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山纪彦：评张一兵对“广松物象化论”的批评——日本学者对《回到马克思》的回应
翻译：彭曦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 2017 年 04 期
内容提要：
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日文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该著作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文本的关注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运用，与以广松涉为代表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共通之处。但是该书第三版中对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批评却有失偏颇。聚焦“Sache”(物象或事物)和“Ding”(物)“Versachlichung”(物象化或事物化)和“Verdinglichung”(物化)，以及“Schein”(假象或现象)等概念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张一兵对广松涉的批评实质上是补充性的，或者说二者在出发点和理论旨趣上是相通的。但在具体的讨论中，张一兵忽略了广松涉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时所依据的现象学和现代物理学理论背景。
关 键 词：《回到马克思》 物象化或事物化 物化 历史唯物主义
张一兵作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发表了大量著作与论文。《回到马克思》的日文版2013年由日本情况出版社出版，引起了日本许多学者的关注②。张一兵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试图批判地超越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广泛关注欧美马克思研究以及20世纪的各种思想潮流，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及其高水平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张一兵特别关注20世纪60-7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按照他的理解，“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望月清司、平田清明等为代表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研究”的潮流，以及广松涉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张一兵与广松没有见过面(广松于1994年5月去世)，但是他对广松评价甚高：“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文献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特别要提及广松涉。他作为60年代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真正创始人之一，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框架加以批判排斥，这是广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发点。”③在这样的背景下，广松的主要著作，像《存在与意义》、《唯物史观的原像》、《世界的共同主观的存在构造》、《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的哲学》、《事的世界观的前哨》、《物象化论的构图》的中文版得以出版。尽管张一兵对广松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或者说正因为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他在2012年3月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三版修订版中，突然增补了对“广松物象化论”展开严厉批判的内容，这如实反映了学者张一兵真挚的学术态度。正如在文章开头就表明过的那样，本文尝试针对张一兵进行反批判。为了更好地展开论述，下面引文中方括号口内的内容表示笔者的解释或补充。
一、张一兵对“广松物象化论”的批判
1.张一兵对“广松物象化论”的评价
在《回到马克思》第三版“序言”，以及第三版第八章第二节第2小节中新增的对“广松物象化”的批判部分，构成了我们讨论张一兵对广松批判的直接文本基础。张一兵首先就以下论点对广松做了肯定评价。广松“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将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这一概念译成物象化，以区别于马克思的Verdinglichung(物化)概念，并以物象化作为马克思1845年思想变革的重要落脚点，以异质于之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所以他有青年马克思‘从文本主义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换’之说”④。进而，广松“指认出物象化不等于物化”，因为广松曾经明确指出“后期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不再是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这种构想，而和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有关。”⑤张一兵评价道：“在广松看来，这里这种特定的物象化‘并不是在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客体关系、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这种构想上的物化’，而是‘人的主体间性的对象性活动的某种总体联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物的性质这样的假现”⑥。在他看来，
广松涉这里的指认是深刻的，他区分了马克思德文文本中的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并界划了两者的不同构境点，如果说Verdinglichung还有一些“主体转化为客体”的意味，而Versachlichung则打破了主—客二元构架，它的本质是人的关系的物象化。广松涉基于德文原初语境的思想构境层显然是很深的情境突现，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深一层思想构境层都是极为重要的。⑦
在《回到马克思》第八章中，张一兵也对广松做了同样评价。广松“十分敏锐地发现，在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文本中，存在着两个相近的批判性概念，即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它将Verdinglichung锚定为传统理解中的物化概念，而将Versachlichung重新标定为一种新的思考语境，并将其日译为物象化”⑧。与日本国内存在的不少基于对广松理论的一知半解，或者是在对物象化论断章取义地进行庸俗理解的基础上来展开的批判相比，张一兵对广松的批判立足于对广松理论的深入理解，而且批判的步骤严谨、周密。其中还包含进一步发扬广松理论的新观点。张一兵在就日本的“广松物象化论”批判所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物象化论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并不在广松涉哲学语境中的日本学者不加反思地引述物象化概念是非法的。我的这一指认令不少日本学者感到震惊”⑨。“他的这一翻译对日本马克思研究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都认同于Versachlichung的日译汉字——物象化”⑩。
众所周知，“物象化”这个翻译词首先是由平井俊彦以及城登塚在翻译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开始使用的。以此为契机，该词在日本得到了广泛认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象化”所对应的原文为Verdinglichung。可以说，在卢卡奇那里，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没有区分开来，而是被重叠理解使用。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将卢卡奇的物象化论与广松的物象化论等同起来。这表明广松将Sache与Ding区分开来，并且在对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进行辨别的基础上，分别将前两者翻译为“物象”、“物象化”，将后两者翻译为“物”、“物化”，这在理论背景和哲学依据方面与卢卡奇之间存在逻辑维度以及语境上的差异，这一点不能忽略。因此，在对“广松物象化论”进行批判时，应该将世界观原初范式维度的问题纳入视野之中(11)。
2.张一兵对广松的批判I
第三版“序言”中对广松的批判，是从两个视点展开的。第一个视点是针对与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概念规定相关问题展开的。张一兵指出：
当我在此次对本书第三版的修订中，沿着广松涉的思想构境线索向更深处走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广松涉没有深入探究的事情是：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都用德文中两个表示“物”的原词构成，Verdinglichung中的原词是Ding，这个词的意思接近英文中的thing，一般用来表示人之外的物、物质性东西；Versachlichung中的原词是Sache，这个词没有英文的直接对应词，在日常使用中此词也是指物和物品，但在构境意会中会细微地区别于人之外的Ding，更多地意指与人相关的东西和事情[“东西和事情”为日山所强调]。(12)
也就是说，张一兵肯定了广松“区分了马克思德文文本中的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并界划了两者的不同构境点”的做法，但他感到遗憾的是，广松“没有深入探究”这两个词语中的“物”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张一兵指出：“我认为广松涉将Versachlichung日译为‘物象化’在他自己的广松体系即四肢逻辑中是有道理的，但在马克思的文本原境中却是不妥的。”(13)
在张一兵看来，广松通过与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对峙，试图将Sache的概念脱胎换骨，并认为“广松涉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他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干脆将sache译为‘物象’[在胡塞尔著作的日文版中，通常被翻译为‘事象’]，即Sache für es(为我之物)，并直接与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中的经济拜物教学发生关联，于是才有了所谓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一说。”(14)张一兵对广松所使用的译词“物象化”概念与马克思原初思想语境中的意义规定的整合性提出质疑，并认为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大的龃龉。
3.张一兵对广松的批判II
张一兵在第三版“序言”中对“广松物象化论”批判的第二个视点是针对广松所说的“假现”、“假像”、“映现”或者“倒错视”、“物象化的错视”等术语的概念规定、内涵、所立足的视点进行的批判。张一兵认为，
在进入深一些的构境层，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与广松涉对马克思经济拜物教批判前提的不同理解：在广松涉那里，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流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这里引文的黑体为我(张一兵)所加，是想突显广松涉理解中的这个“看似”“好像”的意境)，所以，拜物教的前提是一种类似物性的虚假呈象，这样，他才会指认Versachlichung是一种物象式的看法。(15)
在我看来，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恰恰是人与人的联系客观地被事物(Sache)与事物(Sache)之间的中介性关系所客观替代，虽然这的确不是主—客二元结构中的那种“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但也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看法和伪像。(16)
这一点是张一兵批判“广松物象化论”的核心。同时，从我们的立场表明态度的话，这是张一兵误读了“广松物象化论”的关键。这个问题源于张一兵没有正确把握广松的Sache(物象)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展开论述。
撇开细节问题不谈，大体上张一兵说的有道理。张一兵在这里说的“客观地”、“主体的”这些术语经过改造之后，与近代科学主义的理论框架、范式(按照广松说法，那是原初范式)有着本质的差异，只要看一看张一兵“历史现象学”的逻辑结构以及“思想构境”论，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但是，张一兵不太重视通过批判近代的范畴来展开理论批判，再加上用法不是非常严谨，因此我觉得那很容易被理解为近代主义意义上的规定。张一兵的“实体”概念如此，在说到“科学的”时候也是如此。换言之，对于广松以及张一兵而言，近代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的“实体”概念(物理学的“实体”概念)应该是被超越的对象。不论那是“自然的实体”、“社会的实体”，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实体”概念与张一兵所说的“思想构境”层面以及逻辑构造层面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广松所说的“物象”相当于胡塞尔著作日文版中的“事象”(Sache)。张一兵强调“在胡塞尔那里，真正的事象是真正的现象”。在此意义上，广松所说的物象是由社会实在性所支撑的事态，而且对于人们来说是客观现象或者现相的事态，而绝不是基于“主观虚构”的事态。但是，在说起“对人们来说”时的“人们”，具体是怎样的身份和资格，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广松将这一点用für es与für uns这样的术语区分开来，以各自立足的范式差异为前提。
二、广松Sache的概念的相关规定
1.关系概念Sache与实体概念Ding
或许广松对于物象化(Versachlichung)和物化(Verdinglichung)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未必做过专题论述，但广松在多部著作，特别是《物象化论的构图》第二章“物象化论的构图与适用范围”，以及“跋文：物象化理论的扩展”中对“物象化论”进行过详细阐述。张一兵认为，Sache和Ding这两个术语中包含“物”这个共通的意思，这种理解是不够准确的。广松的“物象”与“物”这两个词并不包含“物”这种共通的词义。不过，两者都包含“物质的实在性”的意思，因此在意义规定上具有共通性。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广松看来，物象(Sache)是关系概念，物(Ding)是实体概念。作为实体概念的“物”(Ding)是指当今的日常意识或者一般想法所理解的“物质”，即独立于主观而自存的客观的物质实在、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是指朴素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另一方面，广松所说的作为关系概念的“物象”(Sache)则是基于完全不同于“物”(Ding)的存在理解，其中包含针对立足于“物”(Ding)的实体物质观的根本性批判。不是先有实体项(实体的第一性)，然后各项形成关系(关系的第二性)这样一种存在理解，没有不具有内在的、根本的相互关系的原子项，所有实在都是在场的状态中生成、变化。在那里生成、存在的各项在本质上、根本上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又在这些关系中生成、变化。这便是广松“存在”观中的“关系的第一性”的主张。这是一种新世界观视域中的新的存在理解的构图，这种构图建立在超越近代世界观的新原初范式之上。
这种观点是广松基于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独特的内在研究以及对诸多领域的各种学说的批判性研究而提出来的，而绝不是基于个人的思辨性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理论范式而提出来的。广松理论，特别是构成其基础理论之核心的“关系的第一性”这种存在观以及“四肢构造论”中的认识论，更加准确地说，广松的“认识—存在”论，或者是“存在—认识”论的构图和结构，对于在试图超越近代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层面所提起问题而言，上述广松的科学论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不容忽略(17)。
广松以“关系的第一性”取代“实体的第一性”。如果我们立足于提出这种存在论的广松的理论视角，就能清楚地看出“物”与“物象”在概念规定方面的差异和关系。在广松看来，“物”是实体概念，“物象”是关系概念。如果将前者称为“作为实体的物”，那么，可以将后者称为“作为关系的物”，或者“作为事的物”。用广松的术语来说，前者是立足于“物的世界观”的针对物的实在性的观点，后者是立足于“事的世界观”的针对物的实在性的规定。在广松那里，“物象”和“物”的关系，前者是立足于辩证法视角的für uns的对物的实在性的存在样态的规定，后者是将作为那种现象的存在样态固定，并从将之视为根本的、本质的für es的立场来进行规定。立足于事的世界观(für uns)来说，一方是关于存在的深层的、真相维度的根本规定，另一方则是那些本质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显现出来的关于现象维度的现象规定。在近代世界观(für es)中，后者才是终极的实在规定。总而言之，“物象”是在立足于关系主义存在理解的关于物的实在性的本质规定，“物”是立足于近代主义存在理解的关于物的实在性的本质规定。
2.广松的“物象化论的扩展”中的Sache概念规定
广松为了扩展马克思的物象化论，在《物象化论的构图》“跋文：物象化论的扩展”中，对与物象化相关的极其重要概略图和逻辑结构，以及扩展的意图、概要进行了论述。通过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可以从与上文不同的语境以及视角来反驳张一兵对“广松物象化论”的批判，即广松“没有深入探究”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当中两种“物”即Ding和Sache的含义。
广松首先指出“物象化”是“一种独特的‘关系’化为‘实体的实在态’而出现”，也就是“关系”“化为物象”，这样进行了最初的概念定位。接着，广松对“物象化”的“化”的情形进行了逻辑阐述。该阐述是依据世界的“关系主义”存在理解和“四肢的存在构造论”理论结构独特的“认识—存在”论，或者是“存在—认识”论的视角来展开的。“四肢的存在构造论”立足于新的范式以及理论构成前提框架，试图超越基于“主—客”关系构图范式的近代世界观，与我们的常识性的看法、想法有着不同的维度。广松以这样的基础工作为理论前提，将“物象”的概念规定和存在样态进行了如图所示的分类：
广松进而又指出：“作为物象性的象征标记，可以共同列举出：①独立于能识、能知的存在，即所谓“客观性”；②独立于人的主体的自在，即所谓的“客体性”；③内自的“合乎规律性”(Gestzmβigkeit)，即其自身自足地具备的构造关联性或者是规律关联性。在这三者以外，被认为(A)实在态是④时空间的，⑤没有意义的；(B)意义态是④超时空的，⑤有意义的；(C)用在(上手)态是④时空的，⑤有意义的东西。”(18)在此基础上、广松认为：“物象化现象，只要能够推及到自在的‘客观性’、内在的‘合乎规律性’，或者是所谓的‘时空性’这种现代的概念，那么它与人类的认识一样古老，而不是近代知识中所特有的东西。”(19)不过，重要的是，这样的“物象化现象的历史贯通性”的规定在逻辑上始终是一般规定，具体被视为问题的，是张一兵所强调的“一定的”，也就是具有特殊历史社会的形态规定的具体的物象化。前者在逻辑上的一般抽象的“物象化”规定始终是用于分析后者现实的、具体的物象化的方法程序的理论前提或者“引线”。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广松所说的始终是特殊历史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的物象化，是为了阐明由于具有这种特殊形态规定的历史的物象化的“颠倒”和“支配”。在这些步骤的基础上，广松再次对物象化的内涵进行了概观：
总之，所谓“物象化”正是对上面所规定的“物象”存在，即上述意义上“化为”实在态(①②③+④⑤)，或者是意志态(①②③+④⑤)，或者是用在(上手)态(①②③+④⑤)的称谓。(20)
在这种情况下，“‘化为物象的某一事物’既不是所谓的‘心象’，也不单纯是‘主体的东西’”，“可以说那是一种独特的‘关系’”。而且，“说到物象化时的‘化为’”绝不是在说日常观念以及异化论逻辑中的“主体的东西的客体化”时的“客观的变化，即与能知认识毫无关系地进行的客体过程的形式。[黑体由日山所加]”(21)。
更进一步，这里的“化为”不是指独立于认识的外在客观过程的物质变化。这种“化成”事态，即“物象化”是只有在辩证法的视角下才能映现、读取、奠定基础的事态。如广松涉所说：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物象化以及笔者所说的物象化不是这种“纯粹的客体变化”。那是对于学理审察者的见地(面向我们für uns)来说，作为一定的关系规定态在直接当事意识中(面向他们für es)以物象的形式映现出来的情形。——但是此刻，映现始终是从学理审察的见地所说的事情，对于当事者来说，它可以直接被称为“以物象的形式而存在”。“以物象的形式而存在”不仅仅是认知事态，对于当事者来说意味着以制约他的感情、意志、甚至行动的形式而“存在”。——因此，在称呼这一事态时，笔者采取了对于我们学识审察者来说的关系化为对于当事者来说的关系(Verhltnis für uns)“化为”对于当事者来说的物象(Sache für es)这一说法。(22)
3.见于广松“商品”论中的“作为物象的商品”规定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广松对马克思的“作为物象的商品”规定的分析。广松在扩展上述Sache的概念之后指出：“马克思通过对体现价值的商品进行分析所揭示的是，从笔者式的将‘意义态’区分为‘意味意义’和‘价值意义’来论述的见地来说，归根结底体现了价值有意义性的‘财物的用在(上手)态’的本体构图。”(23)也就是说，商品是“作为财物的用在(上手)态而体现的物象”而存在。那是在“作为物的实在态的使用价值”中作为“价值的意义态的(交换)价值得以诞生的东西(以这样的相被思考的东西)”，也就是在“价值的用在(上手)态”这样的水准上被规定的“物象”。“没意义的实在态(不能成为用在(上手)态的纯粹的实在态)，正如海德格尔根据用在(上手，Zuhandensein)和物在(在手，Vorhandensein)的区别所指出的那样，那只不过是不断舍弃意义性的契机而被‘学理地’规定，构成的第二性的成态而已。”(24)
再画蛇添足补充几句。无论怎么将古典牛顿力学精致化，加以提升，都无法变成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与在前近代的巫术、神话的自然观，也就是泛神论的“生物态的自然观”的延长线上，近代的自然观，也就是唯物论的、机械论的、因果论的、数学的、要素主义的、原子实体主义的自然观不会产生是相同道理。这是范式上的转换或者革命性转换的产物，那作为理论构成的公理前提框架是不能通约的。张一兵也引用了汉森的发现模式中的“理论负载”以及波普的“观念先于观察”。在这里所说到的“理论”、“观念”是指世界观上的范式的、原理的理论前提框架，这是构成事实的基础。然而，范式的转换带来对“事实”规定的转换。遗憾的是，我觉得张一兵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考察论述。
让我们回到“作为Sache的商品”论的问题。广松以马克思思想中的“物象化论的逻辑结构”为视轴，对马克思进行了具体解读。广松指出：马克思认为“商品”不是“物”(Ding)，而是“物象”(Sache)。作为使用价值的财物，暂且可以规定为“物”，但商品在特殊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是“作为物的财物”的特殊形态规定，是在该社会关系的反照规定中存在的特殊历史的“社会财物形态”。马克思反复论述的“商品、货币、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25)这一命题所指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不仅马克思所强调的“商品”，就连作为商品以及商品生产劳动的社会性“价值”也不是Ding(实体概念)，而是Sache(关系概念)。把这种“物象”(关系的现象态)实体化为“物”来把握，是更高层次的“误读”(Quidproquo)，也就是“错视”的乘方。这也是“拜物教的秘密”的根据之所在。马克思之所以重视“拜物教论”，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物，暂且是Ding。但是，这是对价值物的规定而不是对物的规定，而是对社会抽象态、物象态的规定，还可以说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规定。这种社会抽象态、物象态表示在财物的整个社会的生产、交往关系中被规定的生成存在的社会关系性、社会普遍性，而人的社会关系则以在各种物中诞生的相体现出来。作为社会抽象态的“价值”，从它自身来看，正如广松也曾指出过的那样，是具有现实、理念的存在性质的社会普遍态，因此是不可视的、非计量的存在态(Bestand)(26)。“商品”作为“‘价值’的‘使用价值’”，或者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是存在于从使用价值中诞生的二肢的二重性的相之中的特殊历史的社会财物的状态。在“价值形态论”中对价值生成和存在以及表现的逻辑、货币生成的逻辑所进行的考察，只有在“商品世界中物象化论的逻辑结构中”才能充分展开。另外，反过来说，“价值形态”论才是阐明物象化逻辑的切入口。广松的“商品世界的物象的存在构造”中的“四肢构造论”也是依据这一点。
如上所述，广松关于“作为商品的物象的存在及其存在性质”的论述，与张一兵的“商品”论有许多共通之处。然而，张一兵对广松所进行的批判，即“没有深入探究”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当中两种“物”即Ding和Sache的含义，很显然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看来，张一兵的这种批判源自他对“广松物象化论”的误读。关于这个问题，张一兵指出：“Verdinglichung中的原词是Ding，这个词……一般用来表示人之外的物、物质性东西；Versachlichung中的原词是Sache……在日常使用中此词也是指物和物品，但在构境意会中会细微地区别于人之外的Ding，更多地意指与人相关的东西和事情”(27)。按照广松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Ding(物)是近代主义的实体概念，而Sache(物象)与之不同，是立足于不同世界观视域(构境)的关系概念。张一兵又说：“我个人倾向于将Sache区别性地译为‘事物’”(28)。对此，我没有异议。我不了解“事物”在中文中的语感。不过张一兵为了将那与“物”区分开来而翻译成“事物”，对此我表示理解。另外，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张一兵所说的“事物”表示作为“事情”、“事象”的物的姿态，或者“作为事的物”，对此也可以给予肯定。不过，广松并没有自觉地将Sache翻译成“事物”，估计那是因为在日语中“事物”与“物”的意思更为接近的缘故。
我们将张一兵的“事物化”视为与“物化”明确区分开来的术语，该术语包含“作为历史环境世界、内、存在”的人，以及“对自然—对他者相互”关系行为关联中的“事物的状态”、“事物、事情”经过中介被“事物化”或者“事象化”并倒错地出现这样的事态。因此，我们将之解读为超越了近代主义世界认识的概念。如果我们对张一兵的这种理解没有大错的话，那么这种术语与广松的“作为事的物”=“物象”，以及“作为事的物化(Sache)”=“物象化(Versachlichung)”这些意义规定没有很大的差异。总之，“物象”、“物象化”与张一兵所说的“事物”、“事物化”事实上是没有太大差异的概念规定。
三、广松所说的“物象化错视”是指什么?
1.“关系的物象化的映现”是指什么?
张一兵在关注广松所使用的“假象”、“假现”，或者“误视”、“误认”，甚至“看似”、“好像”这些表述方式，认为这些在广松的表述中似乎将特殊历史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客观社会事态理解为人们意识中的“主观虚构”的产物，并对之进行了严厉批判。然而，这样来理解广松的这些术语及其用法，并且依据这样的理解来对广松进行批判，那完全是误读了广松。
广松立足于从根本上扬弃了近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式转换，立足于关系主义的存在理解(超越实体的第一性，而立足于关系的第一性)，以及本文没有展开论述的以“四肢构造论”的“认识—存在”论为基础的“事的世界观”(不过，在此不对广松的新实践观，即“角色行为论”进行论述)。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将“物”的概念作为存在论实在性的第一性加以假定，把那当作对世界状态的最终规定，这正是一种“误认”(Quidproquo)。广松将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视角来规定“物”的概念的做法视为“物象化的误视、误解”就是这种意思。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Quidproquo(误解、误认、误视)是指将“物象”，即“作为事象的物性”规定的这种“现象的物质性”水准的状态误认为是作为实体的“物”的“物性”本来的本质的、根本的状态，并以此展开的批判。据此，广松提到了“物象化的误视”的事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假现”、“假象”在中文中是如何翻译的，该译词的中文意思如何，对这些我完全不懂。不过，在广松那里，这个词绝不是“一种主观的看法和虚构”。那是指“本质作为现象体现(Schein)”，也就是本质的事态在现相界“暂时体现”、“暂时客观象化”、“中介的映现化(Erschein)”的意思。那是指以“场的状况”的总体运动中的各种关系项的相互作用为中介的“关系的物象化”所带来的第二性的体现(现象化)。“物象化”更进一步实体化，就是“物化”。这就是广松所说的“假现”、“假象”、scheinen、erscheinen、gelten(看上去、体现、有效)。简言之，广松既没有把对这种事态的把握当作虚伪的东西来排斥，也没有把在他们的认识中出现的这些事态的存在当作“虚构”、“妄想”而给予否定。对于立足于实体主义的人的意识而言，那是客观事态，是近代科学的分析成果。另一方面，如果立足于广松的视角(按照张一兵的方式来说，则是定位于一定的“思想构境”语境中的新范式)来看，“物”是以下水准上的规定，即在独自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和逻辑结构中以“物象”的“实体化”为中介，体现为实体物质以及那种物与物的关系并有效。
2.物象化的误视I：将物象视为实体(视为物化)
广松所批判的第一种物象化的误视，是将体现为“物象”的各种关系项的状态在“实体的项(物)”的规定中来把握的事态(作为“物象”的实体化的“物”)，是将作为“场的各种关系的接点项的物象态(Sache)”固定为独立自存的“实体的物(Ding)”这样一种误读、误认。按照广松的说法，那是“现实地以直接的形式展现的现相态，也包含着所谓‘自然界’分支的‘自然物’，实际上是‘带有“意义性’(意味性、价值性)的‘用在(上手)态’”(29)，也就是物象。如前所述，近代物理学所说的“物质”(即广松所说的“物的实在态”)它本身是基于“关系的物象化”的“物象态”。在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视角中“被认为是基始存在的‘赤裸裸的自然物’、‘物的存在’其实是‘被媒介’地被规定的东西……那是被物象化的一个产物。”(30)站在超越近代世界观的新的学识、范式的视域(für uns)来看，“所谓的物的实在态其本身就是物象化的产物，即客观自在的物的实体，那样的实体所具备的物的性质，那样的实体之间形成的物的关系，被自然科学视为对象的这些物的实在态其本身就已经是物象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是被现实地认识到的物的实在态的话，实际上那首先是‘现象所与—意义所识’成体被自在化的东西。……在那里，意义所识这样意义态的一种已经‘诞生’了。”(31)
简言之，自然科学所假定的“物=物的实体”，在“首先是‘现象所与—意义所识’成体被自在化的东西”这种意义上，那是以特殊的近代科学的视角、方法、逻辑结构、概念前提框架构成的概念，是通过理论抽象化被假定的东西。因此，将之视为本质的真理，便是“误认”、“误视”、“误解”。“以自在的客观相来被思考的所谓实在态[物的实体Ding]，事实上是‘能知=所知’关系态(确切地说……‘能知—所知’—所与—所识的四肢关系态)是被物象化过的被媒介的产物。”(32)据此，在关于将映现(scheinen)在现相世界的物象态(关系的物象化态)误解为独立、自存的客观实体物的近代世界观的历史意义(所谓创造出科学技术文明)这个问题上，广松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论述。他说：
如果为了防止误解而补充一下的话，我们不否认，在定位于被物象化的世界像时，现实实在态特别是物的实在态以基始的、根本的存在，用在(上手)态作为第二性的、上架的存在被处理。我们没有彻底排除将“赤裸裸的自然物”、“物的实在”视为基始的、根本的存在来建构体系的某种学术性步骤的打算。在对待某种存在的层面上，也允许对“物的存在”的根本性、基始性这样的想法加以“追认”。不过，只要在本体论上来省察的话，那是被媒介的被物象化的产物这一说法就不得不为我化了。——此时，物象化就绝不仅仅是对“主体的东西”的“客体化”的称谓了，这一点希望能够再次铭记。(33)
3.物象化的错视II和III：物象化成态的实体化以及超历史化——社会形象态(Gebilde)的实体的物质化、一般化
如果以近代人类观作为前提来说，人类存在的状态以独立的“原子的个人”、“我”、“自己”的存在样态为前提。无论是在意识中，还是在行为中都是如此。在这里，“作为‘我思’的我的意识”、“基于自由意志的主体行为”、“存在的筹划”、“单独者的决断”是人类根本的、本质的意识、行为的状态。这种人类观与马克思以及广松的“人类观”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框架下来理解、规定的情形存在决定性的差异。马克思以及广松不是将“我(cogito)”，而是将“作为我们的‘我’(cogito als cogitamus)”，也就是“作为社会存在者的各个人(社会的个人)”作为人的原始规定，这是在新世界观的视域重新进行把握。那在社会观、历史观的规范中也是如此。
接下来，让我们对作为“社会的形成态(Gebilde)”的“社会普遍”的存在结构的问题进行论述。在此，暂且退一百步，立足于近代的人类观(für es)，以人类存在的原型是“原子的个人”为前提进行论述。基于作为“自由意志主体”的选择、决断的实际存在的各个人的行为，奇妙的是在社会相互关系的生活过程中，会莫名其妙地形成独立于他们的意志以及目的志向的社会普遍、社会力量。例如，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供求规律”、“景气变动”、“价格变动”等等运动规律。这些被构造化、制度化而出现的社会运动的姿态，在近代的人类观(für es)看来，的确是基于各个人的行为。但是，那不是作为各个人的行为的单纯代数的社会综合而形成的东西，那是作为超越各个人的意图以及目的的独立的构造存在成态。换言之，那是以“自然史的运动过程”的相，作为与各个人无缘的、独立的过程，作为反过来支配各个人并使之从属的社会的形成态(Gebilde)，作为普遍而发挥作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象的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34)这种社会运动的整体化中的事态，就是被称作“社会关系行为关联的物象化”。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社会的物象化”进一步展开了论述：
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35)
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我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fremd)社会权力(Macht)，它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Gewalt)[而出现]。……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利，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从作为经济范畴中第一个总体的流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36)
将社会构成态化运动的自然史过程的规则性、秩序性、规律性作为其名副其实的超历史的、自然的构造性，并将之固定或者定位在现象的、表层的水准，不是将之还原为更深层维度的基础，而是自足于把握自然史的现相运动规律性，这是庸俗古典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蔑称为“庸俗经济学”的做法。这是将我们所说的现相运动误解为根本的、本质的运动，将其规律视为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做法，这便是“第二种物象化的错视”。需要注意的是，张一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那奠定了“社会唯物主义”的基础而给予评价。
“物象化的错视”的是古典经济学家所犯下的，就连最出色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都犯了“物象的错视”。他们从生成与存在最根本的基础以及人们的经济生活方面，而且是劳动的社会关系这样的深层结构来对作为表层现象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进行阐述，这是经济学的一大飞跃。他们对物的运动的背后、根底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生产关系”、“交往关系”)进行分析，而且定位于那种关系的对经济运动的深层规律进行了解读，把现象定位于本质来阐明现象规律的深层机制和构造及其根本的本质规律=价值规律。那么，为什么斯密与李嘉图定位于现象背后作为社会本质的社会关系，对它的社会经济规律、价值规律进行概念化把握(Begreifen，阐明定位于本质的内在关系)的做法，那在我们看来是“第三种物象化的错视”呢?那是因为他们将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社会关系误认为是超历史的、普遍的社会关系，即自然的人的关系。对此，可以概括为“关系的超历史化、一般化”。张一兵对这种事态给予了一定的评价，批判性地认为那奠定了“社会现象学”的基础。
4.张一兵的“历史现象学”的意义和对“广松‘错视’论”的误解
马克思批判性地超越斯密与李嘉图，将那解读为具有“一定的(eine bstimmte)”特殊历史形态规律的独自社会关系并进行了假定。对于现象的本质依据，不是一般性地，而是具体地，也就是在“一定的历史形态性、特殊性”中进行阐述，从而阐明特殊历史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样式社会中的历史性的社会各种关系的总和的事物化(物象化)，以及其中的颠倒性和支配性。这是超越了上述斯密、李嘉图式的“社会现象学的物象化的错视”的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张一兵的“历史现象学”发掘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张一兵的“历史现象学”的意义之所在。
在张一兵所说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历史现象学”中，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的书信》中奠定基础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范式通过马克思的第三次古典经济学研究(“伦敦笔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为更加高层次化、精致化、多层复合化、具体化的内容而确立，奠定了到达张一兵所说的马克思哲学思想顶点的基础。张一兵的“历史现象学”以解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核心，特别是在《回到马克思》第八、第九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同时，在该处也出现了对广松的“物象化论错视”的批判。我个人认为张一兵所说的“历史现象学”与广松的物象化论之间在哲学的逻辑结构、范式、观点的框架、问题意识、批判对象上没有很大的隔阂。但是张一兵为什么要在第三版中突然补充对广松的批判，这一点有些令人费解。
当然，即便是在问题的设定以及质疑的方式、理论构成、论证步骤等方面，两人之间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但张一兵对广松所进行的两个批判，即(1)广松没有对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中的两个“物”的概念差异进行深入探究，(2)将拜物教的、物质的基础、前提的“事物化”(物象化)视为“主观看法和伪像”。这两个批判完全是源于张一兵对广松的误读，这便是我们的结论。
在我们看来，张一兵的历史现象学的视角和逻辑原本也是广松所强调的马克思“经济学批判体系”的理论核心之一。例如，广松和张一兵都对作为一般“具体的有用劳动的‘一般劳动’”和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各种劳动的社会抽象化、物象化的产物的‘一般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差异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强调。前者的一般劳动是逻辑抽象的产物，而后者的抽象劳动是历史、社会抽象的产物。“社会的抽象化”在广松那里是“社会的物象化”，是社会关系的构成态化。广松的《<资本论>的哲学》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过程(生产、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各个人的具体的各种劳动“为什么，又是如何，凭借什么”被抽象化，也就是说，那是基于物象化的机制和构造化。而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第八、第九章中对“作为关系的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的概念进行了深入解读。如果张一兵的解读没有错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那样的论据来批判广松的物象化了。
四、结论
在上文中，我们就张一兵从两个视角对广松物象化论所展开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源于张一兵对广松术语以及逻辑结构的误解或者误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在此要做一些说明。我们的上述批判并不是针对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全书，在该书中，针对广松的批判始终是补充性、附录性的，篇幅也不长，在内容上与全书的主题未必有直接且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完全不是对该著作进行批判。当然，我们对该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保留。
首先，广松的马克思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地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以批判地继承马克思思想。在这一点上，张一兵与广松的想法有共通之处。广松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核心在于：正统派忽视了马克思所开辟的批判地超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视域及其范式，对正统派在近代世界观的“主—客”关系图式中来解读马克思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那是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陷入闭塞状况的元凶。
其次，广松在依据关系论、四肢构造论的逻辑结构的物象化论的构图、结构中阐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哲学视域，并强调那在马克思那里意味着人类观、社会观、自然观的范式转换。我们认为在张一兵的“历史现象学”理论中，大致也贯穿了同样的观点和逻辑。如果这样来理解没有大错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张一兵对广松的批判是补充性的。当然，如果让我们对该书提一些希望的话，第一，用时下的术语来说，对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类存在的“历史世界、内、存在”的基本构造，以及意识、行为的存在被拘束性，以及被筹划的筹划性的构造，或者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ktivitt)，或者对逻辑结构的论述再多一点就好了。第二，我们希望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发表以后，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价值”概念以及“抽象的人类劳动”等概念的改造修订过程进行解读。第三，我们还想了解学习张一兵对《资本论》出版(1867年)以后马克思笔记类的研究成果。因为在这个时期，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理论的逻辑结构的转变，后者按照张一兵的说法，可以看出对“历史现象学”进行了修正与转换的可能性。
最后，虽然有这样的不满和希望，但正如反复指出过的那样，我们认为广松的物象化论的逻辑结构与理论构图与张一兵的历史现象学在根本上有共通之处，在“本质(关系)和现象(物象)”，“抽象与具体”等问题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对广松术语中文翻译的有效陛(两者在术语上的对应性以及概念规定上的差异)一无所知，也缺乏理解能力，或许我们对张一兵产生了重大的误解以及误判，也存在理解不足之处。期待张一兵从他的哲学思想立场对我们进行批判，也希望共有问题的学者对我进行坦率的批判和指教。
注释：
①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日文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该文为东京成德大学人文学部部长日山纪彦教授从广松涉“物象化论”的视角出发对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中所提出的历史现象学问题的回应。为更好地推动中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交流，深化马克思“物象化或事物化”和“物化”讨论以及《资本论》哲学讨论，将该文译出以飨读者。——译者注
②已译成中文的有：(1)[日]宇波彰撰《“回到马克思”的意义——评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三版)》，[南京]《学海》2014年1期；(2)[日]内田弘撰《Versachlichung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思轨》，[上海]《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9日；(3)[日]榎原均撰《历史现象学与马克思的Versachliclhung——对<回到马克思>(日文版)的学术评价》，《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2期；(4)[日]内田弘撰《<资本论>的构成原理是什么?——读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三版)》，[上海]《哲学分析》2014年第3期；(5)[日]新田滋撰《马克思研究的新视阈——评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三版)》，[上海]《哲学分析》2014年第3期。(1)(4)(5)由彭曦译，(2)(3)由王海凤、李雨萍译。——译者注
③张一兵：『マルクスへ帰れ——経済学的コンテキストにおけゐ哲学的言説』(《回到马克思》日文版)，中野英夫译，[东京]情况出版社2016年版，“致日本读者”，iv。
④⑥⑦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三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作者的话”第13页，“作者的话”第13页，“作者的话”第13-14页。
⑤[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⑧⑨⑩(12)(13)(14)《回到马克思》(第三版)，第566页，“作者的话”第17页，第566-567页，“作者的话”第14页，“作者的话”第14页，“作者的话”第14页。
(11)广松曾对卢卡奇的物象化论进行过批判。“关于卢卡奇‘再发现’了作为马克思的用语‘物化’、‘物象化’术语的问题，估计是因为在海德格尔与李凯尔特的交往中获得了触发。但是，这些术语之所以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被比较普遍地使用，可以说首先是因为卢卡奇他们频繁地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是，众所周知，卢卡奇有时候甚至将‘物化’的概念与‘异化’以及‘外化’这样的概念基本上以相同意义来使用，他在概念上没有明确区分一‘异化’与‘外化’。”([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5)(16)《回到马克思》(第三版)，“作者的话”第14页，“作者的话”第15页。
(17)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照广松对科学的论述。《广松涉著作集》第三卷中收录了广松科学论的重要论著《科学的危机与认识论》、《相对论的哲学》，其中就有构成广松科学论开端的各种“马赫论”。野家启一的解说也非常精彩。关于野家启一对广松科学论的论述，请参照他的著作《广松涉论》(联合出版，1982年)所收录的“超越近代合理主义——广松科学论与现代物理学”。我特别推荐广松自己的论文“科学论当今的课题与构想——将近代知识的结构为我化并将之超越”(收录于《广松涉集萃》第五卷)。
(18)(19)(20)(21)[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20页，第220页，第220页，第217页。
(22)(23)(24)同上书，第218页，第230页，第222页。
(25)张一兵也强调作为物的商品、货币、资本本质是“社会关系”。例如，张一兵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人的被颠倒的社会关系”。(《回到马克思》(第三版)，第574页)
(26)张一兵也指出：“比如价值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一种抽象，它不是价值悬设[所说的那种思辨的构成物]，[按照近代实证主义的方式来说]存在但不直接显示。”(同上书，第566页)
(27)同上书，“第三版序言”，第14页。
(28)同上。在此让我们看一下张一兵关于“事物”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所指认得社会生活中的物极难理解的。这种社会存在‘事物’，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人在活动中形成的功能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构成”(同上书，第555页)，“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是在自然物之上的社会关系存在。”(同上书，第557页)
(29)(30)(31)(32)《物象化论的构图》，第222页，第222页，第221-222页，第221页。
(33)同上书，222-223页。
(34)(35)[日]广松涉编译：《文本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第36页。——译者注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