的变化，都不能扰乱他心情的安宁。”
颜回说：“不知道有形体的存在，摒除聪明的作用，离开形体，去掉机智，和大道相合，就叫做坐忘。”
治大国好像烹小鱼不能常常翻动，常常翻动小鱼就会破碎；不可以朝令夕改，过于多事，否则人民不堪其扰，便会把国家弄乱。但是能做到这个地步，只有“有道的人”才能达到。
天所认为的小人，是世人眼中的君子；世人所认为的君子，是天眼中的小人。
众人是有所为而为，圣人是无所为而为；众人是有所事而事，圣人是无所事而事；众人是味有其味，圣人是淡而无味。众人是以大为大，以小为小，以多以多为多，以少为少；圣人是以小为大，以少为多。
众人德怨分明，常有以怨报怨，以德报德，甚或以怨报德的事；而圣人却是大公无私，无人我之分，也就无所谓德与怨。若在常人看来是德是怨，圣人宁可以德报怨；既能以德报怨，还有何怨可言？
圣人深知轻易许诺的人，必然少信用；把事情看得越容易的人，困难也越多。因此，他对人不肯轻易许诺，对事也宁愿把容易的看做艰难。虽说他以易为难，其实始终没有困难产生。
当世道安平的时候，是容易持守的；当事情还未见端倪的时候，是容易图谋的。脆弱的东西，容易分化；微小的东西，容易散失。因此，在事情还未发生时就处理，便容易成功；在天下未乱前开始治理，就容易见效。
合抱的大木，是从细小的萌芽生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筐一筐的泥土建筑起来的；千里的远行，是从脚下的举步开始走出来的。这些道理，都是化有事于无事，消有形于无形，其所作所为，仍是无所作，无所为；否则为者失败，执者丧失。圣人无为而为，所以不失败；不事执著，所以没有丧失。
用拳技角力的，起初大家是明来明去地游戏，后来就慢慢暗里使用阴谋来伤害对方；在正式场合饮酒的，起先是规规矩矩地欢聚，结果逐渐迷醉昏乱，做出淫荡的游戏。凡事莫不如此。起初诚信，到后来总是以欺诈结束；开始本很简单，结果反而复杂艰巨。
近代的读者几乎无人同意老子无政府主义的“弃智”和“愚民”的学说。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子所说黄金时代的单纯思想，把人带进了退步的世界。
读者或许还记得：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反“多智”和“多学”的。他不但坚持人民要回复原始的单纯，君王和圣者更应做到不以智治国。因为导致无政府主义产生的因素，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混乱，人们智力的发展与道德的滋长已不大平衡。
世人只知追求不知道的外在知识，而忽略了保守已具有的内在本性；只知批评别人的过错，不知省察自己的错失，天下岂有不乱之理？甚至还连带影响到日月的光辉、山川的精气、四时的运行。这些若受到蒙蔽的扰乱，即使那没有脚的爬虫、空中飞的昆虫，也会跟着失去了它们的本性，这实在是好智引起的大乱啊！
自三代以来，天下就已经是这样了。人们抛弃淳朴，喜好狡诈；不用无为，反用争辩。单单争辩一项，就已足够把混乱带给天下。
马的本性原是：饥渴时吃草喝水，高兴时交颈摩擦，愤怒时背立相踢。如果用衡轭驾驭它，用缰绳限制它，它立刻就知道如何睥睨怒视，曲颈猛突，诡诈吐衔，暗中咬辔来对抗。马之所以能有这般狡诈的智力，乃是伯乐的罪过啊！
上古赫胥氏时，百姓安居无为，率性而游；饿了便吃，饱了便遨游四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到后世圣人治理天下的时候，便开始创设礼乐来改变世人的行为，高悬仁义来安抚天下的人心。百姓因而竭力追求智巧，贪慕利禄，而不知停止，这又是圣人的过错啊！
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乃因它善于低下的缘故。同样的道理，圣人要想高居民之上，必先心口一致地自以为下；想要居万民之先，必得迫而后动，感而后应，不得已而后才起。
因此，怀有处下居后心胸的圣人，虽处上位，却不威迫凌人，所以人民不以他为累。虽居民先却不多行更张，所以人民也不以他为善。天下人都乐意拥护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处下居后的不争之德。因为不和任何人相争，天下也没有人能争得过他了。
“自以为不如别人的人，是绝对可以得到人心的。”
我以为，有三种宝贝是应当永远保持的：一种是慈爱，一种是俭啬，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不敢为天下先”。慈爱则视人民如赤子而尽力卫护，所以能产生勇气；俭啬则蓄精积德，应用无穷，所以能致宽广；不敢为天下先，所以反而能得到拥戴，作为万物之长。如果舍弃慈爱而求勇敢，舍弃俭啬而求取宽广，舍弃退让而求取争先，那是走向死亡之路。三宝之中，慈爱最重要，以慈爱之心用于争战就会胜利，用来防守就能巩固。能够发挥慈爱之心的人，天也会来救助他、卫护他。
已经知道真理却自以为不知的人，是最高明的人；根本不认识真理，却自以为知道的人，是患了谬妄的病症。认为这种病是病的人，便得不着这种病。圣人之所以不患此病，就是因为他知道这种病！
人民一旦不害怕统治者的威势，则更大的祸乱就会随之而来。因此，执政的人，不要逼迫人民的生存，使他们得不到安居；不要压榨人民的财货，使他们无法安身。能如此，人民才不会厌恶你，才不会带来莫大的祸乱。
所以，圣人虽是自知己能，却不自我显扬；虽自爱己力，也不自显高贵，只是采取“无为”、“处下”的态度顺民而已。取此而舍彼，又怎会陷民于不安？
天道的作用，好像把弦系在弓上一样。弦位高了，便压低它；弦位低了，便抬高它；弦过长了，便减短；弦过短了，便补足它。天之道，也正是如此。
人之道就不是这样了。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乃是损不足以奉有余。那么，谁才能善体天道，把有余的奉献给天下呢？只有得道的人，才做得到啊！
天下没有一样东西能比水还柔弱，但任何能攻坚克强的东西却都不能胜过水，世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换它，也再没有比它力量更大的东西。
用不公正的态度达到和平，即使和了也不是真和；用虚言来发誓，即使表面上看来诚信，事实上还是伪誓罢了。明智的人常被物所役使，神人却直追真理而行，这两者本已差距很远。而那愚昧的人却仍仗恃着自己的见识，沉迷于无谓的争执，不时劳苦自己的形体，这不是太可悲了吗？
理想的国家是这样的：国土很小，百姓不多，但他们有用不完的器具，并且重视生命而不随处迁徙。这样，虽有舟车，却无可用之地；虽有武器，也没有机会陈列。使人民回复到不用文字、不求知识的结绳记事时代，有甜美的饮食、美观的衣服、安适的居所、欢乐的习俗，大家无争无隙。
因为都是小国，所以各国的人民彼此都可看到，鸡鸣狗吠的声音也可以听见，虽然如此，但因生活的安定，彼此之间的人民却到老死，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国家与邻国的人互相往来。
真实的话不悦耳，悦耳的话不真实。行善的人，不需言辩；好辩的人，行为反非至善。真正聪明的人深求事理，所以知道的并不多；知识广博的人，不求深理，所以就不是真知。
“会叫的狗不见得好；会说话的人，也不见得聪明贤能。”“学问渊博的人，不必有真知；善于辩论的人，不必有智慧。”
老子说：“唉！你这些近似后世浮华的言论啊！说到兼爱，那不就迂腐了吗？所谓的无私，才是真正的偏私啊！如果你真想使得天下苍生皆有所养，何不顺着天道而行？要知道，天地本有一定的常道，日月星辰也自有其光明和行列，禽兽本有群类，树木也各自生长。”
“你又何必高举仁义，生怕众人不知似的，拼命击鼓去找寻那迷失的人呢？你这么做，是在迷乱人的本性啊！”
“鸿鹄不是天天洗澡才洁白，乌鸦也不是天天染漆才变黑，它们黑白的本质，原是出于自然，不足以作为美丑的分别。那么，声名令誉又何尝能增益人的本性？”
“雌雄的水鸟相互凝视不动，自然就产生出幼鸟；雄虫在上鸣叫，雌虫在下应和，借着回声而受孕；还有一些雌雄同体的动物，因遥感而自生。它们的天性不能更改，命运也无法转移。这就跟时光不能停止，大道不可壅塞一样的自然。”
“得到道的人，任何地方都可去得；失去道的人，到哪里都行不通。”
孔子返回住所，三月不曾出门。不数日又来见老子说：“我知道了。鸟鹊孵卵而化育，鱼类传沫而生子，蜂类昆虫遥感而自生。尤其是那昆虫，一生下弟弟，哥哥就哭泣（因以母奶喂婴）。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和造化冥合。没有看到万物的天性，怎么能去教人呢？”
老子回答说：“能够到达‘道’的境界，必是最完美、最快乐的。也唯有至人才可以达到这种地步。”
老子答道：“譬如：食草的野兽，不怕移居草泽；生长在水中的昆虫，不怕移居池沼。这是因为变动少，没有影响到它们正常的生活。了解了这个道理，那么，喜、怒、哀、乐的变化，就扰乱不了我们的心怀，因为万物本就是同一的啊！”
“知道天下万物本为一的道理，便会视四肢百骸为尘垢，生死循环为昼夜一般，对那身外的得、失、祸、福再也不会去计较。能做到弃声名如抛泥土一样的人，知道本身的一切重于外在的得失，也就能与时俱变，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觉得丧失了什么。”
“何况那万物的变化，原就是无终无始，人心有什么好忧虑的？唉！唯有修道的人，才能了解这个道理啊！”
“治事在于随顺各人的本性，一任自然的发展，若是能忘掉周围的事物，忘掉自然，甚至能忘掉自己，就可以和自然冥合了。”
“三皇五帝治理的天下，名义上说是治理，事实上却是祸乱的根源。他们的智慧，蒙蔽了日月的光辉，消灭了山川的英华，扰乱了四时的运行，其心智比蝎子的尾巴还要狠毒，小小的兽类，也不可使本性和真情获得安宁。他们安不了人们的本性，还自以为是圣人，未免太可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