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手记：侦探小说会给出最后的解答，而这本书没有
“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中母亲的这句话，贯穿了作者娜塔莎·沃丁——同时也是书中主要人物之一的整个童年。而直到全书最后，也不曾给出答案。母亲到底见到了什么？在娜塔莎的记忆中，关于母亲的第一幅画面是母亲“充满恐惧的双眼。这双眼睛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惧来自远处，远远地越过我，不可捉摸，深不见底”。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是一本相当奇特的书，我原以为翻译这本书会比之前翻译有关奥斯维辛的书要来得轻松简单得多，可是我错了，大错特错。翻译过程既不轻松也毫不简单。
首先，这本书很“复杂”。同样是在“二战”的大背景下，书中涉及多个交错的主题。故事由“寻找母亲”开始，随即开启了侦探小说般的模式，抽丝剥茧地揭开了出生于乌克兰，曾经身为“东方劳工”在纳粹德国服强制劳役的母亲的生平。然而，这生平并不详细，更不完整，如拼图一般破碎散乱。我翻译的过程，也是拼图的过程，译完整本书才拼凑出母亲的生活轨迹。她短暂的个人历史，要不是被“侦探”挖出，将会伴随她令人瞠目结舌的家族史，永远湮没在上世纪最动荡、最残忍嗜血、最黑暗的时代中。侦探小说会给出最后的解答，而这本书却没有，留下了多处问号。书中有关家族史的描写，也不同于传统讲述家族史的书籍，全部需要读者自行拼凑才能管中窥豹，家族的更迭变化与历史的巨大变迁交织在一起，让我在翻译时经常犹如走入迷宫般晕头转向，不得不一次次放下翻译，先转向于研究苏俄历史以及二战史。
在作者的竭力探究下，母亲不再是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像，而成为一个具象，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曾经是低等的“东方劳工”的一员，也是无数“二战”时期强制劳工的缩影。强制劳工的数量至今仍是谜团，“而且大多只是顺便和犹太人一并提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注脚”。“集中营的幸存者写出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各大图书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比比皆是”，而书写“靠劳役躲过了灭绝屠杀的非犹太裔强制劳工”的书籍，在国内图书市场上，我一本也没有找到。《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为中国读者了解强制劳工提供了一个文本，我必须把这个文本不偏不倚，准确地展现给读者，说是一项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的工作真的并无半点夸张。
其次，这本书的结构很“怪异”。没有章节，没有小标题，只有朴实无华的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每个部分讲述的都是不一样的内容，主要人物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母亲的生平是由细碎的小拼图拼出的，那么这四个部分是定下基调和边界的四块“大拼图”，而细碎的小拼图正散落其中。母亲的个人史、家族史，以及所处的时代历史，全由这些大小拼图勾勒出来。在寻母之前，作者一直以为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而在寻母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从来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每个人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置身历史之外，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时代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可能就是一座山”，这本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没有躲开时代的“尘土飞扬”，甚至有人直接成了炮灰，有的人要用自己的一辈子去洗刷历史的尘埃。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作者总是想起母亲喜欢给她讲的神秘的玻璃之城的故事：
“城市中的一切全是玻璃做的，所有的房子、家具、街道，就连居民脚上穿的鞋也是玻璃的。所有人都带着一块雪白的布走来走去，他们擦亮玻璃，擦拭每一粒细小的灰尘，拂去每一小团细微的雾气。”
母亲所处的时代，每个人都如同玻璃之城中的人一样，脆弱得不堪一击。书中最脆弱的人，也许正是母亲。她敏感，无助，被时代裹挟，命运从来没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书的最后，她躺在了玻璃后，这是她一直期望的吗？故事在此戛然而止。
这本书的四个部分之中，我个人最喜欢第二部分，它讲述了一位和母亲的性格及命运完全相反的女性的故事——作者的姨母莉迪娅。莉迪娅性格倔强，坚韧果敢，生命力强大到能够挨过古拉格的流放。我被她的故事深深震撼，翻译完这部分后觉得作者讲述莉迪娅故事的篇幅太短，令人意犹未尽。可是，我心里隐隐觉得她没有正常人的情感。漫长的一生中，她爱过谁？她的父母兄妹，她的同志伙伴，她的丈夫还是孩子？似乎都不是，她仿佛没爱过任何人。她是历史的牺牲品，身上刻满了时代的烙印。莉迪娅所在的时代，即作者母亲出生的世界，“是一个被极度束缚的世界，是所谓‘压缩的’时代。莉迪娅原本认为，只有空气和干草才能被压缩，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人也能被压缩。”莉迪娅的感情也被压缩了，出于女性的敏感她觉察到了，书中写道：“莉迪娅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我变得粗俗了。她写道，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
再次，这本书的文字描写相当“动人”。在此，我不得不把“动人”细分一下，有让我十分感动的地方，还有让我大为触动的地方，更有让我吓到悚动的地方。
先说吓到悚动的两处：第一处，一封回信（至于哪封信，我不能再剧透）：
“您问我母亲早逝的原因，因为我杀了她。我被判无刑事责任能力，然后在精神病院待了四年。”
作者写下这段话时正是深夜，伴随她的是冬夜无边无际的黑暗。这个弑母凶手，是她寻亲路上找到的一个亲人，和她这个一辈子无亲无故的人有血缘关系。翻译到这儿时，我愣住了，吓了一跳，仿佛猛地读到侦探小说中突然现身的凶手，极其平淡冷静地告诉他人：人是我杀的。弑母的原因，作者在书里并没有交代，凶手到底是不是真的患有精神疾病，也并未给出准确的答案。可我却从字里行间里读出，弑母之人同时也是受害者，受害于家人，包括被他亲手杀死的母亲，也受害于那个时代，他作为一个不想成为苏联人并曾经被流放古拉格的乌克兰人的后代，生于苏联长于苏联，母亲和外祖母却不希望他和身边人有任何接触，不希望他和苏联社会有任何关联，这样的悲剧是必然的。
第二处，吃人。全书一共提到了三次吃人，其中一次最为骇人：
“所有的猫狗吃完了之后，就开始吃人。听说有女人用食物把孩子引诱到家中杀死，然后拿来做肉馅和肉排。玛蒂尔达把她从市场买回来的碎肉冻切块时，发现里面竟然有小孩的耳朵。警察根本找不到凶手。还有人说有个女人把自己的婴儿杀了，肉煮了，还把肉汤给另外三个孩子吃。而她自己走出家门，在一个废旧仓库里上吊自杀。”
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根本没法敲击键盘写下中文翻译，一阵阵翻江倒海的恶心侵袭我的身体，让我作呕。小时候我听过老一辈人讲述中国三年大饥荒时的惨烈，却从未听过或看过对于“吃人”如此具体的描述。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吃人”都是一个绝对禁忌且骇人听闻的话题，而作者却在书中具体地写了出来，语言平实，没有任何恐怖描写的渲染，但却让人感到恐怖至极。我相信不少读过此书的德国读者，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面对碎肉冻这道名菜了。
不得不提的是书中有一处，让我在翻译中流泪了。写的是莉迪娅的大学老师巴赫曼教授的故事：
巴赫曼教授是一个充满活力、幽默感十足的男人，一位日耳曼学学者。在他的教授下，莉迪娅的德语学得极佳，几十年后还能几乎不查字典而通读歌德以及E.T.A.霍夫曼的书。大学毕业后很多年，在劳改营的营地上，莉迪娅去给她的油灯取煤油。一个身穿夹克、头上裹着沙普卡冬帽的犯人，花了很久才填好了她的物资分配许可证，询问了她的姓名，给她装煤油时又耗了很长时间。“您认不出我了吗？”最后犯人问她。莉迪娅真的认不出他是谁。他苦笑着。莉迪娅猛然意识到，站在她面前的是巴赫曼教授。他是一位太好的老师了，根本没法在大学待下去。
现在回想，我自己也说不清当时到底是什么触动了我的神经，是极具画面感的师生流放地重逢的无限悲凉，还是对太好的巴赫曼教授的惋惜？或是这一情景让我想到了我曾经的日耳曼学老师，准确地说是好几位慈父般的老师形象重叠在了一起，没有他们的悉心教导，我又何以掌握德语来翻译这本奇特的书？
在上一本书的译者手记中，我就提出过有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共情”的思考，《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一书由于涉及主题交错复杂，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共情的不多，而触动到我、让我反思的多。寻母过程中，作者不仅在找寻她的母亲，也在找寻那个无根无源的自己。
在母亲短暂的一生中，母女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十年。她了解母亲吗？曾经爱过母亲吗？真正恨过母亲吗？作者对母亲的情感模糊而纠结，当年十岁的小女孩，因为母亲的出身想要抹去和母亲、和家庭的一切联系。多年后找到母亲的生活轨迹写下这本书时，作者是不是百感交集呢？我时常在翻译时合上书，揣摩作者的心理。与其说我是尝试猜测她的心理，不如说是我在琢磨自己的心理。接近不惑之年的我，到底有多了解自己的母亲呢？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以及历史变迁中的家族史，仿佛是我自己母亲家族史的平行线。如果我的外祖父不是因为生意失败而散尽家财，那原为大资本家的他能存活到何时？母亲的家族会不会走上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如果外祖母不是在我母亲出生后不久即离世，那我母亲会不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会不会也不是现在的我？一个从小没有母亲的人是怎么知道如何为人母的？我的母亲在她那段艰难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又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从来没有探究过自己母亲的故事，至少我没有细问过她，只记得一些她及其他亲人讲过的旧事。对她的生平过往的了解，也如书中拼图般细碎散乱。作者在这本书的写作中重新找到了和母亲的联系，讲述了自己和母亲不可言说的往事，而我在翻译过程中，无数次地重新思考了我和母亲的沟通模式。我父亲在世时，是我最好的聊天伙伴，而母亲，我似乎没有和她真正地好好沟通过，我也未曾严肃理智地思考过母女关系。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了我契机，让我弥补过往，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