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布罗顿：一场不可思议的盛宴

马尔科姆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权威历史著作，揭示了东西方相遇处被遗忘的边疆。

至少从希腊人开始，历史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是在相对晚近的时候，所谓“来自底层的历史”才开始出现，以“失败者”的历史挑战胜利者的历史，而所谓“失败者”，就是那些曾被贬低为不值一提的人和地方。

但是，那些在文艺复兴这样的历史大戏中扮演中介角色的中间人、外交官、间谍、士兵、翻译又如何呢？他们是历史的黏合剂，却常常只被草草一提，匆匆略过。他们的声音遗留在那些用各种语言写成的慢慢腐朽并且通常难以破解的手稿中，迷失在卷轶浩繁、内容庞杂、彼此冲突的文献里。

在《帝国代理人》中，诺埃尔·马尔科姆成功献上了一场十分不可思议的盛宴，将16世纪下半叶欧洲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故事，与那些以骑士、海盗、教士、间谍等形式出现的中间人的故事结合在了一起。马尔科姆不从罗马、塞维利亚甚或伦敦这类大都市的视角来写，而是将中心置于阿尔巴尼亚，以及从今天克罗地亚一直向南延到希腊的亚得里亚海沿岸。

一部地中海史，阿尔巴尼亚可不像是个好的出发点。但正如马尔科姆在他权威性的叙述中表明的，这里是一处被遗忘的边疆，在这里东方与西方、穆斯林与基督徒、意大利人与奥斯曼人相遇并碰撞，有时还会争斗，但更常见的则是试图适应彼此的存在。阿尔巴尼亚是个通透的边境地带，从天主教到新教，再到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各种信仰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但却又无法简单界定人们的生活。兴盛繁荣还是勉力维持，都可能意味着人们要反复转变自己的宗教、政治、商业阵营，以适应这个今天由威尼斯人统治、明天就可能换了奥斯曼人的世界。

在编织这些线索的时候，马尔科姆追踪了两个联系紧密的阿尔巴尼亚家族的生活：布吕尼和布鲁蒂家族。这部历史起于亚得里亚海滨城市乌尔齐尼，它位于今天的黑山境内。这里在16世纪早期是奥斯曼帝国边缘的威尼斯领地中最后的边城之一，是商人、外交官和“调解人”安东尼奥·布鲁蒂的家乡。安东尼奥生于1518年，在这个“充满跨境联系，私人间的信任可以轻易胜过官方敌意”的世界起家，作为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中介，督办至关重要的谷物贸易，操纵基督教世界-奥斯曼帝国之间复杂的个人联系和阵营网络，颠覆了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两种文明间存在截然分野的传统认知。

1559年，为嘉奖安东尼奥的忠诚和功绩，威尼斯总督授予布鲁蒂圣马可骑士团骑士身份。但他不是这个家族中唯一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里获得成功的人。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的家人散布在意大利、巴尔干和奥斯曼的土地上，追逐商业利润、宗教信仰以及政治晋升机会，这为他们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力，但也常常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安东尼奥的一位姻兄弟乔瓦尼·布吕尼通过教会追逐事业，升任巴尔大主教，他要处理位于奥斯曼领土内的教区的种种问题，要和敌对的希腊正教教会以及路德派信仰竞争。乔瓦尼身处教会对抗各种“异端”的前线，这使他受到了教廷的赏识，1562年，他奉命参加著名的特伦托反宗教改革大会，教廷试图通过这次会议重整秩序，以应对新教的挑战。

乔瓦尼追求宗教事业，而他的兄弟加斯帕罗则拿起宝剑，于1567年加入了马耳他骑士团，此时奥斯曼新苏丹塞利姆二世正准备二征马耳他，并对西班牙与威尼斯在地中海各处的据点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海上战役。奥斯曼的战争机器在1571年夏天夺取了乌尔齐尼。

对家族中的很多人来说，奥斯曼入侵是一场灾难：安东尼奥被杀，乔瓦尼被俘后沦为桨帆船上的奴隶，但加斯帕罗则在1571年10月对抗奥斯曼舰队的基督教海军联盟中担任要职。在本书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马尔科姆生动地重演了勒班陀海战，当乔瓦尼在战争中死去时，他那教廷旗舰上的兄弟离他可能不到100码。更令人惊讶的是，乔瓦尼没有死于奥斯曼人之手，却死在了四处搜刮战利品的西班牙士兵手中，当西班牙人将他砍翻在地时他还在呼号着“我是个主教，我是基督徒”。

就像乌尔齐尼的陷落，勒班陀战役也给布吕尼和布鲁蒂家族带来了巨大损失，所幸加斯帕罗的几个外甥活了下来，继承了作为东西方中间人的传统，开始从事译员工作。巴托洛梅奥·布鲁蒂在伊斯坦布尔为威尼斯人效力，但很快被西班牙人招募成为一名间谍，还与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做起了交易（很幸运，他是大维齐尔的亲戚），之后更是卷入了奥斯曼属国摩尔达维亚的大公废立之中。

1592年，新大公上任，巴托洛梅奥变得碍眼，很快被勒死扔进德涅斯特河里。他的舅舅加斯帕罗因在勒班陀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奖励，在16世纪70年代晚期作为教廷驻阿维尼翁飞地的指挥官，面对着另一撮异端敌人：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他把自己的私生子安东尼奥送去位于罗马的耶稣会学校学习法律，后者在16世纪80年代帮助自己的表兄弟巴托洛梅奥统治摩尔达维亚。这个家族的影响甚至远至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1596年，驻伊斯坦布尔英国大使爱德华·巴顿随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三世来到匈牙利，他的翻译就是巴托洛梅奥的外甥帕斯夸莱。不幸的是，帕斯夸莱也遭遇了和他舅舅相同的命运，因为被奥斯曼当局怀疑是间谍，1597年在贝尔格莱德惨遭杀害。

布吕尼和布鲁蒂家族的故事，以及他们呈现出的历史本身已经足够精彩，但马尔科姆为发掘这段历史而做出的杰出学术成就更是锦上添花。马尔科姆20年前在阅读一本16世纪关于奥斯曼的意大利古书时发现了这个家族。由此展开了一场从英国到意大利到巴尔干的浩繁文献追踪之旅，他查阅了数千份手稿，涉及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罗马尼亚语，以及“多种西欧语言”。

传统上，16世纪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故事是根据希腊-罗马的精神遗产来讲述的，这意味着大多数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对文艺复兴的认知是，它始自15世纪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某个地方，终结于16世纪初都铎王朝的英格兰。像阿尔巴尼亚这类的东欧奥斯曼领地，只会被简单地视作不值一提，学者也没有挖掘此处的档案的能力。（即使博学如马尔科姆，也因自己“对现代土耳其语只有基础阅读能力”表示歉意。）

冷战让问题更复杂了，铁幕在东欧降下，使得历史学家没法对波兰、匈牙利这类地区在16世纪文艺复兴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再评估，而在16世纪，此后割裂欧洲数世纪的分野还不存在。

很少有人拥有马尔科姆的语言能力和历史视野，这是《帝国代理人》如此重要的众多原因之一。它打开了深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腹地的新视野，将这一时期的重心从意大利向东挪开，恰恰是奥斯曼及其周边新近发生的那些事件，可能对地中海历史的下一个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

（本文刊载于《每日电讯报》，作者系伦敦玛丽王后大学教授，《十二幅图中的世界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