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评《帝国代理人》｜奥斯曼盛衰原因论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中指出：罗马的盛衰是政治制度和人民风俗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于这种宏观的史学研究，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诺埃尔·马尔科姆爵士（Sir Noel Malcolm）近著《帝国代理人：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骑士、海盗、耶稣会士与间谍》（余福海译，文汇出版社，2021年。以下引文仅标页码）采取的则是“微观史学”视角。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类聚焦于个别历史人物/事件进行深入挖掘的研究方法在史学界一度颇受质疑——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讥讽“与其说它阐明了历史，不如说遮蔽了历史”，因为它会造成“见木不见林”的错觉。 但马尔科姆这部典型的“学院派”著述却别开生面。作者选取奥斯曼帝国领地阿尔巴尼亚为切入点——这里是本书主角之一、“帝国代理人”安东尼奥·布鲁蒂的家乡。作为两大敌对帝国——威尼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代理（或中介），安东尼奥·布鲁蒂既是商人又是外交官（许多时候还充当宗教冲突以及海盗赎金谈判的“调解人”）。凭借过人的外语能力和行政手腕，他和他的家族长期负责督办帝国至关重要的谷物贸易，同时经营基督教世界-奥斯曼帝国之间复杂的裙带关系和社交网络，在这个“充满跨境联系，私人之间的信任可以轻易胜过官方敌意”的世界混得风生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颠覆了世人对文艺复兴时期两种文明（基督教/伊斯兰教）存在截然分野的传统认知。 在关于文艺复兴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中，一般认为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始于十四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终于十六世纪都铎王朝的英格兰——跟阿尔巴尼亚或巴尔干半岛乃至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毫无关联；马尔科姆则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自希腊罗马时代开始，西方人一向信奉历史乃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希腊罗马文化遗产明明是由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共同继承，但见诸史册的唯有后者。史学家以所谓“来自底层的历史”（即失败者的历史）来挑战胜利者的历史，无疑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中世纪晚期以来，阿尔巴尼亚正可谓是历史的“失败者”，也因此几乎被世人遗忘。说是“几乎”，因为的确有人恋恋不忘：一战期间，意大利同意参战，前提是战后对于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要求；二战期间，墨索里尼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入侵阿尔巴尼亚，口号则是“恢复威尼斯帝国昔日的版图”——可见历史影响之深远。 夹杂在奥斯曼和威尼斯两大帝国之间的阿尔巴尼亚尽管饱受欺凌，但其中不乏佼佼者如布吕尼家族和布鲁蒂家族，在夹缝中行走而游刃有余。“布吕尼家族和布鲁蒂家族在语言和文化上是真正的两栖动物。这对他们在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取得成功必不可少。”（45页）布吕尼家族培养出的人才包括一位天主教大主教、勒班陀战役中教宗旗舰的一位舰长（受封为骑士）、可自由出入帝国宫廷的一名高级翻译官（此人还是潜伏在君士坦丁堡的西班牙间谍网成员，后来又成为摩尔达维亚的首席大臣），以及著名耶稣会士加斯帕罗·布吕尼——这位马耳他骑士团成员曾同时效忠于威尼斯总督、罗马教宗以及西班牙国王，风头一时无两。而布鲁蒂家族也不遑多让，其杰出代表安东尼奥·布鲁蒂由于在“保障帝国粮食供给方面的卓著功勋”先是受封骑士，后被威尼斯总督通过特别法令授封为贵族。两大家族联姻后，更进一步加大了对当地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两大家族的代表相继出任“帝国代理人”——在某种意义上，除了掌控地方经济命脉，该代理人兼具类似于后世“商业间谍”的职能，靠搜集、出卖和交换情报获取利益。帝国政府对他们的伎俩心知肚明，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政府迫切需要他们的服务：帝国任命的总督对当地的有效管理离不开他们的配合与“效力”。（245页）正如本书副标题显示的那样，本书以两大家族主要人物为核心，以家族代际传承为时间轴，着力刻画了自1550-1600年间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十六世纪后期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东部的霸权之争——并对当时的海盗活动、粮食贸易、船只建造、疾病瘟疫以及奴隶赎买等社会生活场景进行了详细描述。从这一角度看，本书堪称是一部“普鲁斯特式的近代早期欧洲百科全书”。 但作者的本意并不止于完成一部“填补空白”的家族史（或社会史），也无意将本书“乔装成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通史”（6页）。相反，受微观史学力作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的影响（本书在西方学界被誉为其“续作”），作者试图透过个人（及其家族）命运“阐明（illuminate）整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宗教势力固然强大，但并非尽如后世之想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势同水火，基督教会内部的分裂更削弱了自身的力量，欧洲各国君主忙于拓土开疆，根本无暇理会教皇的训谕；至于普通民众，随时改变宗教信仰也毫不奇怪：为了维持生存。以阿尔巴尼亚为例，在奥斯曼帝国取得统治权后，“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外来势力接管了所有领域……但这一印象是错误的。除了部分人（士兵和其他一些人）外，穆斯林人口并非是从遥远的伊斯兰地区迁来的移民，而是碰巧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当地人。”——然后一旦威尼斯帝国势力卷土重来，上述改宗的（或称为“叛教者”）伊斯兰教徒摇身一变，又重新变回虔诚的基督徒。（246页） 诚如作者所说，改宗的原因很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更多出于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意愿，而非出于任何宗教的考虑。不同的帝国、不同的宗教的确发生了冲突，但许多时候宗教信仰的冲突却不得不让位于经贸合作的“刚需”。比如无论怎样对抗，奥斯曼帝国始终是威尼斯最重要的粮食来源，而后者的航海和造船技艺，更是前者心仪和师法的对象。作者以丰赡的史实（本书原著史地插图三十九幅，注解七十五页，参考书目四十八页）雄辩地证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对立的两种文明不仅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互鉴互助，从而打造出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换言之，作者认为，超越宗教冲突、无涉伦理道德的地缘政治因素才是左右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相对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貌似言之有理，但失之于粗略，不足以表明历史的复杂性。而作者则要借助布吕尼和布鲁蒂家族更替这一微观视角，揭示梵蒂冈宫廷权谋、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反奥斯曼叛乱、公共与隐秘外交等一系列和平与战时活动，从而还原出历史的真相。 作为擅长“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作者一方面描绘身逢乱世的普通民众如何巧妙运用生活智慧，在帝国缠斗的边缘地带谋求生存和发展，另方面也试图解构和消弭后人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若干刻板印象——在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的时代，个人忠诚与宗教信仰并无常规可循：对于巴尔干地区民众而言，朝秦暮楚亦属常态；无论谁人执掌政权，老百姓只求偏安或“苟安”。此外，由于十九世纪以来欧美新教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发轫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自带光环”（俨然成为解放思想、普及教育、推动时代进步的代名词），而与之同时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则被视为僵化、保守甚至“反动”。事实上，人们对于反宗教改革的认识长期以来停留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教廷禁书目录等个案，忽视了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比如与奥斯曼帝国争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权）两者之间彼此交织、相互关联的共同立场，并且对于这一运动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重大影响也视而不见（本书以专章深入探讨耶稣会士对于欧洲教育及人类文明的贡献，堪称是上述狭隘观念的“解毒剂”）。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D.卡普兰在《国家利益》杂志书评中所言，本书“打开了深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腹地的新视野……使人们了解到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与宗教意识形态关系甚少，很大程度上是纯粹的权力斗争”。 自李维、塔西陀以来的西方史学传统，要求史学著作不能满足于历史的“复述”，而是更为注重发掘历史表象背后的规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轻法律条文的罗列而重其“精神”的阐发。马尔科姆对此自然也心领神会。他在本书开篇部分用一定篇幅描述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随后则在几乎各个章节穿插帝国衰落的征兆及其成因，可见后者才是重中之重。作者在本书倒数第二章明确表示，“传统历史文献，大多在威尼斯报告以及其他西方作家记载的基础上撰写，强调诸如统治阶层中的腐败和奢侈、苏丹后宫日渐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苏丹越来越远离臣民甚至政府之类的事。”（443页）对于这样一些西方史学界的“定论”，马尔科姆无意加以推翻——他只是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粗线条的“概论”并不能概括历史演化的轨迹，相反会使人忽略历史的复杂性，甚至日益远离史实和真相。 自1453年攻克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一个帝国的衰落意味着另一个帝国的崛起”——奥斯曼帝国迅速将势力推进到巴尔干半岛乃至中东欧地区。至苏莱曼一世（1494-1566）时代，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约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众多（一千四百万）——而同时期哈布斯堡王朝卡洛斯一世治下的西班牙仅有五百万人——帝国首都（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在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万以上（1600年），超过当时任何一座欧洲城市。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固然与地缘因素（控制地中海交通要道）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说，主要还是依靠制度优势。以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苏莱曼一世为例，在位期间，他一直致力于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即使在戎马征战时期也不例外。“苏莱曼法”既遵奉伊斯兰传统教义，又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借助于这一整套法律，苏莱曼一世对帝国行政机构进行了系统化和制度化改革，从而巩固并强化了中央集权。与此同时，他也积极推行温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改良米勒特（Millet）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不但拥有自己的宗教裁判权，而且拥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裁量权）。更重要的是，作为“高尚的君主和宽宏正义的化身”，苏莱曼一世始终强调保障生命、财产并尊重个人信仰自由。结果不仅增强了帝国内部的凝聚力，也使得北非、中东以及巴尔干半岛等“化外之民”甘心归顺，为帝国六百余年基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坚定的宗教信仰在帝国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尚武的“加齐（Gazi）”精神鼓舞下，奥斯曼武士每次出征都以“弘扬圣教”为旗号，并通过这一种“弘教圣战”，以武功赢得荣华富贵——根据伊斯兰教义, 这也是真主对弘教壮举的赏赐。正如历次“十字军”东征无不以领土封地为酬劳，在任何一个时代背景下，信仰的实现都必须经历一个理想“物质化”（或“庸俗化”）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力和执行力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既是一种宗教信仰, 也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政教合一”的政制在帝国初期居功至伟。 此外，与基督教欧洲不同，奥斯曼帝国并不强迫非穆斯林臣民皈依伊斯兰教；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在帝国境内也照常发挥影响。根据马尔科姆的研究，帝国奉行宗教宽容，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如果缺少非穆斯林缴纳税收，财政收入将会大幅下降。尽管如此，允许主流宗教以外的少数宗教教派在国家框架之内管理自身事务，并参与国家重要事务，这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言，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善待（过）犹太人的欧亚帝国只有一个，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海军曾协助穆斯林及犹太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逃离西班牙，既是正义之举，也体现出大国担当（此后西班牙致力于打造“无敌舰队”，或许正受此刺激）。 由于法条明晰，帝国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上下一心，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政治总体较为平稳，经济运行也比后世想象的更具活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开明领导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奥斯曼帝国不仅继承了希腊罗马文明（帝国一向以“罗马正统继承人”自居），也汲取了亚洲文明的精髓，从而展现出一种超越欧洲基督教君主国“褊狭”格局的泱泱气度和多元文明的风采。然而，与历史上诸多横跨欧亚的帝国命运相似，奥斯曼帝国繁盛的景象并未能持久，历史学家甚至相信，在苏莱曼一世晚年，帝国衰落的征兆即已显现。根据书中一名间谍的情报，苏丹“极深地陷入了怠惰的沉睡中；政府充满分歧；在战争中他们缺乏有勇气或至少有名望的指挥官。他们的士兵纪律已经败坏甚至完全崩溃，不服从和暴乱混入军中。人民处于混乱的状态……”（443页）马尔科姆认为，乱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帝国的财政危机：在帝国鼎盛期的1581年，其财政预算已经出现一百万杜卡特的赤字，以后更是逐年增长。同时，由于财政和货币状况恶化，其他社会问题也迅速蔓延，政府被迫“对乡村人口大加征税”，从而激发“民变”。因此，乱象背后更为根本的原因，根据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里（1541-1600）的说法，乃是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奥斯曼帝国的核心纲领“从正义与公平……变成了暴政与压迫”。（444页） 众所周知，奥斯曼的军事组织和行政架构都与帝国的封建军事采邑制（“蒂玛”，Timar）密切相关。这也意味着，帝国如果不进行扩张侵略，获得新的领土分封给圣战斗士，蒂玛制便难以为继，从而造成帝国正常运转链条的断裂。通常情况下，这种扩张以 “自我反哺” (feed on itself) 为前提，可以有效促进扩张-分封-再扩张的“良性循环”；然而地理扩张总有限度（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波斯首都大不里士是两道“不可逾越”的屏障）——1683年维也纳战役失败后，帝国扩张的步伐也戛然而止。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新锐英西荷等殖民扩张不同，奥斯曼帝国并未能从“占领区”（或藩属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相反却背负了安全防卫职责的沉重包袱。出于维护帝国“颜面”的需要，帝国在财政窘迫之时仍须“履行职责”，明显属于“战略透支”。久而久之，国库逐步耗空，并引发了连锁反应。 比帝国内部缓慢“失血”来得更快的沉重一击，来自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辟的“新航道”——从此，一向掌控地中海通航权的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群雄的角逐中最终败下阵来。与经过文艺复兴洗礼、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迅猛发展的欧洲相比，奥斯曼帝国仍采用中世纪的耕作方式，行政管理和社会组织也基本停留在“原始状态”。但帝国从上到下似乎并未意识到危机的来临。相反，在他们眼中，当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乃是蒙昧落后的“蛮夷之邦”，与伊斯兰文明不可同日而语——盲目自大倒成为社会“共识”，由此使得帝国与基督教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最能体现这一种倨傲之气的例证是：帝国拒绝向任何欧洲国家派驻使节（法英西以及教廷此前已相继派遣常驻奥斯曼使节），而苏丹亦只在帝国都城签署条约——将其视为对上国对藩属国的一种“恩赐”。 这种夜郎自大的心态使得帝国逐渐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活力。在帝国兴起之初，自苏丹以下，各级文官及军事将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无不锐意进取，乃至不惜屈尊“师夷长技”，属于典型的“学习型社会”——当时帝国焕发的勃勃生机也的确吸引了大批西方人才, 并极大推动了军事改良、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一系列针对西方“异教徒”的军事胜利却使得奥斯曼引以为豪的“加齐”精神丧失殆尽，整个社会陷入倦怠昏聩状态，而这一种民族精神的涣散和颓丧更加速了帝国的衰亡。 此外，奥斯曼帝国一直奉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带有强烈的“重农”色彩，工商业不受重视（帝国对行会实行“严管”），长期停滞不前。由于本国行会受限，欧洲商人得以大展身手，逐步垄断了市场——他们将从本地购买的原料经欧洲生产加工后重新销往帝国各地。此时，奥斯曼帝国经济事实上已然“沦为欧洲的附庸”；此后，更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应对外部世界的激变：从新大陆大量涌入的白银导致货币贬值，引发通胀，对帝国各阶层（尤其是文官和军队阶层）造成严重影响。比如在帝国官场，贪污受贿不再被视为违规之举，相反成为官场“惯例”。正如书中一位身为律师的“帝国代理人”告诉他的朋友，“如果你想与法官取得联系，你要首先找到这个人，并与他做交易”，随后自然能够如愿以偿与法官“接头”。连主持公平正义的司法机构也如此腐败，整个帝国官场的生态可想而知。再比如，苏丹的禁卫军本是帝国对外征战和对内“平叛”的利器，日后反成为帝国（政府和人民）安危最大的威胁——其首领甚至有权废立苏丹，将国柄玩弄于股掌之间。 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在《历史殷鉴与原委》（或称《历史绪论》）中曾提出“帝国盛衰原因论”假说。他认为：最初，统治者依靠人民支持而崛起；作为回报，他给予人民土地和财产。但随着权力扩张，统治者逐渐使自己远离人民（第十代苏丹之后，他们大多养于深宫），甚至将人民视若仇雠——而在人民看来，其政权也逐步丧失了合法性。面临财政危机，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向人民施加更为沉重的负担，使得原先的“鱼水之情”一变而为“涸泽而渔”，于是其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 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不同，根据马尔科姆的观察，其对手威尼斯帝国却通过种种手段有效防范了权力腐败以及政权“合法性”危机，从而使得帝国长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在巴尔干半岛，威尼斯帝国并没有系统性地推行“意大利化”，也没有强制变易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比如，学校教育是地方性问题，政府并不插手——仅有的全面“威尼斯化”的要求是必须使用威尼斯的钱币和度量衡。因此，总体来看，威尼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低干涉模式”对其阿尔巴尼亚等属地进行治理。每一地最重要的三位帝国官员：民政长官、军事长官和财政官，通常最多在同一地任职不能超过两年——因为任期短暂本身就是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旨在降低官员卷入地方利益网络的可能性，从而更能公正廉洁地服务于当地人民。（28-30页） 如同孟德斯鸠著作一样，马尔科姆并未描述奥斯曼帝国盛衰的全部过程，而是以两大家族时空转换为线索，刻画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一言以蔽之，作者的观点是，在一个过度依赖君主的英明神武和对外征服的国家，在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的制度优势将不复存在，而制度的朽坏与民风的败坏又无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帝国的终结”。 纵观全书，马尔科姆的视角大多数时候聚焦于奥斯曼帝国（及其领地阿尔巴尼亚），但也适当照顾到在欧洲大陆及海上与之争雄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威尼斯帝国，以及昔日雄霸欧亚的波斯帝国。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英文标题中单数的帝国（Empire）改为复数（Empires）似更为贴切，也更具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