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记忆真的可靠吗？
（一）“信—任”型君臣关系在西汉的开展
侯旭东老师在《宠》中，将表征于西汉时期的君臣关系分为“信—任型君臣关系”和“礼仪型君臣关系”两种。其认为穿插于正统“君君臣臣”之中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为西汉官场带来了生机与动力。
某个历史时期，突然涌现出一批名将、名臣的背后，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帝王，衬托着一个王朝生命周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汉武帝时代这种上下贯通探索边境绝域的热情，在中国古代史上似乎成了绝响，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有何容易对司马迁的话有共鸣。”（p139）
“礼仪型君臣关系”下的臣民亦各自承担相应的“任”，但他们担负的是“职任”，是为维持帝国的存续而安排给他们的工作，基本是基于制度( 甚至律令) 而规定的。
相较于此，信—任型君臣关系中的“臣”若承担“任”，更多的是出于皇帝个人安排的任务，往往是临时性的，在制度律令之外的，当然，历时性观察，也有一些因反复出现而逐渐成为惯例乃至制度。
司马迁的记忆留存是以汉武帝为中心的，甚至说大多留存于武帝周围的“宠臣”之上。也正是依托于这个“宠臣”圈子，武帝搭建了西汉历史上最大的，最动人心弦，也是最为残酷的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宠信”是具有继承性的。武帝对李夫人追念，化为对其兄长李广利的专宠之上，为了创设李广利的功名，武帝对大宛打了一场毫无必要的战争。
“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p253（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
“也许第一次出征大宛过于随意，但事情既然已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做不到使大宛臣服的话，李广利的这一次失败就会成为永远的笑柄、汉朝在西域列国中威信也会彻底破产。”（p226）
雪球越滚越大，作战经年累月。不得不说，汉初的盈室满仓的钱粮化为战场上的累累白骨，是有多少被消耗在这种无意义的“专宠”之上？多少又是被消耗在帝王搭建“慧眼识将才”的舞台之上？
就如，武帝为主父偃排练了一场“慧眼识才”的大戏。
“卫青推荐主父偃，汉武帝立刻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人才...将来被委以重任的一文一武，如果关系亲密，一个对另一个有恩情，对皇帝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好事情。”（p69）
“所以汉武帝早就等待着这一天...这才能解释，主父偃的上书，这么快就能被汉武帝看到。”（p69）
大臣如同提线木偶，依托着帝王随后又上演着一出出残害忠臣、打压诸王的名戏。曲终，帝王剪短了手中的偶线，大臣变成了弃子，戏了人散。
这是主父偃的生命周期，也是后世一代代宠佞的生命周期。
“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p70）
帝王在排演大戏，臣子又何尝不清楚？
“以主父偃这样的人物为例，论证通过践踏道德底线来追求成功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也从来不会有任何的警示效果。相比被歧视被践踏的困厄一生，成功宣泄仇恨之火就毁灭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快意得多的结局。”（p71）
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仪型君臣关系”不可避免的也受到了“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感染。
“张汤的作风，是凡事顺着汉武帝的心意，皇帝想严办谁，他就会严办谁，而且一定会办的漂亮。皇帝是推崇儒术的，张汤的判决，就要在法律依据之外，还要上升到儒家伦理的态度，他特别找了一批精通《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到自己手下、审理重大案件，判决书上，一定会引用几句圣人的言论。”（p166）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p187）
如果说律法和执行律法的臣子都要依靠帝王的“专宠”，“礼仪型君臣关系”也在逐步被腐蚀，那么这就意味着帝国的命运全系于一人之上。
而且，对居于臣下的一方来说，“宠信”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一旦双方中一方死亡，关系就基本结束，可以说死亡就是针对皇帝临终前身边近臣与嗣君近臣间的强制性熔断机制，除非皇帝临终遗诏托付或太后特诏，否则这种关系很难延续到嗣君与臣下。
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就是在这种双重力量下的挤压与变形。
对于武帝来说，长达五十年的独断专纲可以使其随心所欲，已经可以不顾被士人所交口称赞“仁恕温谨”、“敦重好静”的太子刘据。
“汉武帝心中，李夫人才是皇后，他于是想改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p269）
对于宠佞来说，新太子要有新班底，这无疑是他们确保将信任关系传导到给嗣君的最后机会。
“方诗铭先生是特别善于根据人物籍贯发现政治集团的前辈学者，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掉血缘就是老乡特别重要。这个方法当然不绝对正确，但是确实能解决不少问题，他有一篇论文梳理出这样一条线索：李夫人、李广利是“中山故倡”。”（p273）
只不过，
“说穿了不过是因为汉家的太子之争而已，却连累千千万万汉军，变成了流沙荒草间的白骨。”（p282）
伴随着司马迁记忆的戛然而止，武帝为主角的这场旷世大戏三年后也落幕了。
在历史之中，司马迁凭借自己的记忆动迁为武帝创设了无数种重新演绎的空间，同时，武帝也为司马迁的人生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的关键节点。在时间的杂糅破碎与历史的风尘之中，两者的关系非但没有割裂，却又更为紧密了。
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他的幸运，亦是他不幸的根源。
（二）司马迁的记忆可靠么？
初读这本书，感觉题目太过于宏大，叙述也许会不尽人意，细细读来，敬佩于刘勃老师的春秋笔法，完全把握住了司马迁的生命历程、历史记忆以及记忆节点的流传。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常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说法似乎将历史的地位拔高到无穷，忽略了历史的线形与不定性。但是，我认为至少历史所体现人的关系性质是不会随着时代更易的。
那么，刘老师笔下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究竟是依托于《史记》文本对西汉官场与汉武大帝生命历程的映射？还是对于千年不变的关系性质的反思与重构？
我认为是后者居多。
就如，
“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p253）
前段日子，曾经大火于政治经济学界的“晋升锦标赛”理论遭遇检验困境，出现了复盘难题。周雪光老师认为，往往在中国官员的晋升，如果上级有合适的人选，就会安排其在经济发达地区磨练，过段时间再凭借经济政绩进行提拔，表面上看是“晋升锦标赛”所言的经济发展成果决定官员政治前途，实际上还是一种关系网络的延伸。
再如，
“一个问题是可怕的贫富差距。社会上层掌握巨额的财富，不论是皇帝的亲属，朝廷的官员，还是毫无官方背景的豪强，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生活极其奢侈，有些地方，豪强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那里你感受不到官府的存在。”（p26）
地方农村所形成的“村霸”就是这种关系最好的例证，往往“村霸”与“村官”是一体两面，扎根于当地的宗族，依附于宗族内的上位官员，控制着村级的土地经济、农业补贴与社保援助，坐拥控制一方。自古以来的政令不出京城，皇权不下县当今似乎也颇有道理。（详见：Daniel C. Mattingly，Elite Capture？How Decentraliza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Weaken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World Politics 68,no. 3 ( July 2016)：383–412）
再如，
“游侠指的是能指使人帮自己干事的那群人。司马迁对游侠做了精心的区分，认为有的人是好的，而另一些人令好的游侠蒙羞。而对制度精神理解更深透的班固则很清楚，这种区别并不重要，游侠的罪恶，在于其存在本身。”（p40）
2019年“双十一”前夕，外卖平台美团和饿了么统一压低骑手送餐的单价，骑手们都抱怨。北漂骑手陈天河就在群里说，要不在某一片区域，我们不要接单，前三天不送美团，后三天不送饿了么。然后他被抓走，刑事拘留26天。 2021年饿了么涉嫌变相降低骑手过年奖励，爆料此事的骑手盟主陈国江被抓。可见，对于游侠的处理办法，对于平民的规训之法，如此统治之术，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
再如，
“司马迁回顾了孔子作《春秋》时候的手法：春秋初期，鲁隐公、鲁恒公时候的事，包括一些政治内幕都说得清清楚楚，但说到了鲁定公、鲁哀公的时代，表述就非常隐晦了，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写当代史，不能做什么褒贬，这是因为充满忌讳的缘故啊。”（p137）
在这个时代，“恶习”都能成为恶毒的隐喻，避讳这件事千年前如此，当今亦如是。
再如，
“总之，这些人出身卑微，青少年时代活得更压抑，对社会有强烈的报复心，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做长远规划的兴趣，只是享受着突然大权在握的爽感.....他们像疯狗一样，咬官员，咬豪强，咬民众，也互相咬。”（p171）
横亘于上世纪50-70年代，流毒20年的变态斗争，至今仍是吾国的伤疤。当今，对“资本”近乎狂热化的批判又成为年轻一代意识形态的主流。如果可能，我并不希望历史的默剧再一遍遍重演。
再如，
“但也不能说司马迁他们（对张骞）的看法都是偏见，他们注定无法预知现代人的主权观念和国际关系的理解。既然注定身为代价，自然只能在代价的立场上发出呻吟或呵斥，或者这也不可以，那仅有的权利，就只能是对这种事业保持一点冷漠。”（p217）
在宏大的叙事之下，每个人都如同尘埃一样弱小，但是每个人的生命权利又如昭日一样熠熠生辉。如果用国家的视角掩盖个人的生命政治，这称不上是善。如果Authority依赖霸占你的权利，从而施行的政绩有效，又反过来拿你自身的权利去威胁你，这又是无耻。
最后，
也许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期盼的历史客观并不会存在。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学》）p303
诗人的职责、历史学家的职责也应当是我们个体的职责，司马迁用其记忆完整描述了帝国的兴衰，我们的记忆，也应当重在于描说，轻于议论。用个体记忆对抗集体记忆，用生命历程对抗国家周期。他人的苦痛只能一时共情，集体的欢愉却能长久留存，这该是多么的讽刺？又是多么的懦弱？
武汉大疫刚刚一年，武汉解封还不足一年。我们忘却的太多太多，痛苦似乎不能成为我们记忆躯体的伤痕。那些奔赴前线的记者被污名为抗疫医生去世的根源，方方的日记又被贬落至尘埃。
我想说，
“汉朝诚然广大，但那都是长安城里的皇帝的，和你们这些臣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确实只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但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更加自由和天真？”（p123）
我一直用辛德勇老师的一段话无时不刻的提醒我自己。
“事实上，天下姓赵的人，不一定都流淌着赵家的血，不一定都有和赵家人一样颜色的基因，这是不能自作多情的。”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也是我们的记忆之野。谈不得可靠不可靠，因为这段记忆无时不刻在被正向修正。而事实有些出现在历史的裱花袋之上，有些却被弃之如敝履。我所相信，唯一正确的，是我们通过思辨而来的个体记忆，应当是我们的生命周期，是我们的生活历程，也是我们的生活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