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茅海建：“张之洞档案”与戊戌变法

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研究戊戌变法已达十年之后，阅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叙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尽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康、梁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毕竟没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辟新途。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称言：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页。“先祖”，湖南巡抚陈宝箴。“先君”，吏部主事陈三立，曾游张之洞幕，戊戌时随侍陈宝箴在长沙，对湖南的变法多有作用。） 陈寅恪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经、“公羊”学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他的这一评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其基本史实方面当得自于其“先祖”与“先君”。然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有过许多次引用和赞赏，但一直不能予以证明。这是因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留下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太少。[陈宝箴的部分档案，现存于上海图书馆，已由许全胜、柳岳梅整理发表，见《陈宝箴遗文》（上海中山学社：《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陈宝箴遗文（续）》（上海中山学社：《近代中国》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他们又整理发表了《陈宝箴友朋书札》，分四部分在《历史文献》第三至六辑连载（其中第三、四、五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2001年1月、2001年8月；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上册，2003年，中册、下册，2005年），搜集细心，汇录各说，是重要的史料。] 而与陈宝箴属同一政治派系的张之洞，却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档案。[与陈寅恪所言陈宝箴、陈三立之思想渊源大体相同，又可见之于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的说法。他称言，张之洞原本属于清流，“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文襄幕府纪闻》，黄兴涛等译编：《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419页）从陈宝箴的最初起家而言，属湘系集团，但他与张之洞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绪十二年，张于两广总督任上奏调陈宝箴至广东，委派各种差使。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陈任湖北按察使，为张之洞的下属；光绪二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名份上仍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下属。对于这一段经历，《清史稿·陈宝箴传》称：“是时张之洞负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宝箴初绾鄂藩，遇事不合，独与争无私挠，之洞虽不怿，无如何也。久之，两人深相结，凡条上新政皆联衔，而鄂抚谭继洵反不与。”（《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42册，第12741页。“藩”为布政使，陈曾署理湖北布政使）从“张之洞档案”及两人留下的文献来看，相互间电报书信往来甚密，政治见解大体一致，可以认为是属同一政治派系。] “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图书馆历年购置、收集而入藏的；总计四百九十二函，内有两千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就我所知，最初系统利用这批档案的是李细珠教授，见其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还需说明的是，除了该部分档案外，另外还有两部分材料也很值得注意：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抄本《张文襄公督楚公牍》，共计十七册，抄本《张之洞电稿》，共计四十七册。其中《张文襄公督楚公牍》《张之洞电稿》中的“发电”部分，已由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收录；而“来电”部分，因非张之洞本人之作，该全集因体例而未收录，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二、《近代史资料》，第109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发表了东方晓白：《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据责任编辑刘萍女士告我，这批信件属私人收藏，“东方晓白”是其笔名，且这批收藏中有价值者皆已发表。我曾试图联系收藏者，以能过目，但未获成功]其中关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当丰富，然我所感兴趣者，是涉及戊戌变法的史料——该类材料的数量虽不很多，但也有数百上千之谱。 尽管从广义上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关的史料也极多，一辈子都无法读完；但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去分析，戊戌变法大体上就是“百日维新”，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动在北京、在政治上层，且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绝大多数人置身事外，闻其声而不知其详。又由于政变很快发生，相关的人士为了避嫌，当时没有保留下完整的记录，事后也没有没有详细的回忆，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毁。也就是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康、梁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为：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和后来发表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又称《我史》）。康、梁在其他著述中还有许多分散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叙述]。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分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大量档案或当时的抄本，主要是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奏折，揭示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伪，对戊戌变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学术贡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1974年；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1998年；《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陈凤鸣：《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然而，当此项史料搜寻工作大体完成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来研究戊戌变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变研究计划，专门来阅读与研究这一批材料。 我在阅读“张之洞档案”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 其一，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对变法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当人们从“张之洞档案”中看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经常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杨天石教授指出：“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在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兼听则明。由此，易于察看到康、梁一派在戊戌变法中所犯的错误。 其三，由于这批材料数量较多，准确度较高，许多属当时的高层秘密，可以细化以往模糊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内容。这有助于我们重建戊戌变法的史实，在准确的史实上展开分析，以能较为客观地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也就是说，原先的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当今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还有许多瑕疵和缺损；那么，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又可以看到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另面”——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我必须说明，我的这本书只提供了戊戌变法的“另面”，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识，当然还要去看看其“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