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通往近代国家的道路

西乡隆盛自幕末以来的评价曲线起伏极为剧烈，从元治元年上洛，通过蛤御门之变、长州征讨声名大噪，到推动萨长同盟、王政复古，成为倒幕运动领军人物之一，再到促成开战，担任戊辰战争新政府的事实军事总指挥，达成江户开城，西乡占据了幕末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从明治四年出仕中央政府，参与系列推行近代化改革的各项政策，到主张“征韩论”，明治六年政变下野，再到被旧萨摩士族推为旗帜人物，发动武装叛乱兵败身死，西乡从维新功臣沦为萨贼贼魁。而在他死后，从“西乡星”到流亡海外的传言，从洗刷朝敌污名被封朝臣，到被奉为军国主义思想先驱，从战后再次被严苛评价，到时至今日仍旧盛名不衰，西乡始终具备一定的话题度，加之其人格魅力颇受称颂，在众多的所谓维新元勋中独树一帜。

然而，这本冠之以“西乡隆盛”之名的小册子并不是单纯的人物传记。作者简单带过西乡幕末时期的大放异彩，也没有对他的人格、性格多做分析，甚至对西南战争本身都只有简要介绍，而是将西乡置于维新史的背景中，以其生命轨迹与命运抉择为线索，围绕新政府官僚制度的性质和近代日本发展的方向进行剖析，推导出西南战争的最终发生，所谓西乡隆盛通往西南战争的道路，就是明治政府构建近代国家的道路。

作者以占据本作篇幅最多的一章，对表面与西乡关系不太密切的“‘有司专制’的成立”过程进行了相对详细的介绍。所谓“有司专制”是以大久保利通为主导的内政改革新体制，实质是在形式上确立天皇权力的至高无上，由官僚统治集团利用天皇权威把持中央政府、制定国家政策（“有司”意为官僚）。在新政府建立的前二十来年，关于君民共治形态的国家构想问题曾引发过剧烈的争论，作者认为，有浓厚忠君勤王思想的西乡主张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由天皇亲政的统一国家（当然，他的构想更多是模糊的、情怀式的，甚至可以说是与近代化背道而驰的），对他来说，仅将天皇理解为权威来源的有司专制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不满有司专制的还有以板垣退助为代表的，身处新政府权力机构却实际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群体，他们主张开设国会，打破垄断政治，扩大权力参与。

在此背景下，第二个论证重点在于明治六年的“征韩论争”。在新政府发展方向的各项政治主张中，对朝鲜半岛发动战争既拥有历史背景也具备广泛支持，事实上，双方争执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征韩的原则性问题，仅仅关乎时机与方法。西乡的征韩主张通常被认为是试图恢复封建特权、实现士族独裁。但在岩仓使团出使期间，处理推进废藩置县善后事宜，实施征兵令、秩禄处分、地租改正、颁布学制、产业振兴等后续改革措施的正是以西乡为中心的留守政府，他实际承担了消除封建特权、推进近代化进程的历史责任，这显然是与传统观点存在矛盾的。除了西乡，急征派中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江藤新平等人虽然主张不完全相同，却都是民权派代表人物。缓征派则是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权力核心，尤其前二者可谓构建有司专制的灵魂人物。通过对两派阵营的分析可以认为，征韩论争并非单纯的外交策略之争，实质乃是原本国家构想天差地远的西乡（及其支持者）和民权派（前者接近天皇专制，后者接近共和制）合作，与共同的批判对象——有司专制——开展的一场关乎国家政体与方针的政治对抗。

在征韩论争破裂之后，急征派整体失势下野，士族叛乱和自由民权运动先后爆发。西乡被裹挟的、仅仅以质询政府为由的起事沦为了师出无名的叛乱，既违背他个人行事风格，也使得行动缺乏依据与正当性，西南战争的性质便被局限在了士族武装叛乱上。不同的是，自由民权运动则在由士族发起的基础上蓬勃发展，逐渐接纳民众参与，演变为席卷全国的、全民性的政治社会运动。最终，士族叛乱以大久保被暗杀为标志逐渐落幕，在有司专制运作之下的官僚开始向天皇制自我修正，不断推进立宪构想与实践。直到明治二十二年帝国宪法颁布（并在次年首次召开议会当天实行），日本成为拥有近代宪法的专制君主国家，西乡以天皇亲政为愿景的国家构想得以实现，有司专制亦宣告结束，甚至对之的批判也被消解了：曾经的反对者中，板垣等人以阁僚的身份被纳入体制，背负恶名死去的西乡也得到了平反追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