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鬼、装人与装神
装鬼、装人与装神
陶东风教授此前以《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一文，斥责近年来的玄幻文学是在“装鬼”；前几日，他撰写《把装神弄鬼进行到底？》一文（参见学术中国网站http://xschina.org/show.php?id=11842），以“鼓吹怪、力、乱、神”的罪名又株连了《鬼吹灯》等一大批“盗墓文学”，给它们同样被扣上了“文学牛鬼蛇神”的帽子。
按照陶教授的观点，如果说玄幻文学和盗墓文学是在装鬼，那么，陶教授不知疲倦地出入于文化市场，声调暧昧地呐喊着“人文精神稀薄”的宣言，就颇有些“装人”的意味了。
诚如他本人的判断，“作为消遣娱乐的文学之一种，盗墓文学也不失为一种大众文化类型，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然而，他又声称“精英文学基本上既不能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也缺乏深厚的人文情怀。”
以这两句话作为逻辑起点，陶教授演绎起了思维混乱的推理游戏。在他看来，因为盗墓文学是消遣娱乐的，故而它缺乏人文情怀，正因为缺乏人文关怀，也就相当于不能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于是，得出结论“远离现实（虽然穿插了一些政治调侃）、缺乏人文蕴含使得盗墓文学的想像力虽然看起来奇特，但在精神内涵方面却难免贫血症和败血症。”
这样的推论显得很是可笑。首先，陶教授已经认可了盗墓文学是大众文化，却拿精英文学的尺度来衡量它，最终将精英文学自身尚且存在的缺乏人文关怀等弊病，一并骂到了大众文化上。玄幻文学也好，盗墓文学也罢，它们本就打算心安理得地装鬼，从未奢望有朝一日能装人。突然来了一个人（而且还是教授），把鬼不当鬼，还把人的某些陋习骂到了鬼身上。这才真叫“活见鬼”了。其次，既然陶教授四处兜售人文精神，何不向那些同样丧失人文精神的精英文学提出批评，却偏偏对着本就不负责承载人文精神的大众读物穷追猛打？陶教授不对人谈论人的问题，反而对鬼提出人的要求，莫不是他只敢在鬼面前，才有装人的勇气？
在鬼面前才觉得自己是个人，这既是当今某些学院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话语策略。这一话语策略的关键就在于将对手定义为“鬼”（即不符合人文精神的异教徒），将自己装扮成“人”（即人文精神在凡世的圣徒）。将对手妖魔化为牛鬼蛇神，并因此获得人人得而诛之的话语优势，再居高临下地将对手批驳得毫无招架之力。这一策略可谓是深谙文革思维的精髓。陶教授装人的勇气，来源于他深知“据说盗墓文学的主要作者和读者是‘八零后’一代”，由于话语权的不对等，作为教授的他自然就比那些晚辈们拥有先发制人的话语命名权——自己占据“人”的话语高地，瞄准低人一等的“鬼”扫射。陶教授认为，“好的鬼故事必须通过鬼来写人，必须通过鬼怪的世界来折射人的世界”。此语表明了陶教授非但乐于装人，更乐于装一个宣讲人文精神的人。然而，纵使要找个宣讲人文精神的阵地，陶教授也该向他的同行们、话语权对等的知识分子切磋武功，或是找那些自我标榜人文精神的人比武过招。几次三番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反而暴露了学院派学者们阿Ｑ式的形象：在鬼面前总是勇气十足，在人面前却是卑怯万分。
斥责80后的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是在装鬼，除了表明学院知识分子有装人的嫌疑之外，也暴露了50后一代的某些学者自身的痼疾——他们的想像力严重匮乏与衰竭。经验的贫乏与想像力的萎靡，导致他们囿于现实经验范畴之内，无法超越日常经验，更无法在一个想像力营造的文学世界中适者生存。陶教授将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视为丧失人文精神，而将那些想像力枯竭的当代精英文学奉若神明，这样的谬误就很值得推敲。首先，想像力之于文学的作用是毋庸赘言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向来不乏想像力。反过来说，缺乏想像力的作品是否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尚存疑问，又何谈什么在文学中体现人文精神？其次，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在文学中，想像力就是人文精神最好的体现，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了一个可能如此、本应如此而没有如此的世界。西人狄尔泰坚信，想像力才是设定人的永恒生活的动力，价值世界、意义世界也都以此为根据。正是通过想像力，现实生活中日益蒸发的人文精神才可能获得充足的水源。再次，陶教授认为哪怕盗墓文学的想像力是丰富的，但是“精神内涵方面却难免贫血症和败血症”。这与其说是盗墓文学患上了精神的贫血症和败血症，毋宁说是学院知识分子们在知识幻觉中自我膨胀，出现了精神的大脑充血，错把自己的晕眩感当作是想像力，并以自己的晕眩感去揣度、评价他人的想像力。最后，陶教授宣扬人文精神的方式也颇为可疑。接近现实、关注现实中的人是他对于人文精神的评判指标，并且还必须要念念不忘道德点缀与价值加工。一个极度体虚的病人，不借助任何外在的治疗与调理，单凭自身的努力绝不可能起死回生。现实中衰竭的人文精神也绝不可能只凭借接近现实，关注现实就得以重振。在陶教授那里，拯救人文精神的良策犹如庸医的药方，等待人文精神的结局也只能是自生自灭。
任何在鬼面前装人的举动，其根本目的都是在人面前装神。过去学院知识分子大都热衷于通过宏大叙事对伟大领袖歌功颂德一番，如今随着信仰体系的崩溃，他们转而建造起知识神坛，通过知识粉饰与话语修辞自我封神。在东西方的神话传说中，神都是对于人和鬼的身份界定者。陶教授关于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的所有主张，都可看作是某个著名革命宣传口号的变种——商业社会把人变成鬼，人文社会把鬼变成人。弘扬人文精神无可厚非，“钟馗捉鬼”的前提是要认清哪些是鬼，哪些是人，哪些又是披着概念化外衣的人，如陶教授这样不分人鬼殊途地乱抓一气，无非是为了显示他是拥有身份界定权的神。那群他笔下的“冤死鬼”不过是腐化的学院体制以及学院知识分子在装人、装神时自我拜祭的牺牲品，没有在鬼面前显露出人神共愤的夸张表情，就不足以满足他们极度虚弱却又欲求强烈的内心。
在这样一个知识被学院体制收编并不断神话的时代，一个充满想像力又谦逊的鬼，另一个丧失想像力却自大的人，究竟是谁在装神弄鬼？
陶东风教授此前以《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一文，斥责近年来的玄幻文学是在“装鬼”；前几日，他撰写《把装神弄鬼进行到底？》一文（参见学术中国网站http://xschina.org/show.php?id=11842），以“鼓吹怪、力、乱、神”的罪名又株连了《鬼吹灯》等一大批“盗墓文学”，给它们同样被扣上了“文学牛鬼蛇神”的帽子。
按照陶教授的观点，如果说玄幻文学和盗墓文学是在装鬼，那么，陶教授不知疲倦地出入于文化市场，声调暧昧地呐喊着“人文精神稀薄”的宣言，就颇有些“装人”的意味了。
诚如他本人的判断，“作为消遣娱乐的文学之一种，盗墓文学也不失为一种大众文化类型，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然而，他又声称“精英文学基本上既不能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也缺乏深厚的人文情怀。”
以这两句话作为逻辑起点，陶教授演绎起了思维混乱的推理游戏。在他看来，因为盗墓文学是消遣娱乐的，故而它缺乏人文情怀，正因为缺乏人文关怀，也就相当于不能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于是，得出结论“远离现实（虽然穿插了一些政治调侃）、缺乏人文蕴含使得盗墓文学的想像力虽然看起来奇特，但在精神内涵方面却难免贫血症和败血症。”
这样的推论显得很是可笑。首先，陶教授已经认可了盗墓文学是大众文化，却拿精英文学的尺度来衡量它，最终将精英文学自身尚且存在的缺乏人文关怀等弊病，一并骂到了大众文化上。玄幻文学也好，盗墓文学也罢，它们本就打算心安理得地装鬼，从未奢望有朝一日能装人。突然来了一个人（而且还是教授），把鬼不当鬼，还把人的某些陋习骂到了鬼身上。这才真叫“活见鬼”了。其次，既然陶教授四处兜售人文精神，何不向那些同样丧失人文精神的精英文学提出批评，却偏偏对着本就不负责承载人文精神的大众读物穷追猛打？陶教授不对人谈论人的问题，反而对鬼提出人的要求，莫不是他只敢在鬼面前，才有装人的勇气？
在鬼面前才觉得自己是个人，这既是当今某些学院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话语策略。这一话语策略的关键就在于将对手定义为“鬼”（即不符合人文精神的异教徒），将自己装扮成“人”（即人文精神在凡世的圣徒）。将对手妖魔化为牛鬼蛇神，并因此获得人人得而诛之的话语优势，再居高临下地将对手批驳得毫无招架之力。这一策略可谓是深谙文革思维的精髓。陶教授装人的勇气，来源于他深知“据说盗墓文学的主要作者和读者是‘八零后’一代”，由于话语权的不对等，作为教授的他自然就比那些晚辈们拥有先发制人的话语命名权——自己占据“人”的话语高地，瞄准低人一等的“鬼”扫射。陶教授认为，“好的鬼故事必须通过鬼来写人，必须通过鬼怪的世界来折射人的世界”。此语表明了陶教授非但乐于装人，更乐于装一个宣讲人文精神的人。然而，纵使要找个宣讲人文精神的阵地，陶教授也该向他的同行们、话语权对等的知识分子切磋武功，或是找那些自我标榜人文精神的人比武过招。几次三番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反而暴露了学院派学者们阿Ｑ式的形象：在鬼面前总是勇气十足，在人面前却是卑怯万分。
斥责80后的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是在装鬼，除了表明学院知识分子有装人的嫌疑之外，也暴露了50后一代的某些学者自身的痼疾——他们的想像力严重匮乏与衰竭。经验的贫乏与想像力的萎靡，导致他们囿于现实经验范畴之内，无法超越日常经验，更无法在一个想像力营造的文学世界中适者生存。陶教授将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视为丧失人文精神，而将那些想像力枯竭的当代精英文学奉若神明，这样的谬误就很值得推敲。首先，想像力之于文学的作用是毋庸赘言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向来不乏想像力。反过来说，缺乏想像力的作品是否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尚存疑问，又何谈什么在文学中体现人文精神？其次，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在文学中，想像力就是人文精神最好的体现，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了一个可能如此、本应如此而没有如此的世界。西人狄尔泰坚信，想像力才是设定人的永恒生活的动力，价值世界、意义世界也都以此为根据。正是通过想像力，现实生活中日益蒸发的人文精神才可能获得充足的水源。再次，陶教授认为哪怕盗墓文学的想像力是丰富的，但是“精神内涵方面却难免贫血症和败血症”。这与其说是盗墓文学患上了精神的贫血症和败血症，毋宁说是学院知识分子们在知识幻觉中自我膨胀，出现了精神的大脑充血，错把自己的晕眩感当作是想像力，并以自己的晕眩感去揣度、评价他人的想像力。最后，陶教授宣扬人文精神的方式也颇为可疑。接近现实、关注现实中的人是他对于人文精神的评判指标，并且还必须要念念不忘道德点缀与价值加工。一个极度体虚的病人，不借助任何外在的治疗与调理，单凭自身的努力绝不可能起死回生。现实中衰竭的人文精神也绝不可能只凭借接近现实，关注现实就得以重振。在陶教授那里，拯救人文精神的良策犹如庸医的药方，等待人文精神的结局也只能是自生自灭。
任何在鬼面前装人的举动，其根本目的都是在人面前装神。过去学院知识分子大都热衷于通过宏大叙事对伟大领袖歌功颂德一番，如今随着信仰体系的崩溃，他们转而建造起知识神坛，通过知识粉饰与话语修辞自我封神。在东西方的神话传说中，神都是对于人和鬼的身份界定者。陶教授关于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的所有主张，都可看作是某个著名革命宣传口号的变种——商业社会把人变成鬼，人文社会把鬼变成人。弘扬人文精神无可厚非，“钟馗捉鬼”的前提是要认清哪些是鬼，哪些是人，哪些又是披着概念化外衣的人，如陶教授这样不分人鬼殊途地乱抓一气，无非是为了显示他是拥有身份界定权的神。那群他笔下的“冤死鬼”不过是腐化的学院体制以及学院知识分子在装人、装神时自我拜祭的牺牲品，没有在鬼面前显露出人神共愤的夸张表情，就不足以满足他们极度虚弱却又欲求强烈的内心。
在这样一个知识被学院体制收编并不断神话的时代，一个充满想像力又谦逊的鬼，另一个丧失想像力却自大的人，究竟是谁在装神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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