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历史的丰富性

历史在中国，有近乎宗教的地位，就连当年位居高位者，失意之时也一句“幸亏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自慰，但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又是很官本位的，历史记载，多是帝王将相，是官本位的，而忽视了社会上其他行业，就算是思想史，也是儒学为主体，忽略了太多的江湖和民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而且这种状况，在当今也没有多少改观。

令人惊讶的是，在民国时期，居然有一帮人编了一本《哲匠录》，主旨是 “肇自唐虞，迄于近代”“凡于工艺上曾著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一言者”， “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就都收录进来。这也就意味着，历史的视角不在只限于帝王将相，而是定在了“士农工商”中的倒数第二等级“工”，为一群搬砖的、雕像的做传，这在今天也是比较前卫和酷比的一件事，这本书也自然成了很酷比的书。

一本书，就这样增加了历史的丰富度。

在这本书中，你是“熟人”极少，“陌生人”极多。比如白居易、杨广这些熟人，你会惊讶的发现，原来他们也是斜杠青年，本职工作外，居然还有点牛逼哄哄的动手能力。比如木匠皇帝朱由校，在正史上是个笑话，在这里就显得正常了，“即巧工亦莫能及”，这句话就很有分量了，可能对于这个皇帝而言，当皇帝真不如当木匠。又如白居易，一个写诗的文艺青年，居然理工科也不错。但更多的陌生人，你没听说过名字，但看他们的事迹，你会发现历史上居然有这么多牛人，但是正史里面，很少记载，如果不是这本书，这些名字就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册中了。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想，多少有才华的工匠，可能当时就没有被人记录，就这样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这本书，对于我们今天书写历史，也有很多启发，就是一定要扩大视角，在政治、经济史外，还要注意到丰富的社会。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要多注意那些边缘文化群体，比如，我最近想研究一下民国命理师袁树珊，结果在知网上一搜，没有几篇文章，这样一位大家，他的事迹就这样淹没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镜头对准各行各业，才能保持历史的丰富性。丰富性的基础上，真实性才有保证。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