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呼吸甚于工作”
这几天茶余饭后一直在看《杜尚访谈录》，很是喜欢。谁人又不向往无拘无束自然洒脱的人生呢？看到书中的杜尚毫不打折地实现了这个幻觉般的理想，心中难免羡慕嫉妒恨。而对于杜尚这个名字，这个若隐若现于20世纪浩如烟海的现代艺术风潮的一个“艺术家”，恐怕许多国人对于他的惊觉大概都源于王瑞芸的引见。她写的《通过杜尚》和她翻译的《杜尚访谈录》，让许多对杜尚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往小便器上签名”和“往蒙娜丽莎嘴上画小胡子”的读者找到更多喜欢杜尚的原因。
其实我一直在提醒自己，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叫作“杜尚”的人或许并不是王瑞芸眼中的那个杜尚；而王瑞芸写杜尚，其实更多也是在托物言志。但这又何妨呢？我们无须去作历史学家或艺术史学家，我们只是喜欢这么一个镜像，我们也是在看那个托物所言的“志”，至于这个很美的镜像到底有多么真实，其实并不重要。
下面是王瑞云对杜尚的介绍：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 出身在法国诺曼底小镇薄兰维勒，父亲为公证人。少年习画，外祖父、两个哥哥，一个妹妹都是画家。二十来岁已成为巴黎绘画界的先锋派画家之一，名列1912年第一本介绍立体主义的书中。1913 年，其作品《下楼的裸女》在美国引起轰动，被美国人视为最出色的欧洲现代画家之一。正值其时，他却放弃了绘画，因为他从流派及门户之争中见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最后都会做成统治和奴役人的权威，剥夺人的心灵自由。从此他不再作画，只是独自探索用其他手段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看法：艺术可以是非艺术；人应该对“艺术”具备平常心，把艺术和人类的其他活动等同看待。唯有如此，人才能在精神上真正获得自由。杜尚对艺术权威的否定和不恭敬，最典型地体现在两件作品中：一是给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画胡须；一是在小便池签上名作为他的作品。这两件作品都出现在1920年前，那时，变艺术为非艺术的思想并不能为人理解和接受，因此，杜尚在近40年的时间里默默无闻，很少露面，也很少做作品，只以下棋自娱。直到1958年后，随着波普艺术(一种拿日常俗物当艺术品的流派)出现，杜尚才重新被“发现”，他的反艺术思想迅速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主流，造就了无权威无领导风格的后现代艺术的开放局面。至今，杜尚依然是西方艺术的精神领袖，无人超越。杜尚大概可以算是美术史研究中的“斯芬克斯之迷”。首先，这个人作品奇少，从他15岁开始留下的作品算起，到他27岁(1913年)时打算不再作画止，他的作品连习作都算上一共是101张。从1913年到1925年的12年间，他只创作了60件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现成品”，即在现成的东西上签名，作为他的作品。 其次，这个人拒绝做艺术家，安静隐退，不加入任何流派，不发表任何意见，艺术界越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他越是躲避。 更少见的是，这个人完全不把艺术放在眼里！就是他，公然轻蔑大师杰作，在达芬奇的传世肖像《蒙娜丽莎》上画了胡子，还把小便池当成作品拿到艺术展览会上去。 可是奇怪，正是这个顶不拿艺术当一回事的人，艺术却特别愿意拿他当个事，在1950年代后西方艺术出现的许多新流派，个个都争着要跟他攀亲结缘，认“贼”作父。 他放弃做艺术家，从根基上颠覆艺术的地位，可是，艺术竟被他独自一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开创了西方艺术近半个世纪的繁荣(同时也包括混乱)。 杜尚还在世时，关于他的研究已开始，1960年代时已经出现了三到四本对杜尚的研究专著。到1980年代，关于杜尚的研究专著已经占据了参考书目的四页，如今，在近年出版的杜尚专论中，关于杜尚研究的书目已长达十七页之多。也就是说，杜尚研究每二十年以几何级数增长。毫无疑问，这个书单还会继续无限制延长。 在这样浩繁的研究书籍里，杜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被研究到了。执着的学者会上下求索，引经据典，费心搜求他在西方文化中可能的渊源，写成洋洋万言的宏论巨册。诚实的学者只能摇头叹息：杜尚的无形无相早已逃开了西方那张实证主义的密网。对于这个艺术家，人们越是研究，越是不能自拔，越是难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杜尚这个人如此特殊？如此影响深远？ 杜尚的艺术，正象一位杜尚传记作者马奎斯((Alice Goldfarb Marquis)指出的：“杜尚的艺术最叫人迷惑的吸引力是：他作品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美，却来自否定美；不是来自意义清晰，却来自模陵两可； 不是来自丰饶多产，却来自吝啬少量；不是来自它所充份表达的，而是来自它所不可表达的；不是来自它的明白呈现，而是来自它的费解难测。”杜尚的为人，则象一位美国画家说的那样，“杜尚非常吸引人，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如果给杜尚画像，他的相貌是：椭圆的脸形，淡淡的眉毛，灰色的眼珠，挺拔的鼻子，象牙般光滑的皮肤。他的个头是1•68米。 他的脸上常带笑容。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伏尔泰脸上也常带笑容，可那种笑容是进攻性的，尖酸辛辣的隽词名句任何时候都会脱口而出，去无情地嘲讽他的敌人。可是杜尚的笑容轻淡温和，不具任何进攻性，那是一种隐而不显的笑，不仅不露齿，甚至可以连嘴唇都没有动，却在他的眼角眉梢，乃至体态上流露出来，那是一种洞悉了世态真相的笑，是对于一切颠倒迷惑，痴心妄想的轻嘲。可是他从不出口伤人，从不跟人起争执，这个反对一切社会流行价值的最彻底的叛逆者，终身没有一个敌人。 他的基本情形是：学历，高中毕业。一生没有职业。长期未婚(67岁才结婚)。没有任何财产--不光没有房子、汽车，家中甚至连书都没有一本。他的住处简单得象一个船舱。他旅行时常常不带任何行李，他把洗换的两件衬衣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无论男女)，所有的艺术团体都想拉拢他，可是他从不属于任何女人，也不属于任何团体。 他说话准确有效，绝无废话。连他的生活都是精确的：他量出为入，不花力气多挣一分钱，不积蓄任何多余的身外之财。 他从不失态，一向从容镇静，他的镇静来自他的不在意。他的朋友说，“你不得不认为，这样的不在意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他说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简单，完全不带倾向，这样极度的单纯反而极度迷人，你会注意到，他终其一生都在这个方式里生活着。” 美国画家兼收藏家考普雷(Willam Copley)说：“请原谅我谈到杜尚时要把他当成圣人，他对我而言就是这么回事。圣人就是具有智慧之人，杜尚就是能够意识到在我们每个人鼻子底下的简单真理。” 这就让我们好奇了，那么多卷帙浩繁的研究尚无法说透的杜尚，他的所有好处竟只是来自“鼻子底下的简单真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简单真理？ 我们不妨试着从杜尚自身的言论中来了解他的简单。
杜尚对人生所取的简单态度是：
“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非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得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这样一来，我的生活比之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可以说，我过得很幸福……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者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 “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存在。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做，我觉得挺好。” “我反对所有的那些……小心翼翼的盘算，一堆非常逻辑化的原因：我是该选择绘画，还是该选择别的？是做个搞艺术的人，还是去结婚，有孩子，有房子……我没有那种预先的计划，我不为明天担心。” 杜尚对艺术和艺术家所取的简单态度是： “……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实际上在今天事情还是这样。一个人想成为画家，是因为他想要所谓的自由，他不想每天早上去坐办公室。” “我不觉得艺术家是那种必须做出什么东西来的社会角色，好像他欠了大众什么似的，我讨厌这种想法。” “ 我有兴趣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做出作品的人。” “一个个体，人之为人，人之为人的那个大脑，对我来说比他做出的东西要更有兴趣，因为我注意到许多艺术家只在重复他们自己。当然这是不得不如此的，你不可能总在创造。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积习，使得他们，比如说，要在一个月里画出一张画来。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工作速度，他们觉得他们欠了自己的社会每月和每年的画作。” “从根本上说，我不相信艺术家的创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种事情，那么商人也是要做某种事情……‘艺术’这个词是从梵文来的，它的意思是‘做’。现在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事，那些在画布和画框之内做东西的人就被称为艺术家。起先他们都是被称为工匠的，我更中意这个称呼。无论在世俗的、军事的、或是高雅的生活里，我们都是工匠。” “我不觉得艺术很有价值。是人发明艺术的，没有人就没有艺术。所有人造的都没有价值。” “艺术是一种瘾，类似吸毒的瘾。艺术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和艺术有任何联系的人也好，都是沾了这种瘾。艺术的存在绝对不是如同真理的存在一般。” “为什么允许艺术家的自我四处泛滥并毒害空气？我们难道没有闻到空气中的恶臭？” “每天在这个世界上有6000个展览在举行，因此，如果为一个展览，艺术家就认为是他艺术的终结，或相反，是他艺术生涯的高峰，不是有点儿可笑吗？你必须把自己看成六千分之一，就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对做人的基本看法是：
“我喜欢活着，呼吸，甚于喜欢工作。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如果你愿意这么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那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见不可思的，那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我不相信‘个体’这个词，这个词是人造出来的。”因此“我对自己不认真。” “我什么都不信！‘信’这个词又是一个错误。就象‘判断’这个词。它们两都是很可怕的观念，但世界却建筑在其上。我希望月球上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我怀疑一切。”“我总是想着要放下自己已经有的包袱。” “我是非常不受诱惑的。” “本来我们这个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就是小而又小的一点， 人们又老要摆出一种权威的面孔，这一点难道不够让人觉得好笑吗？” “我总觉得，如果把科学这类尺度稍微撑长一点， 生活会变得更加有趣……当然我们毕竟要接受所谓科学的法则，因为这给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事物的真相。也许它们只是幻相。我们太看重自己了， 我们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主宰，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法则’这个词压根儿和我的处世原则相抵触，科学显然是一种封闭的循环，每50年或者某时候，新的法则一出，旧的就得全部改过。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推崇科学，因此我要给出另一种证伪，我全部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证伪，这就是我的个性，我就是不能对生活抱一本正经的态度，但是让一本正经带上幽默的色彩，倒是很有趣的。” “我们一旦把自己的思想放进词或句子中，事情全都会走了样。” “所有这些玩笑--上帝的存在，无神论，决定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死亡等等，都是一盘被称为语言的棋局中的子儿，只有当一个人不介意在这盘棋局中的输赢，它们才会对于他有娱乐作用。” ……
杜尚所说的这些对我们而言简单吗？似乎并不简单哪！他不要计划、盘算、渴望、追求，不要做艺术家、不高看艺术，“不相信什么地位”，甚至不看重自己。这对我们能行吗？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渴求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发愤，有为，建设，追求……所有杜尚不要的那些东西，我们一样都不舍得放弃。 退一步吧，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艺术：反权威！那么，我们究竟学到他什么了？杜尚的艺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用最省力的方式进行创作：在现成品上签个名就成。另一方面，他丝毫不畏惧进入任何最为细致繁琐的作品创作，他有几件作品都是极为耗时费工的活儿。他的《大玻璃》从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停手，是11年时间，《手提的盒子》从1938年起动手，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才全部装配完毕。他的最后一件作品《给予》，是用22年时间完成的。 后人学他，蜂拥而去的只是他轻松省事的一面。这正象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Salvador Dali)讽刺的：现在“现成品覆盖了全球！一块15码长的面包已经被变成15英里长了！” 有谁肯来学杜尚的耐心，收敛，缓慢，无求？ 因此可以说，我们并没有找到所谓“鼻子底下的简单真理”，或者说，简单的真理对于我们并不简单哪。 那么杜尚对于我们意义何在？我们何苦非要去理会这个人，杜尚并不见得领这个情。他对自己一向低调，不喜欢看见自己被颂扬，被抬高。 可气的只是，这个人活出了一种出众的美丽，让我们无法不去动心。尤其是眼下身处人欲横流的社会，人人活得焦躁、忙乱、辛苦、昏闷。杜尚象一道清溪，一阵和风，一泓甘泉，一盏明灯，他的存在方式给了人一种安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好好过，重新活，让自己从欲望里解放，从追逐中脱身，你可以赤手空拳，无名无位，但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妨碍到你。你可以活出自由，活出潇洒，活出快乐，活出生命的真意。 因此，我们还是得回到杜尚，还是得来探索，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要探索杜尚的为人，必须走进他深深的内心，杜尚这个人最重视心灵，他的生活重心在内部，不在外部。他跟艺术决裂，也在于他看出了，我们所接受的那种艺术，实际在荼毒人心。在做一个社会性的艺术家(有名有利)和心灵自由之间，他选择后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清楚，亦非常自信，他从来也不需要向别人说明、解释、或宣扬自己。他敢于一个人——“就象在一条沉船上一样”--独自应付整个局面。结果，他非但没有被周围的浪头打沉，反而在从容和沉默中，把船开进了一个新航道。就象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赞叹的那样：杜尚一个人完成了一场艺术运动。这一点杜尚自己可能也会同意，他说过：“一个人是有可能克服外在环境的--就一个人。不是一群人，甚至不是一个流派。换句话说，我又把一个人提出来了，一个个体，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如果他能够不被可能存在的对立面所压垮，他应该可以脱颖而出，可以战胜被大众所完全认可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他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因为这是些非常个人化的素质，它们来自很深的地方，来自个体深深的内部。” 那么，杜尚这个个体“深深的内部”有什么？杜尚自己也没有给我们明确答覆，如果我们寻找，我们只是徒劳，因为不止一个人发现并指出，杜尚这个人是“无我”的。 意大利画家(Gianfranco Baruchello)说，“对杜尚，对于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你所打交道的是一个非常临时性的自我，那个‘我’并不代表着构成那个人的主要部份，那个‘我’是这个人在他应付各种需要时拿来用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不能拿来定义这个人，能够定义这个人的是他的那种可以与‘我’保持距离的能力。让他的作品显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你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我’。即使在他最早的绘画作品里都反映了这个特点。比如他的《火车上忧伤的年轻人》，《下楼的裸女》，这些画作不是象未来主义那样是有涉速度的，也不是象立体主义那样是多视点的同时展现，那根本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里持续展现的情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存在状态的平行系列展开， 在这里，‘我’是不存在的。‘我’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变的对象，一个时间空间中的独立个体， 当你摆脱了这个， 你就会成为生活在不同时刻的一个过程，一系列神秘的过程。” 这个发现相当准确，杜尚自己也明确说过：“我不相信‘个体’这个词，这个词是人造出来的。”“我对于在一面美学的镜子里观看自己从来就没有多少兴趣。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利用自己，可我还是总想着怎么才能摆脱我自己。我把这个叫做‘我’和‘自己’的游戏。” “摆脱我自己”这是多奇怪的要求啊。比如我们或许可以要求自己摆脱财富，摆脱名声地位，可怎么能够摆脱自己呢？这样的思路，我们只能在佛教中看得到，那便是“无我相”，或者是庄子说的那种“至人无己”，那是难以达到的感受与境界。这境界有些人试图通过修行达到，有些人却天生就能达到。我们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到，无论古今中外的高人圣贤，都会具备类似这样的境界，比如享誉世界的阿根廷大文豪博尔赫斯也非常善于分离“我”和“自己”。他在一篇著名的散文“博尔赫斯和我”中这样表达了他的“分离”立场：“有所作为的是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我只是漫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通过邮件获得关于博尔赫斯的消息并在候选教授的名单或人名辞典中看到过他的名字。……我将寄身于博尔赫斯而不是我自己(假如说我还是个人物的话)，很多年前我就曾经企图摆脱他而独处，并从耽于城郊的神话转向同时光及无限的游戏，然而，那游戏如今也成为博尔赫斯的了，我还得另做打算。因此我的命运就是逃逸、丧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却或者归于别人。” 能说出类似这些话的人，是那种最最精明的人，他们都知道，一个人一旦被“我”抓牢，他就是个终身囚徒了。 因此，杜尚也是精明透顶的，他一直都在小心逃离这个“我”的“追捕”，他把这个称为“一生的战斗”。他一生都不肯为“我”做任何事。他不要用艺术家的头衔荣耀自己，他从不肯重复自己来为“我”沽名钓誉。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逃离了我的“追捕”，他便可以彻底从名利地位解脱出来，他可以行所当行，至所当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左右他，他是他自己的主人。 这一切听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前面我们还在强调杜尚的“独自个儿”，“一个个体，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现在我们又在谈论要逃离这个“个体”，要“无我”。是的，从我们通常接受的价值看，这是显然矛盾的。而这两者的“矛盾”关系，正象一位日本禅师铃木大拙说的那样：“人唯有当他不再是一个人才能自由。当他否定自己并融入整体，他才是自由的。更确切地说，当他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人彻底了解这个看来显然的矛盾，他才有资格谈论自由、责任或自发性。” 这对我们而言是个迷。这个迷，我们值得花一生的时间去解开，早得解开的人有福了。只是杜尚可恶，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话来指点迷津。 1946年夏天，杜尚被一个摄影家朋友邀请到他的别墅里去消夏，在闲谈中，他们说到美国庸众的急功近利，物质至上。杜尚认为，对于这个现状，用教育来改变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可以给予抵制的方式是：沉默，缓慢，独处。这是非常典型的杜尚的方式。他天生是个从不作任何推动、争取、或者为什么目的奋斗的人，他的这个状态被特别有拯救人类责任心的德国行为艺术家博于斯(Joseph Beuys)指责为消极。 杜尚这是消极吗？为什么“消极”的杜尚用他那样不抗争，不争取，不宣扬，不为任何风头或名利所动的方式，打动了那么多人？为何他那些作品的不美，赢得了大美？他的少，远胜过多？他的无言，弄得举世皆知？为什么大音却是希声，大相总是无形，我们置身的这个宇宙究竟包藏着一个怎样的大秘密啊？！ 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积极，什么是消极？什么是“我”，什么是“无我”……我们通常所持有的是非标准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存在着什么样可怕的误导？ 真是不幸，所有些发问再次把问题弄得复杂了。也就是说，杜尚的为人、杜尚的处世、杜尚的存在，把我们正常的逻辑、习惯的思路、通行的价值，全打乱了。 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究竟是他错，还是我们错？他是少数，我们可是多数，而且是压倒的多数。 然而，我们要小心，世事常常被本末倒置，人们又极善于谋虚逐妄，其情形活象古代一则故事所描述的：有一病者，每日低烧，经年累月，成为习惯。俄而烧退，忐忑不安，遂以为病。
其实我一直在提醒自己，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叫作“杜尚”的人或许并不是王瑞芸眼中的那个杜尚；而王瑞芸写杜尚，其实更多也是在托物言志。但这又何妨呢？我们无须去作历史学家或艺术史学家，我们只是喜欢这么一个镜像，我们也是在看那个托物所言的“志”，至于这个很美的镜像到底有多么真实，其实并不重要。
下面是王瑞云对杜尚的介绍：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 出身在法国诺曼底小镇薄兰维勒，父亲为公证人。少年习画，外祖父、两个哥哥，一个妹妹都是画家。二十来岁已成为巴黎绘画界的先锋派画家之一，名列1912年第一本介绍立体主义的书中。1913 年，其作品《下楼的裸女》在美国引起轰动，被美国人视为最出色的欧洲现代画家之一。正值其时，他却放弃了绘画，因为他从流派及门户之争中见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最后都会做成统治和奴役人的权威，剥夺人的心灵自由。从此他不再作画，只是独自探索用其他手段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看法：艺术可以是非艺术；人应该对“艺术”具备平常心，把艺术和人类的其他活动等同看待。唯有如此，人才能在精神上真正获得自由。杜尚对艺术权威的否定和不恭敬，最典型地体现在两件作品中：一是给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画胡须；一是在小便池签上名作为他的作品。这两件作品都出现在1920年前，那时，变艺术为非艺术的思想并不能为人理解和接受，因此，杜尚在近40年的时间里默默无闻，很少露面，也很少做作品，只以下棋自娱。直到1958年后，随着波普艺术(一种拿日常俗物当艺术品的流派)出现，杜尚才重新被“发现”，他的反艺术思想迅速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主流，造就了无权威无领导风格的后现代艺术的开放局面。至今，杜尚依然是西方艺术的精神领袖，无人超越。杜尚大概可以算是美术史研究中的“斯芬克斯之迷”。首先，这个人作品奇少，从他15岁开始留下的作品算起，到他27岁(1913年)时打算不再作画止，他的作品连习作都算上一共是101张。从1913年到1925年的12年间，他只创作了60件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现成品”，即在现成的东西上签名，作为他的作品。 其次，这个人拒绝做艺术家，安静隐退，不加入任何流派，不发表任何意见，艺术界越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他越是躲避。 更少见的是，这个人完全不把艺术放在眼里！就是他，公然轻蔑大师杰作，在达芬奇的传世肖像《蒙娜丽莎》上画了胡子，还把小便池当成作品拿到艺术展览会上去。 可是奇怪，正是这个顶不拿艺术当一回事的人，艺术却特别愿意拿他当个事，在1950年代后西方艺术出现的许多新流派，个个都争着要跟他攀亲结缘，认“贼”作父。 他放弃做艺术家，从根基上颠覆艺术的地位，可是，艺术竟被他独自一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开创了西方艺术近半个世纪的繁荣(同时也包括混乱)。 杜尚还在世时，关于他的研究已开始，1960年代时已经出现了三到四本对杜尚的研究专著。到1980年代，关于杜尚的研究专著已经占据了参考书目的四页，如今，在近年出版的杜尚专论中，关于杜尚研究的书目已长达十七页之多。也就是说，杜尚研究每二十年以几何级数增长。毫无疑问，这个书单还会继续无限制延长。 在这样浩繁的研究书籍里，杜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被研究到了。执着的学者会上下求索，引经据典，费心搜求他在西方文化中可能的渊源，写成洋洋万言的宏论巨册。诚实的学者只能摇头叹息：杜尚的无形无相早已逃开了西方那张实证主义的密网。对于这个艺术家，人们越是研究，越是不能自拔，越是难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杜尚这个人如此特殊？如此影响深远？ 杜尚的艺术，正象一位杜尚传记作者马奎斯((Alice Goldfarb Marquis)指出的：“杜尚的艺术最叫人迷惑的吸引力是：他作品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美，却来自否定美；不是来自意义清晰，却来自模陵两可； 不是来自丰饶多产，却来自吝啬少量；不是来自它所充份表达的，而是来自它所不可表达的；不是来自它的明白呈现，而是来自它的费解难测。”杜尚的为人，则象一位美国画家说的那样，“杜尚非常吸引人，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如果给杜尚画像，他的相貌是：椭圆的脸形，淡淡的眉毛，灰色的眼珠，挺拔的鼻子，象牙般光滑的皮肤。他的个头是1•68米。 他的脸上常带笑容。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伏尔泰脸上也常带笑容，可那种笑容是进攻性的，尖酸辛辣的隽词名句任何时候都会脱口而出，去无情地嘲讽他的敌人。可是杜尚的笑容轻淡温和，不具任何进攻性，那是一种隐而不显的笑，不仅不露齿，甚至可以连嘴唇都没有动，却在他的眼角眉梢，乃至体态上流露出来，那是一种洞悉了世态真相的笑，是对于一切颠倒迷惑，痴心妄想的轻嘲。可是他从不出口伤人，从不跟人起争执，这个反对一切社会流行价值的最彻底的叛逆者，终身没有一个敌人。 他的基本情形是：学历，高中毕业。一生没有职业。长期未婚(67岁才结婚)。没有任何财产--不光没有房子、汽车，家中甚至连书都没有一本。他的住处简单得象一个船舱。他旅行时常常不带任何行李，他把洗换的两件衬衣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无论男女)，所有的艺术团体都想拉拢他，可是他从不属于任何女人，也不属于任何团体。 他说话准确有效，绝无废话。连他的生活都是精确的：他量出为入，不花力气多挣一分钱，不积蓄任何多余的身外之财。 他从不失态，一向从容镇静，他的镇静来自他的不在意。他的朋友说，“你不得不认为，这样的不在意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他说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简单，完全不带倾向，这样极度的单纯反而极度迷人，你会注意到，他终其一生都在这个方式里生活着。” 美国画家兼收藏家考普雷(Willam Copley)说：“请原谅我谈到杜尚时要把他当成圣人，他对我而言就是这么回事。圣人就是具有智慧之人，杜尚就是能够意识到在我们每个人鼻子底下的简单真理。” 这就让我们好奇了，那么多卷帙浩繁的研究尚无法说透的杜尚，他的所有好处竟只是来自“鼻子底下的简单真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简单真理？ 我们不妨试着从杜尚自身的言论中来了解他的简单。
杜尚对人生所取的简单态度是：
“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非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得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这样一来，我的生活比之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可以说，我过得很幸福……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者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 “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存在。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做，我觉得挺好。” “我反对所有的那些……小心翼翼的盘算，一堆非常逻辑化的原因：我是该选择绘画，还是该选择别的？是做个搞艺术的人，还是去结婚，有孩子，有房子……我没有那种预先的计划，我不为明天担心。” 杜尚对艺术和艺术家所取的简单态度是： “……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实际上在今天事情还是这样。一个人想成为画家，是因为他想要所谓的自由，他不想每天早上去坐办公室。” “我不觉得艺术家是那种必须做出什么东西来的社会角色，好像他欠了大众什么似的，我讨厌这种想法。” “ 我有兴趣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做出作品的人。” “一个个体，人之为人，人之为人的那个大脑，对我来说比他做出的东西要更有兴趣，因为我注意到许多艺术家只在重复他们自己。当然这是不得不如此的，你不可能总在创造。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积习，使得他们，比如说，要在一个月里画出一张画来。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工作速度，他们觉得他们欠了自己的社会每月和每年的画作。” “从根本上说，我不相信艺术家的创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种事情，那么商人也是要做某种事情……‘艺术’这个词是从梵文来的，它的意思是‘做’。现在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事，那些在画布和画框之内做东西的人就被称为艺术家。起先他们都是被称为工匠的，我更中意这个称呼。无论在世俗的、军事的、或是高雅的生活里，我们都是工匠。” “我不觉得艺术很有价值。是人发明艺术的，没有人就没有艺术。所有人造的都没有价值。” “艺术是一种瘾，类似吸毒的瘾。艺术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和艺术有任何联系的人也好，都是沾了这种瘾。艺术的存在绝对不是如同真理的存在一般。” “为什么允许艺术家的自我四处泛滥并毒害空气？我们难道没有闻到空气中的恶臭？” “每天在这个世界上有6000个展览在举行，因此，如果为一个展览，艺术家就认为是他艺术的终结，或相反，是他艺术生涯的高峰，不是有点儿可笑吗？你必须把自己看成六千分之一，就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对做人的基本看法是：
“我喜欢活着，呼吸，甚于喜欢工作。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如果你愿意这么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那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见不可思的，那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我不相信‘个体’这个词，这个词是人造出来的。”因此“我对自己不认真。” “我什么都不信！‘信’这个词又是一个错误。就象‘判断’这个词。它们两都是很可怕的观念，但世界却建筑在其上。我希望月球上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我怀疑一切。”“我总是想着要放下自己已经有的包袱。” “我是非常不受诱惑的。” “本来我们这个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就是小而又小的一点， 人们又老要摆出一种权威的面孔，这一点难道不够让人觉得好笑吗？” “我总觉得，如果把科学这类尺度稍微撑长一点， 生活会变得更加有趣……当然我们毕竟要接受所谓科学的法则，因为这给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事物的真相。也许它们只是幻相。我们太看重自己了， 我们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主宰，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法则’这个词压根儿和我的处世原则相抵触，科学显然是一种封闭的循环，每50年或者某时候，新的法则一出，旧的就得全部改过。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推崇科学，因此我要给出另一种证伪，我全部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证伪，这就是我的个性，我就是不能对生活抱一本正经的态度，但是让一本正经带上幽默的色彩，倒是很有趣的。” “我们一旦把自己的思想放进词或句子中，事情全都会走了样。” “所有这些玩笑--上帝的存在，无神论，决定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死亡等等，都是一盘被称为语言的棋局中的子儿，只有当一个人不介意在这盘棋局中的输赢，它们才会对于他有娱乐作用。” ……
杜尚所说的这些对我们而言简单吗？似乎并不简单哪！他不要计划、盘算、渴望、追求，不要做艺术家、不高看艺术，“不相信什么地位”，甚至不看重自己。这对我们能行吗？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渴求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发愤，有为，建设，追求……所有杜尚不要的那些东西，我们一样都不舍得放弃。 退一步吧，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艺术：反权威！那么，我们究竟学到他什么了？杜尚的艺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用最省力的方式进行创作：在现成品上签个名就成。另一方面，他丝毫不畏惧进入任何最为细致繁琐的作品创作，他有几件作品都是极为耗时费工的活儿。他的《大玻璃》从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停手，是11年时间，《手提的盒子》从1938年起动手，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才全部装配完毕。他的最后一件作品《给予》，是用22年时间完成的。 后人学他，蜂拥而去的只是他轻松省事的一面。这正象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Salvador Dali)讽刺的：现在“现成品覆盖了全球！一块15码长的面包已经被变成15英里长了！” 有谁肯来学杜尚的耐心，收敛，缓慢，无求？ 因此可以说，我们并没有找到所谓“鼻子底下的简单真理”，或者说，简单的真理对于我们并不简单哪。 那么杜尚对于我们意义何在？我们何苦非要去理会这个人，杜尚并不见得领这个情。他对自己一向低调，不喜欢看见自己被颂扬，被抬高。 可气的只是，这个人活出了一种出众的美丽，让我们无法不去动心。尤其是眼下身处人欲横流的社会，人人活得焦躁、忙乱、辛苦、昏闷。杜尚象一道清溪，一阵和风，一泓甘泉，一盏明灯，他的存在方式给了人一种安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好好过，重新活，让自己从欲望里解放，从追逐中脱身，你可以赤手空拳，无名无位，但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妨碍到你。你可以活出自由，活出潇洒，活出快乐，活出生命的真意。 因此，我们还是得回到杜尚，还是得来探索，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要探索杜尚的为人，必须走进他深深的内心，杜尚这个人最重视心灵，他的生活重心在内部，不在外部。他跟艺术决裂，也在于他看出了，我们所接受的那种艺术，实际在荼毒人心。在做一个社会性的艺术家(有名有利)和心灵自由之间，他选择后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清楚，亦非常自信，他从来也不需要向别人说明、解释、或宣扬自己。他敢于一个人——“就象在一条沉船上一样”--独自应付整个局面。结果，他非但没有被周围的浪头打沉，反而在从容和沉默中，把船开进了一个新航道。就象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赞叹的那样：杜尚一个人完成了一场艺术运动。这一点杜尚自己可能也会同意，他说过：“一个人是有可能克服外在环境的--就一个人。不是一群人，甚至不是一个流派。换句话说，我又把一个人提出来了，一个个体，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如果他能够不被可能存在的对立面所压垮，他应该可以脱颖而出，可以战胜被大众所完全认可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他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因为这是些非常个人化的素质，它们来自很深的地方，来自个体深深的内部。” 那么，杜尚这个个体“深深的内部”有什么？杜尚自己也没有给我们明确答覆，如果我们寻找，我们只是徒劳，因为不止一个人发现并指出，杜尚这个人是“无我”的。 意大利画家(Gianfranco Baruchello)说，“对杜尚，对于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你所打交道的是一个非常临时性的自我，那个‘我’并不代表着构成那个人的主要部份，那个‘我’是这个人在他应付各种需要时拿来用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不能拿来定义这个人，能够定义这个人的是他的那种可以与‘我’保持距离的能力。让他的作品显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你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我’。即使在他最早的绘画作品里都反映了这个特点。比如他的《火车上忧伤的年轻人》，《下楼的裸女》，这些画作不是象未来主义那样是有涉速度的，也不是象立体主义那样是多视点的同时展现，那根本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里持续展现的情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存在状态的平行系列展开， 在这里，‘我’是不存在的。‘我’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变的对象，一个时间空间中的独立个体， 当你摆脱了这个， 你就会成为生活在不同时刻的一个过程，一系列神秘的过程。” 这个发现相当准确，杜尚自己也明确说过：“我不相信‘个体’这个词，这个词是人造出来的。”“我对于在一面美学的镜子里观看自己从来就没有多少兴趣。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利用自己，可我还是总想着怎么才能摆脱我自己。我把这个叫做‘我’和‘自己’的游戏。” “摆脱我自己”这是多奇怪的要求啊。比如我们或许可以要求自己摆脱财富，摆脱名声地位，可怎么能够摆脱自己呢？这样的思路，我们只能在佛教中看得到，那便是“无我相”，或者是庄子说的那种“至人无己”，那是难以达到的感受与境界。这境界有些人试图通过修行达到，有些人却天生就能达到。我们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到，无论古今中外的高人圣贤，都会具备类似这样的境界，比如享誉世界的阿根廷大文豪博尔赫斯也非常善于分离“我”和“自己”。他在一篇著名的散文“博尔赫斯和我”中这样表达了他的“分离”立场：“有所作为的是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我只是漫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通过邮件获得关于博尔赫斯的消息并在候选教授的名单或人名辞典中看到过他的名字。……我将寄身于博尔赫斯而不是我自己(假如说我还是个人物的话)，很多年前我就曾经企图摆脱他而独处，并从耽于城郊的神话转向同时光及无限的游戏，然而，那游戏如今也成为博尔赫斯的了，我还得另做打算。因此我的命运就是逃逸、丧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却或者归于别人。” 能说出类似这些话的人，是那种最最精明的人，他们都知道，一个人一旦被“我”抓牢，他就是个终身囚徒了。 因此，杜尚也是精明透顶的，他一直都在小心逃离这个“我”的“追捕”，他把这个称为“一生的战斗”。他一生都不肯为“我”做任何事。他不要用艺术家的头衔荣耀自己，他从不肯重复自己来为“我”沽名钓誉。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逃离了我的“追捕”，他便可以彻底从名利地位解脱出来，他可以行所当行，至所当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左右他，他是他自己的主人。 这一切听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前面我们还在强调杜尚的“独自个儿”，“一个个体，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现在我们又在谈论要逃离这个“个体”，要“无我”。是的，从我们通常接受的价值看，这是显然矛盾的。而这两者的“矛盾”关系，正象一位日本禅师铃木大拙说的那样：“人唯有当他不再是一个人才能自由。当他否定自己并融入整体，他才是自由的。更确切地说，当他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人彻底了解这个看来显然的矛盾，他才有资格谈论自由、责任或自发性。” 这对我们而言是个迷。这个迷，我们值得花一生的时间去解开，早得解开的人有福了。只是杜尚可恶，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话来指点迷津。 1946年夏天，杜尚被一个摄影家朋友邀请到他的别墅里去消夏，在闲谈中，他们说到美国庸众的急功近利，物质至上。杜尚认为，对于这个现状，用教育来改变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可以给予抵制的方式是：沉默，缓慢，独处。这是非常典型的杜尚的方式。他天生是个从不作任何推动、争取、或者为什么目的奋斗的人，他的这个状态被特别有拯救人类责任心的德国行为艺术家博于斯(Joseph Beuys)指责为消极。 杜尚这是消极吗？为什么“消极”的杜尚用他那样不抗争，不争取，不宣扬，不为任何风头或名利所动的方式，打动了那么多人？为何他那些作品的不美，赢得了大美？他的少，远胜过多？他的无言，弄得举世皆知？为什么大音却是希声，大相总是无形，我们置身的这个宇宙究竟包藏着一个怎样的大秘密啊？！ 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积极，什么是消极？什么是“我”，什么是“无我”……我们通常所持有的是非标准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存在着什么样可怕的误导？ 真是不幸，所有些发问再次把问题弄得复杂了。也就是说，杜尚的为人、杜尚的处世、杜尚的存在，把我们正常的逻辑、习惯的思路、通行的价值，全打乱了。 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究竟是他错，还是我们错？他是少数，我们可是多数，而且是压倒的多数。 然而，我们要小心，世事常常被本末倒置，人们又极善于谋虚逐妄，其情形活象古代一则故事所描述的：有一病者，每日低烧，经年累月，成为习惯。俄而烧退，忐忑不安，遂以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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