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读《说理》

一、缘起

如今是平民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难免满眼满脑的世俗，不怕冒犯地说，是浅俗，浅俗的事物和浅俗的观念；当然读书人也并非什么“贵族”，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同样是有深刻的时刻，也有浅俗的时刻；曾经，我把“理想”与“现实”、“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这两组概念绝对两分，仿佛生活就分为两类，要么理想的生活，要么现实的生活，要么精神丰裕的生活，要么物质充分的生活，这种观念不断侵扰着我，有时候是折磨，似乎生在这个时代的人只能无可救药地远离“深刻”，朝“浅俗”无限堕落；

读过《说理》，我不再如此看待生活；但这一心路历程引我进一步思考，这个崇尚多元的平民世界，热热闹闹的世俗生活以外，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深刻的”哲学思考或者更确切地说，穷理求真在其中是什么位置？哲学和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有什么联系？更一般地问，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

二、“意义”的挑战

思想、理论与哲学概念辨析

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一书序中发问，“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更明确一点儿，理论对生活有什么意义？”确实，思想这个概念比较宽泛，不如“理论”来的明确；在《说理》1.26，作者又说，“而在这背后的一般观念则是：思想的终极目的是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可见理论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或思想形式；读过《哲学·科学·常识》一书就知道，在作者看来，理论有一个核心含义，就是对世界的整体解释，比如阴阳五行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它们都是众多思想中的一种；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一文中发问，“有一种既不能是形而上学又不能是科学的思想吗？”（孙周兴译）

我们平日说到“思想”，总会和“观念”连起来说着“思想观念”，在一些地方，思想似乎和观念近义，表示某种“大的看法、总的看法”（《说理》6.8），但我们老说“消费观念”、“爱情观念”，却不说“消费思想”、“爱情思想”；我们说，这个人挺有思想的，那个人思想深邃，却不见人说，“这个人挺有观念的”，“那个人观念深邃”，可以看出，思想更接近一种观念之网，思想比观念更系统、更深刻；人人都有一堆观念，却不见得人人都有思想；

因此，哲学也是思想之一种。 2.科学主义的挑战

要问“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须先明确语境中的思想是哪类思想。

陈嘉映问“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时，主要想到的是科学思想，因为他接着就问，“然而，科学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哲学·科学·常识》序）那么，科学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在陈嘉映看来，科学思想的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对象化”，“在（广义的）物理学那里，我们把所探索的事物对象化，这些对象本身中不包含我们对它们的感受和理解——即使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感觉或思想”（《说理》9.35），简言之，科学思想所理解的世界是由“纯粹客观的东西”组成的，这个世界里没有人类心灵的位置，“科学世界观没有为喜怒哀乐美丑善恶留下席位”（《哲学·科学·常识》序），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人的“周遭世界被去生活化”了，而科学思想自认为可以脱离人的“生存实际”，把世上的任何事物对象化之后统统分立开来，再在生活之外来理解事物，这就是科学主义。

以下主张司空见惯——

张三、李四都跳下水救人，有人就说了，张三、李四你看着是舍己救人，其实都是出于自利，为啥？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他们“舍己救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在道德上的需要罢了。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似乎不需要去了解二人跳水的前因后果，甚至不需要跟二人聊聊，“凡是舍己救人都是自利”，道德崇高被消解，人类丰富的心灵被某种“科学规律”简化，我们当真以此思想观照世界，你说，人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生活何谈意义？

三、回应科学主义的挑战

1.“意义”概念简析

意义的日常意思就是意思、含义、内涵等，这是意义概念的基本含义；我们问生活的意义时，差不多也就在问生活有什么“含义”，换句话说，我们希望理解生活的“意义”，原因在于“生活的意义”这件事和“吃饭的意义”、“遛狗的意义”相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追问“生活的意义”时，相当于是在突出“生活”或者“理解生活”的重要性。

在《说理》6.1中，作者还将“事实”和“意义”对举：“如果哲学始终从意义方面关心事实，那么，哲学从来不能离开感觉，从来都是有感之知”。是的，哲学从来不关心那些脱去了意义的、冷冰冰的事实，就像我不关心今天的温度是多少，或者说我只关心今天的温度是多少来确定我今天应该穿薄穿厚，一些时候温度也不靠谱，需要我实际走出去感受冷热。如此，意义必然连着一个主体——我或者我们，还连着我或我们的经验、感受、认识等。我们常说，爱情对我的意义、对我们的意义云云，然而对机器人来说，爱情没有意义。

2.“没有意义”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认为，一种文化衰退时，曾经活生生的有机体僵化成一种死的、机械的结构。于是，物理学、数学和力学主导的时期压倒了艺术繁荣的时期；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可怕的堕落”（《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第十三章）。

强势的科学主义压迫之下，生活意义的丧失主要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或者套用《说理》中的说法是认识世界方式的“对象化”；举时下的流行观念为例——

a.“人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把意义看成是外在于我们的某种东西；

b.“大自然是一台严密运转的机器”，因为自然似乎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外在物；

c.“人生选择是一个计算投入产出比的过程，主要关乎经济收益”，因为人生的一切皆可量化；

d.历史决定论，“历史使命”“历史任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之类；

e.社会达尔文主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陈嘉映反问，蟑螂容易生存，还是熊猫容易生存？（见《无法还原的象》）

这些受科学主义影响的流行观念掺杂在我们对世界的整体理解中，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意义”的实际感受，从而多多少少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决策。

在《说理》9.36中，陈嘉映把哲学式的思考界定为“非对象化之思”，换言之，是“有感之知”、“有我之知”。非对象化之思的哲学观提示我们：“一、对象化的思想是次生的思想，明理才是原初的思想，思想要保持其为思想，那么，不管它行至多远，都须保持它原本的明理之旨。二、它更鲜明地把哲学区别于科学类型的对象性认识”。

看来，思想不止一种，真理也不止一种，如果说哲学是一种反身性的认识，那么“我们对世界的本然理解就是反身性的认识。此后，如有需要有可能，我们把自己悬置起来，从而使所要认识的事物转变为纯粹对象性的东西”（《说理》9.37），简言之，“有感”、“有我”的思想是自然而然的思想，“纯粹客观”的科学思想是“特殊”的思想形式。在自然而然的思想面前，海德格尔才说，“科学不思”。

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开头的问题“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说的思想是“纯粹对象性”的科学思想，那么很难说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因为人在这种思想中难以保全主体性，而纯粹客观的“生活”就是没有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说，科学敌视生活。极端的科学主义者更是主张，科学虽然不能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但可以消解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此类思想的繁荣多半将以人类心灵的丧失为代价。

一句话，生活的意义不在科学思想之中，而在科学思想之外；如果你把世界理解为随时随地都外在于“我”的东西，自然生活“没有意义”。

最后，必须提到一种科学主义之下生活仍有意义的主张，如霍布斯所言，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按照必然性而无阻碍地活动，与我们常听到的宣传材料当中的人生意义之解，庶几近之，如“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把自己融入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中”之类；

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第七章中论证说，“自身性或本身性是自然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而“去除本性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战略之一”。从前，我们把源于本性的活动称为“必然”，如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现在，在科学理论当中本性被遮蔽，我们如何理解必然？答曰：客观规律无处不在，一切皆是必然，偶然只是由于人类暂时的无知罢了。

在《哲学·科学·常识》里，我和作者的感受一致：“绝对必然性学说和去本性化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而“去中心化应视作去本性化的一个显例”。这就是说，前面提到的对象化认知方式与绝对必然性之说仅有一纸之隔。

举例言之，假如我们将生活视作“纯粹客观的东西”，去认识这个“纯粹客观的东西”的主体\中心——“我”，将难以保全；接着，要认识这个“纯粹客观的东西”并非毫无章法，更非全靠“主观偏好”，恰恰相反，纯粹客观的生活啊，它自有一套潜藏的、独立于任何主体\中心的“必然规律”。这就好办多了，我们去努力挖掘生活中那些必然的规律，最后“按规律办事”，这就是你生活的全部意义，不是吗？

然而，世上并不存在一统天下的“必然性”，尤其在人类活动当中；无论纯粹对象化的认知方式如何强势，我们仍然带着自己的“目的”去工作，而非完全发挥螺丝钉的某种“功能”；六月晴天突然闷雷滚滚、狂风大作，甚或飘起了雪花，仍会影响到“我”的情绪，或沮丧或惊恐，或者自然联想到世上那些“不白之冤”，桩桩件件。这时专家告诉你六月飘雪是因为某某气象“机制”，你却听不进去了。

宣传材料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把自己融入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中”，固然只是说说，曾经也有人真心相信，但如果他们投入滚滚生活，很快会遭遇“历史潮流”的缝隙，有时候是巨大的缝隙；如故事《芳华》中“雷锋”式的人物刘峰，如中国共产革命史上的“两头真”现象，那样的人生意义终究是虚妄。

四、什么意义？

科学思想与生活的意义隔绝，而哲学始终关心意义，那么，哲学思想对生活究竟有何意义？

作者的回答是：

“哲学探究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尝试贯通这些道理，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纯粹求知识的冲动，而是通过求知领会人生的意义，解答什么生活是良好生活——我应当怎样生活”。（《说理》9.36）

这体现了作者一贯的主张，哲学通过穷理达乎道，而大道立身，大道乃我们立身行事的原则，具体说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客体相通的一种状态”（见十三邀采访）。

这个结论对我们一班爱好思想的人来说无疑激动人心，但我们仍须追问：穷理怎么一来就能达乎道？从“求知”如何就跳到了“人生意义”?这涉及到更一般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在《说理》1.23谈到天人合一，作者说道，“从古代的一般世界观来说，无论中国外国，“世界是如何的”都对“我们应如何”有指引作用”，换言之，不是不能从事实推出价值，具备了特定的周边环境，事实自能够展示价值，“道路不仅摆在那里，它有方向，有指向”。

套用陈嘉映的说法，就此而言，宇宙是我们的家园，世界是我们的乡土，只有通过上穷碧落下穷黄泉的穷理活动，通过贯通道理也即贯通物我，才能更加合情合理地生活，“只有了解世界里已有的事物是怎样生息变化的，我们才能安居乐业”。（《说理》1.23）这和“先掌握规律，再应用规律”的科学主义思路大相径庭，因为一套万世不替的客观规律之下，严格说来，根本没有意义、价值的容身之所。

我们尝试在一个具体案例中体会哲学思想对生活的意义。爱读书、爱思考的年轻人常常有看轻世俗生活、唯重精神生活的“初级反思”。近代史上，一群有志青年聚在一起，成立社团学会，常常立一条规矩曰“禁谈恋爱”。如果和改造国家这样的大事相比，恋爱是多么“世俗”的事情呀！这类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多个思想传统，如笛卡尔就说“我思故我在”，不是“我恋爱故我在”、“我富有故我在”，是“我思”，思想成为笛卡尔形而上学大厦的地基，“我”的本质被规定为精神性的“思”。

但“我”无论如何都是思想性的“我”吗？年轻人热衷于谈恋爱、聊美食、刷抖音，这已经违背了“我”的本质了吗？数亿万的短视频用户不是作为“我”在刷短视频，又是谁在刷呢？显然，认为我的本质是精神性之思，是一种浅俗的观念；爱读书、爱思考的年轻人也可以热衷谈恋爱、挣大钱、刷抖音，并且不必蔑视其他如此行为的人，如此，哲学思想在“观念批判”的意义上改变了你自处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敞开了你生活的更多可能性，不是吗？

哲学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简言之，我们通过哲学穷理求真，在求真穷理的过程中，领取应当怎样生活的可能指示。穷理若无止境，对生活意义的领会、对大道的追寻亦无止境。

五、穷理在生活中的位置

上文提到我们通过穷理领取怎样生活的可能指示，之所以强调“可能”，是因为努力穷理并不必然能够指示生活，在指示生活这件事上，可能经验更富效用。

这个我们多少有点体会，刚毕业的年轻教师虽然学了好几年的教育理论，但上起课来多半不如老教师驾轻就熟，甚至都管不住调皮学生。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借用作者在《说理》1.19引用的话，叫着“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当然经验和道理无法截然两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穷理求真指示生活的可疑之处还在于，似乎有些道理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我们常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言外之意就是再深刻的道理只是生活决策的一个部分，有时候看起来简直是毫不相干的部分，在实际生活世界中经验、利益、传统、习俗、潮流、权威、技术似乎更多地影响着我们的是非观、左右着我们的行动，尽管那可能没什么道理。

人天性求理解，在最近的一场对谈活动中，陈嘉映又补充说，希腊人天性求理解（陈嘉映X周濂：走出唯一真理观），在另一场对谈中，陈嘉映还谈过，中国人求真冲动弱（见十三邀采访）。看来，尽管求真在生活中确有其限度，但不同历史文化下，对限度本身却有不同的把握。

赵高指着鹿偏说那是马，好些大臣附和，不附和的大臣最后都遭了难；电影《活着》里的福贵不让遭到批斗的春生寻死，劝他：“人活着，就比什么都强”；而苏格拉底宁可受死刑，也不违背法律越狱逃跑；维特根斯坦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穷理求真，在纷纷尘世中努力贯通物我，有时候为生活带来指示，有时候什么也带来不了，反而徒增痛苦，甚至威胁生存。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的声名太耀眼，但对坚持写下“崔杼弑其君”的齐史，对因言获罪最终身死的遇罗克，真的“什么也带来不了吗”？真之福报在哪里呢？

在《说理》7.20，作者说道：“如果把目的理解为一个现成的终点，那么，我要说，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活动，主要不是从它所服务的目的获得意义，它因自己这种活动的特点获得意义。”由此，我想用一句话来为本文结尾——

我们遵循真的生活、真的人格、真的意志，将本性发扬光大，以此成就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独属于每个人的生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