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工作，才配活着？
你会如何描述你的工作？“远离了制作和建造东西，为服务、为营销、为把钱从这里转移到那里而收费，只为自身而存在，全部取消而对社会几乎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如果你的工作符合上述特征，那么在大卫·格雷伯看来，你做的就是“狗屁工作”。
今天的文章来自《单读 25：争夺记忆》。很多“狗屁工作”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停下，而本文的作者希瑟·帕里看到，这些工作被迫终止后反而带来有利的变化，由此真正洞悉了它们的荒谬性和不得不存在的根本原因。
我们总在讨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又会转向怎样更糟糕的处境，但是帕里却从疫情期间的“异常”中，在种种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中，在人们重新寻找意义的过程中，瞥见可能的未来：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不一定要为工作而工作的社会里，在这里，作为人，我们可以在白天散散步，听听鸟鸣。
瞥见可能的未来
撰文 希瑟·帕里（Heather Parry）
译者 韩见
革命都始于熟悉事物的转变。2020 年 4 月的一个大白天，我和伴侣牵手走在家附近四车道的主干道上，整条街道都是我们的，目力所及没有一辆车，对我来说，这是革命的开始。
格拉斯哥的 4 月常常反季节地骄阳似火；当地人开玩笑说，我们的夏天很奇怪：4 月时出现两周，然后就结束了。但那天暖洋洋的，天很蓝，正是穿薄外套的天气，尽管住在距离繁忙街道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我们从容地闲逛着，终于有一次，听到了没有被车流声淹没的鸟鸣。
占据了我们之前无法进入的空间，这是一个如此微小，却又如此有力的变化。
和许多英国人一样，新冠肺炎封锁期间每天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散步，让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了全新的认知。在家中，人们沉迷于手机，为家人、朋友和未来感到恐惧，但家以外的世界却很平静。没有了行人、公交和私家车的每日喧闹，也没有了日常资本主义生活中永远匆忙而暴躁的人们所制造的种种噪音，我们可以听到风吹过建筑物的声音，看见常被忽略的新生树木和植物，甚至可以捕捉到一只狐狸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的瞬间。在尝试换一条路走的时候，我们发现公寓附近有一个我们此前完全不知道的巨大公园。当春去夏来，面对新冠肺炎，英国那似乎无止尽的灾难性应对方案仍在继续，能够走到那里、在太阳下站在齐脚踝的冷水中，无疑是对精神健康的一种救赎。
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停下来，停一小会儿，我们还可能会发现些什么?
已故的大卫·格雷伯在他 2018 年出版的作品《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A Theory）中写道：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建立在工作上的文明——甚至不是“生产性工作”，而是将自身作为目的和意义的工作。
在英国，这种说法也许从未如此精确。在我的有生之年，工作已经从你应该努力争取去做，但可能得不到机会去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向你提供微薄但足以维持生活的经济支持），变成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迫去做的事情。
在 1980 年代长大成人的人，他们的故事是一边靠“救济金”（这是当时人们对失业救助的亲切称呼）生活，一边发现自我，在几乎没有任何报酬的早期公开演出中打磨自己的艺术，和另外五个人挤在伦敦的一间公寓里但还是有钱买啤酒。即使在 2008 年，我毕业的时候（正值最近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一次），“救济金”也被视为你大学一毕业就会立即登记领取的东西，它会帮助你度过找工作的头几个月。这笔钱太少了，当然媒体上也充满了对那些“靠福利生活”的人的无情攻击，但如果你需要它，它就在那里——许多人确实需要。
然而，在过去十年里，保守党已经成功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之一：使失业补助如此难以获得、金额少得如此可怜，以至于许多需要它的人根本懒得尝试——而那些别无选择的人，则因经历了非人性化且令人泄气的申请流程，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处罚措施——如果你无法接受就业中心所分派的岗位，或是漏接了一个他们打来的电话，或者他们认为你申请的岗位不够多，他们就会停掉你的失业补助——则将数以百万计的人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们被迫去乞求一个无情的系统来提供足够的资源，以维系住房、温饱和生命。
在过去十年里，那些本不该担心工作的人们——在他人的护理下生活的、有身心健康问题或残疾的人——发现，“福利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此前因残疾或疾病而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的人们，遭受了羞辱性的伪医学评估，而其后总是被告知，他们所患的癌症并不妨碍他们从事有偿工作，或者行走方面的痛苦不妨碍他们坐在办公桌前输入数字，来为其他人赚取利润。2019 年的报道显示，有 17,000人在等待残疾救济金申请结果的过程中死亡；还有数千人在被就业和养老金部认定为“有工作能力”后死亡。这一系统似乎更乐于承担死亡的风险而不是“游手好闲”的风险。
曾有过一场短暂的风波，当人们发现，如果不同意为公司免费工作，甚至连微薄的失业补助都会被停发，这意味着这些人迫于饥饿的威胁，做着报酬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前就业和养老金部部长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咄咄逼人地否认这是人们“为获得福利而工作”的情况，尽管他承认，如果人们不接受安排，就会失去微薄的补助金。然而这是顺理成章的，只不过是一个计划了十多年的项目的一部分，意在让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深刻认识到，英国将不再帮助你。我们说，如果你不同意出卖劳动力，就不配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现行的“统一福利”（Universal Credit）制度将几种福利合并成一项微薄得不人道的款项，这项制度的全部意图便是，确保人们靠工作能获得的生活水平肯定要比靠领福利来得高；换句话说，无论境况如何，如果不同意工作，就会贫困到难以生存的地步。该制度没有考虑到，英国长达十多年的财政紧缩措施已令产业元气大伤，并使国家和地方开支锐减，这意味着工作机会减少了，而那些还存在的岗位，工资远远低于生存所需。但这对我们的统治阶层来说无关紧要。你就是非得去工作不可。
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人曾写到 20 世纪资本主义未能兑现的承诺：到 20 世纪末，技术的进步将使每周 40 小时的工作时间成为历史。1930 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预言，到了千禧年，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人们每周工作不会超过 15 个小时。九十年过去了，我们确实拥有了当时所承诺的所有技术，但仍然每周工作 35、40、50 小时。
自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英国就已经远离了生产性工业——远离了制作和建造东西——走向了金融化；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几乎不事创造，但确实要为服务、为营销、为把钱从这里转移到那里而收费。对许多人来说，这一转变造成的影响是自身劳动的异化，但新自由主义及其他为几乎所有行业带来的“测试—证明”的工作模式，也意味着行政职位、技术支持和文书工作的增加。有些职位的唯一目的是使公司不必支付罚款或税，或不必为其对环境或社会造成的损害负责。我们还雇人向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的人逼债，使他们更加贫困，而恰恰是我们使他们负债累累；我们在公司之间倒卖债务，并创造出一些职业角色，促使人们无休止地追逐那些微薄的收益。随着这些角色不断扩展，更多职位被创造出来以支撑那些被工作困住的人；用工不稳定的送货员、私营邮寄服务、司机，诸如此类。
一般来说，“狗屁工作”是指可以全部取消而对社会几乎不产生负面影响的工作；实际上，如果没有上述的许多工作，我们无疑将生活得更好。有些人的全部工作就是向你推销你并不需要的服务，以使富人阶层获利，极少有人会为他们的必要性辩护，然而许多人的工作就是这样。正如格雷伯所写，1910 年至 2000 年间，美国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文员、销售和服务人员的数量翻了三倍”，从“占总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增长到四分之三”，而工业和农业领域的就业则全面暴跌。英国的情况几乎相同；从 1980 年到 2011 年，英国的制造业萎缩了三分之二。其结果是，许多工作只为自身而存在。不可否认，它们就是狗屁工作。
但是主流叙事一直说，这些工作就像其他所有工作一样，是必需的，如果我们不做，社会就会崩溃。无论你是在社区，或在一个有价值的行业，还是身处一个甚至连自己都痛恨的无意义的职位之中，你都必须工作。
然而，从 2020年 3 月起，英国有将近一千万人有偿不工作（paid not to work）。
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突然展开了。
我们很多人都梦想着一个能为其所有公民提供食物、住房等基本必需品的社会，而在英国和欧洲的流行文化中成功立足的社会变革版本则是 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即全民基本收入。它的设想是，无论情况如何，政府按月或按周向每人支付能够负担其生活开销的津贴。此举甚至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引起了关注，据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几乎要实施 UBI 制度，但最终顾问们改变了他的想法。关于具体金额有各种讨论，但通常被引用的数字是在每年 1 万到 3 万英镑之间。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金额应该足以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使其摆脱贫困。
过去十年中，关于 UBI 的对话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想法，即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必要的有偿工作只会越来越少，而我们需要全面的社会改革来反映这一点。人们需要收入才能有钱消费，无论一个人有没有工作，UBI 都提供收入；并且，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无法继续工作或不想工作的人，也不会被任其陷入贫困。它的核心是一种既人道又具前瞻性的想法。
然而，新自由主义削弱 UBI 潜在开创性的企图已经开始抬头。去年，一个苏格兰智库拿出了一项关于苏格兰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并声称它是世界领先的，旨在实现社会变革。但是，提案中一个成年人的拟议金额只有每年 5200 英镑，也就是每周 100 英镑，实际上比“统一福利”针对 25 岁以上单身人士的现有水平还低。尽管提案声称，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申请额外的残疾、住房和丧亲津贴（估计在他们给出的现行制度下，这几项津贴非常糟糕），其附加条件却使情况变得更差了：这一收入是免税的，但将会取代目前的免税额度，使免税基准下降 7000 英镑，这意味着较低收入群体将缴纳更多的税。这令那些领取国家养老金的人处境大大恶化。而且它甚至远没有达到一个人可以赖以生存的数额——并且不打算提供这样的支持，如同报告本身指出的，就像“统一福利”一样，这个版本的 UBI“必须减少——最好是消除——抑制就业的因素”。
工作可能在减少，工作或许往往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工作，仍然必须要做。
至少在主流对话中，关于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必要迫使个体参加劳动的探究是极少的，然而却有各种反对 UBI 的讨论。其中一个来自左派，他们担心，如果不对私人租赁行业和总体就业等方面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无论多大数额的款项，最终都还是会落进富人和资本家的口袋，他们只会反过来提高物价。这是一个有理有据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 UBI 应该是全方位社会转型的起点而非终点。人们担忧的是 UBI 走得不够远，这种担忧是合理的。
其他的批评并没有多少现实世界的事实支持，尽管它夸夸其谈地宣称自己如此。对 UBI 的结构性否定来自这一观点，我们负担不起；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既无法征收足够的税来覆盖 UBI 的支出，也无法创造足够的货币来为它提供资金。目前针对英国最富有人群的税率要远远低于过去 50 年内曾有过的水平，而且公司税每年至少降低 1%，虽然在任何实际意义上，这两个国家的支出都不受其所征收的税额的限制。显然问题不在于征税能力而在于意愿。
同样，第二种批评也经不起推敲。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可以凭空创造出数十亿计的英镑而不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胀的说法在一切关于公共支出的讨论中都会被提出来，但当我们在 2008 年为银行，或者为战争，或者仅仅是为富人阶层创造出数万亿英镑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现代货币理论的拥护者告诉我们，政府创造货币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并非在我们所认为的层面，而且在国家达到充分就业之前是有限的——在目前的英国，事实远非如此。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案，它所提供的资金可以让人们真的依靠它生存，然而反对类似方案的最常见论点是，没有了早上起床的理由、不再被迫从事生产性劳动（尽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人们将什么也不干。失去了工作的动机，人们只会萎靡不振，耽于最恶的恶习，浪费所有的时间。
但在过去半年中，我们发现，随着工作的需要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人们根本没有陷入懒惰。即使在人生记忆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充满了不确定性、 疾病、失去和恐惧，弥漫着绝望和焦虑，人们还是很快发现自己需要意义——于是他们在享受“小确幸”、帮助他人和学习新技能等活动中找到了意义。有人把时间投入到家庭中，有人投入到爱好和艺术项目中；有人认识了他们的邻居，并开始将自己的技能投入到以社区为中心的实践中，以谋求更多数人的福祉。也许最令当权派担心的是，许多人得到了以往无法获得的政治教育——并付诸实践。
尽管有价值的工作不可多得，而且报酬越来越少，但我们之所以被强烈要求无止境地工作，真正的原因似乎是，如果不被工作隔离和耗尽，我们可能真的会开始团结起来。
正如大卫·格雷伯所说，那些掌权的人知道，“有闲人口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并非巧合的是，在这个很大一部分英国人意识到自己无法工作或不是必须工作的时期，英国出现了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抗议和游行，激起了关于帝国遗产和英国整体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激烈的（希望也是深远的）社会对话。布里斯托（Bristol）一座奴隶贩子的雕像被拆毁，扔进了海港，又为公众带来了一场关于国家财富及其获取过程中被压榨的人民的迟来的对话。
反资本主义读书会在朋友和陌生人中迅速兴起。曾经充斥着午餐照和自拍照的社交媒体，因此被反种族主义教育及由此衍生的反帝国主义、亲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信息所覆盖。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工作起到了防止这些运动发生的作用。朝九晚五使人们没有时间进行社会活动。而这似乎才是重点。
或许不止如此，从英国封锁之初，对社会既定运作方式的扰乱就已经威胁到新自由主义资本家的叙事根基，以往我们一直是在这种叙事下努力工作的。宣布全国性封锁后，互助团体几乎立刻就在全国各地出现。互助公告的社交媒体模板病毒般传播开来。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一个拥有一万名成员的本地 Facebook 社区讨论组。一夜之间，志愿者们为那些由于医疗漏洞或其他情形而不得不自我隔离的人建立了互助小组，并迅速吸纳了数千名成员。邻居们为那些出不了门的人领取药品和食物，为无事可做的孩子们捐赠玩具和书籍。无法上课的高校学生在为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关键性岗位从业者的孩子提供免费保育服务。祖母们开始给可能买不起口罩的人缝制口罩，我为一位担心会没有饭吃的新手妈妈送去了自家烹制的菜肴。这些小小的善举影响深远；一个在群里求助的人，几分钟之内就能收到十个回应。
除此之外，人们捐出了真金白银，交给那些失业的人，给那些苦苦挣扎的人，给那些被迫突然改变营生或失去生计的人：我们这么做了。那些长期从事互助工作的人们，特别是跨性别团体、黑人团体和与难民打交道的人们，成了鼓舞人心的力量，使我们忘记了资本主义一直以来教育我们的东西，并意识到我们真的可以付出而不求回报。我们将时间精力投入到社区、家庭和自己身上。这带来了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力量，带来了意义和希望，在这个毫无希望可言的时候。
英国的统治阶级对此有多恐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因为互助是团结的开始，由团结而形成组织，由组织而爆发起义。起义将会是我们所知的这个社会的终结。
长期以来，我们被告知不具备改良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如果道路上没有汽车，城市会变好，市民会更幸福。我们知道，把金钱和食物直接赠予那些需要的人，百姓的身心健康会得到提升。我们知道，有着价格合理（如果我们再大胆一点的话，就说是免费供给）的安全可靠的住房，将使家庭和个人免于颠沛流离之苦。我们确信，资本主义重压下的生活正在扼杀所有人，也在扼杀这个星球。但他们告诉我们，一切只能如此。
然而，2020 年 4 月，我们发现自己走在没有汽车的街道上，在阳光下听着群鸟鸣唱，没有了无情的机械，它们活跃起来。我们发现，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露宿者都得到了安置；政府可以免费将食物发放给需要的人；驱逐可以停止，租金可以降低。我们之中的幸运儿还发现，政府可以出钱让我们待在家里不去工作。我们发现，在有偿工作之外，生活还包括共同体、联结和对他人的关怀。
大卫·格雷伯指出，“通俗小说中最可怕的怪物不只是威胁要撕裂、折磨和杀死你，而是要把你也变成怪物”。现代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它不满足于吓唬我们，它还致力于让我们反目成仇。
可是短短的几周内，我们就摆脱了这个把我们变成吸血鬼的制度，并且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嗜血的人。
关于以现有的资源能切实地在可能的未来做些什么，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展望——接着大幕又沉沉落下了。
如果我使人觉得英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反应，有任何充足和合理之处可言的话，现在请让我澄清：并非如此。根据非官方估计，死亡人数有 6 万，而更多的人将长期与严重的并发症共同生存。每有一个带薪待在家里的人，就有一个不得不从事不安全工作的人。每有一位自雇者获得补贴，就有一个人被遗忘而得不到任何帮助。尽管我们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和关键岗位工作者鼓了那么多掌，但政府还是不同意给他们加薪，拒绝提供心理健康支持，数 月以来对工作场所的防护都不充分。我们被收买或被要求在夏季“恢复正常”，当然，现在一切又从头来过了。
当我们进入众所周知不可避免的“第二波疫情”时，这个国家的应对措施仍然严重不足，政府坚决反对其他一切举措，坚持让社会大体上像往常一样运作，放任成千上万的人陷入失业和贫困，更多人病重或死亡。当其他国家承诺将休假计划延至 18 个月或两年时，我们却被告知必须减少继而取消休假，因为我们已经对此“上瘾”；现在政府只提供最低限度或者完全不提供支持，至于失去了工作的人，将会再次在赤贫的威胁下陷入无休止找工作的过程， 而那些工作已经不复存在。难以置信的是，无家可归的人又被送回了街头。对医疗资源上的弱势群体来说，封锁从未结束，然而他们似乎已经完全被忽视了。虽然经济战略已经无法将我们从衰退中拯救出来，我们的尊严还是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我们被扔给了狼群——仅仅是为了维持“工作”这个概念。
有人说，技术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我不这样认为。我确信的是，技术以非道德的方式被利用了。那些掌握着技术控制权的人没有停下来问一问，他们创造的东西对世界的总体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资本主义坚持必须制造和销售。而且资本主义需要生产力；需要产出更多、雇佣成本更低的劳动力。因此，工作自动化将会继续推进，工人将被取代，更多的狗屁工作将被创造出来，其唯一目的是让我们做一些对既定体制不构成威胁的事情——如果这些工作很难找，我们还得花时间去找别的工作。
然而日趋清晰的是，这是一个垂死制度的疯狂行为。新冠肺炎摧毁了许多东西，不只是很多人的身心健康，或许还有这一叙事：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获得价值；人只有工作，才配活着。
革命始于对可能之物的初步认识。尽管 2020年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尽管我们看见，这个制度有这么多用以“杀死我们”来自救的方式，但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选择。我们看到，赋予资本利益的权力可以被剥夺。我们认识到，金钱可以给予人民，而不是向上流动，集中到那些已经拥有太多的人手中。我们认识到大家可以彼此关爱，并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生存所需的稳定和安全。我们可以与陌生人分享食物，可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可以把金钱直 接捐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不一定要为工作而工作的社会里，在这里，作为人，我们可以在白天散散步，听听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