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诚 一窥美国反智主义

虽然疫情已过了最初的突发期，但一年多以来，一些美国民众对于抗疫防疫截然不同的反应，令人咋舌：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不少地方出现反防疫派对，更有美国公众认为新冠疾病及其严重影响根本不存在，偏执认定为不存在的“阴谋论”（美国一女网友剪开自己买的口罩，发现在鼻子部位有一根铁丝，认为铁丝是5G天线，让政府用来跟踪每个人，并可能致癌，认同者不乏少数）……此情此景不难联想到百年前同样大面积波及这个国家的“西班牙流感”，那时的美国民众与官员，同样将疾病的严重性与真实性置若罔闻。于是自己不禁多次好奇，究竟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那里的群众将科学论据视若无睹，同时轻信庸俗、甚或愚钝的宣传？霍夫施塔特的经典杰作《美国的反智主义》给到了全面、深剖的答案。

1. 现状 不受待见的真诚

当下，美国社会各界对智识所秉持的态度是不欢迎的。书中阐释道：“教育应在多大程度上培养智识，素来都是热议的焦点；反对把智识纳入公共教育的人占有权力优势。”、“并非所有搞学术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常为此感到悲哀。”连与智识尤为相关的教育与文化领域都是如此现状，就更遑论其他商业、政治、娱乐文化产业等方面。这一影响是颇为巨大的，因而一旦智识的言论公开表达，受众群体的反感刻板印象便已如丰碑一般竖立在那里，牢牢的拒绝，哪怕出发点是站在受众群体这一面的。一如在几乎所有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中心理咨询师的形象多为严肃、奇怪、神秘、虽然专业但好像并没有真正的用处以凸显主角的性格等，美国智识分子同样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知识分子的悲哀在于，对自身价值和成就的定位，与社会对他的价值定位并不一致。”“在美国，头脑的嬉戏可能是唯一一种不被温柔纵容的取乐方式。”信息爆炸的时代，无暇顾及，无人肯定深度思维能力的价值，即便Ta“对位居其下的社会阶层的福祉表达出最强烈、最一致的忧思。”后者却不仅不蒙恩被德，反而以各种方式，将智识拒之门外。

2. 所见皆所感，如梦如幻视作真

要追究一个问题发生的源头，不得不追本溯源。作者从形塑美国精神的基石出发，探寻反智识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最初，这片乐土在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同时，也一并从印第安对自然诸神的敬仰供奉改为对基督教会与教派的笃信。相信诸位都记得萨勒姆女巫，更令人骇然的是，“大多数牧师相信巫术的存在——西方世界不少杰出的头脑亦是如此……”显然，传统宗教与智识是相矛盾的，如此理念当道，历经大觉醒运动等两百多年来，智识自是无法跃入主流。

直到20世纪初，现代主义思想潮流的翻滚，才解放传统宗教的束缚，更有外界达尔文主义与新兴的城市生活方式介入。此时的智识被大众所认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原初思想方式的断裂，宗教势力仍然存在。令我们瞠目结舌的例子之一，“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 。

反智识主义持续成为美国历史的脚注，而当地农民与不断涌入追寻美国梦的外来者，扩大了反智主义的队伍。农民们相信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事实证明的确不会出错，令人困惑的课堂理论能有什么用？他们怀揣梦想，以实践劳作获得收获与利益，其中不少甚至成为行业翘楚。而美国梦促成不少外来人来此淘金、制造商机登顶为商贾。“至少在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商业被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贬斥为智识的宿敌；商人自身早已接受了这一定位……”，“商业和智识的价值观被视为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这边是钱权至上的人，只在乎做大、逐利、增长和空洞的乐观主义；那边是思辨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文明进程投不信任票，自许为素质和道德价值观的卫士。”颇为矛盾的是，即便如此，智识与商业在互看不上的同时，保持着共生态势。智识者一边抨击商业，一边依赖私人赞助，而商人注重个人声誉，对于智识，他们重视个人声誉，又充满敌意。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商业反对智识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全仗与传统民间智慧不谋而合。这样的社会合理性，可以归因于不少商人为白手起家成功，而这一路打怪获胜、积累财富资本，与智识层面无关。

3. 实用主义及其他

从造梦成真起，人们，扩展至整个行业都更青睐实用主义，而非智识。“‘农业进步最大的阻碍，’布埃尔认为，‘是许多人所持的鄙夷态度，即科学里包含的一切不是对农耕无用，就是对农民遥不可及。’”

由此，美国教育对于智识的接受度也大打折扣。事实证明，没有高等教育，同样能够成功。对于受教育的农耕父母，一方面认为“科学里包含的一切不是对农耕无用，就是对农民遥不可及。”另一方面，学校税收的支出减少了他们对于教育的期待值。更引起关注的是，劳工杂志都会尖刻评论富豪对于各种教育领域的捐赠。因而连社会都对美国学界滋生出同情心。

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智识在美国教育认知中也倍受奚落。“事实上，智识型教育只对少数人有意义：‘显而易见，对智识的特殊兴趣在绝大多数人类身上并不常见……’”毋庸置疑，该事实却并不代表智识教育的不必要性。

4. 改变 顺从与扭转

面对这一境地，显而易见，美国年轻知识分子焦虑浮现，甚至在被认可、接纳、采信后都渐趋顺从。另一方面，他们对母国更有归属感，也接受了当下的现实。

霍夫施塔特更在开篇即坦言，他并非替知识分子博得申述或标榜智识之完美，相反，他认为不能将智识者过度理想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知识分子几乎都有反智时刻”，而无论是知识分子本身还是外界人士，“反智主义传播最广的是其相对温和善意的表现形式”。

在将诸多原因抽丝剥茧的同时，霍夫施塔特一并给出了或许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应当尽可能将反智主义用于行善的意图，经常技巧性地为知识分子去芜存菁、正本清源，方能驾驭反智主义；我不说连根拔除，因为这不仅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而且彻底肃清恶意的执念在当下不啻为另一种危险。”以及，他疾呼，智识团体自身勿成为敌对派系，不做两极性选择，从而凸显智识的优秀面。

荣格曾提及，“智识主要关注对意识内容的阐述及阐述方法。促使人类试图超越智识所限，突出重围，达到‘对知者的知识’境界，这需要罕见的哲学热情。这种热情实际上很难区别于宗教的热情……”虽罕见，却存在，以一腔热忱表真表信念的态度，值得欣赏也理应存在。由此可见，让反智主义与智识者在更平衡的天秤上为一切进步效力，或许假以时日，也不是不可能。一如作者认同André Malraux说的：“人如何活出精彩？就是要将尽可能宽泛的经历，转换成有意识的思维。”希冀出现更多趋之若鹜的智识者，无论是美国，还是任何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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