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回归”：滞偏时代，如何设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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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回归”

每个时代的人似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正处在历史的中心。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全世界加速进入了一个超越历史的时代，也给那个时代的人带来了某种身处历史中心的兴奋感。在这种乐观情绪中，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自由民主将会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一旦达成了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和经济上的物资充裕，其他矛盾和冲突都会在此框架内得以解决。起初，人类似乎的确渐渐拥抱着和平与繁荣，然而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下的各国角力甚至战争冲突、难民危机的扩大、民粹主义的崛起都在持续挑战着民主的价值。珍妮弗·韦尔什提醒我们历史并未终结，相反却在回归，以“不断扩散的暴力和贫穷的形式”从内部颠覆民主的基石。与此同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在经济层面，当下的不平等程度也重新回到了19世纪的水平。高资本/收入比带来的财富继承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福祉。资本主义所信奉的涓滴效应并没有实现，反而助长了超级精英阶层的壮大。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进入低增长、严重不平等和低社会流动性的滞偏时代。经济优势转移到政治权力上，财富不平等也带来了政治意愿的缺失。人们不再关心公共利益，而把精力集中到了私人消费上。在这点上，福山所担心的“自由主义核心的空虚”倒是实现了。  垄断和缺失-设计激进市场

面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危机，如何跳出僵化的观念去想象另一种未来？在《激进市场》一书中，格伦·韦尔和小波斯纳带领我们进入了一场精妙的思想实验。两位作者跳出了左右对立的传统框架，一方面，市场力量仍然是他们经济观点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现有制度造成了急剧恶化的贫富差距。真正的问题在于，私有产权的本质就是垄断。想象中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充斥着垄断的力量。而同时，在其他一些方面却存在着市场力量的缺位，公共商品与服务、劳动力的跨境流动、数字经济中的用户劳动，都被置于市场之外，从而影响了效率和平等。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激进地扩大市场，同时确保市场的竞争性。针对私有权带来的垄断，作者首先提出了一种新的财产权形式。私有制会妨碍配置效率，公有制妨碍投资效率。如何将生产资料交到最需要它、最能够发挥其价值的人手中，达到投资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平衡？作者设计了一种基于公有制自评税（Common Ownership Self-assessed Tax, COST）的不完全公有制。在这一机制下，物品拥有者提出自我评估的物品价值，同时根据该物品周转率纳税，而物品则会通过持续拍卖被转移给估价更高者。COST产生的收入也会作为一种社会红利，以人均收入的形式返还到人口中。这样一来，经济效率提升了，财富不平等也被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垄断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同一行业，许多公司并不是被独立拥有的，而是同时被大规模投资机构控制。这种多样化投资常常导致企业间的合谋，不仅提高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减少了产能和创新上的投资，甚至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买家垄断，降低了薪酬水平。由此，资本从消费者和劳动者身上获取了大量财富。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禁止投资机构在同一行业内分散投资，鼓励进行跨行业多样化投资。或者放宽一些，如果投资机构想要在同一行业多样化投资，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1%。遵循这一约束，将破除市场集中化的危险，在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中实现更广泛的平等。  针对市场缺失的问题，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构想。首先，在公共物品和服务上，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决策机制容易引发暴民统治。当大多数人出于共同利益团结在一起，少数群体的权利将得不到保障。目前普遍实行的一人一票制度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公民对某一政策的偏好程度。事实上，研究发现，个人因影响公共利益而应支付的价格不应与影响程度成正比，而应与其平方成正比。作者由此设计了一个二阶投票系统（Quadratic Voting, QV）：每个公民每年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积分，投票所需的积分是投票数的平方，即投一票需要一个积分，投两票需要四个积分。未使用的积分可以累积至下一年使用。在这一机制下，市场力量进入到了政治领域中，利用非线性的价格体系推动投票产生更有效率的结果。在劳动力市场，当前的移民制度也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跨越国界进行流动。但中央集权或雇主控制下的移民系统阻碍了劳动力流向最能被有效利用的地方。同时，移民的财政结构、福利制度、难民危机导致的非法移民问题，让越来越多的本国公民意识到移民对自身利益造成的威胁和对公共服务带来的负担。作者也为此带来了一个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即个人担保签证项目（Visas Between Individuals Program, VIP）。任何一个公民可以担保一个外国工人，并赚取外国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与向其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额。这一机制使得移民的收益直接归还于本国的普通民众，同时创造出一种互惠共生的积极关系，从而缓解反移民情绪。  最后一个市场是数据市场，这可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我们每天在网络互动中留下了大量的数据，这些用户数据成为了科技巨头的核心资产，被利用来对机器学习系统进行训练。我们默认了这种免费数据收集和免费服务组合相交换的方式，却忽略了自己作为用户的同时也在生产着大量的数据，而这些劳动成果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目前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们带来了创纪录的利润。除了科技封建主义下的技术收益分配不当外，作者指出，在缺少激励机制的环境中，用户也并没有提供机器学习最需要的数据，大量低质量的数据生产也抑制了数字经济的效率。因此，将数据生产视为劳动从而建立一个数据工作的市场也是提升效率和缩小财富差距的解决方案之一。通过这些激进的理念和变革，作者试图改善市场在提升经济效率方面的作用，同时抑制市场力量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如伊丽莎白·安德森所言，“平等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分配模式”。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也必将对增强社会凝聚力发挥积极的影响。COST将所有权部分社会化，有助于消解人们对物品的过度依赖，从而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生活的其他层面-比如人际关系、公共利益，而不是物质财富上。QV有助于破除公民对政治议题的无力感，增强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培养政治上的尊严感和责任感。VIP将帮助建立东道主和移民之间的互惠和信任关系；而数据市场将提升公民的个人价值感。可以想象，在激进市场的框架下，我们将拥抱更多的信任互利与和谐共生。

去中心化和自动化-未来的未来

理解了这些机制的逻辑，不难发现，其实它们的背后都有着去中心化的本质。例如，COST将私有制中的使用权和排他权部分地转移给了公众，对物品的控制从根本上去中心化了。它将带来一种流动透明的资产交换制度，使得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中介来处理议价问题和产权变更。在QV体系下，公民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可以行使更大的自由，对公共事务有了更多的控制权。VIP将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控制权从中央集权下放到公民手中，而数据市场将使科技集团掌握的人工智能转变为一定意义上的集体智能。  毫无疑问，激进市场所构想的未来是一个分布式治理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以太坊创始人V神对这一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目前激进市场的概念也在加密货币领域得到了尝试。Gitcoin Grants 通过二次方融资（Quadratic Funding）的方式为以太坊生态系统中的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此外，在政治领域，科罗拉多民主党尝试了通过二次方投票决定党纲。 当然，书中的方案只是简化的模型，真正大规模的应用还需要更复杂的机制设计和很多技术上的支持。COST带来的物品估值问题可能需要算法来实现更优化的定价策略；QV的运行需要加密技术和治理规则来防止共谋和贿选的危险；数据市场的构建需要强大的技术系统来追踪个人用户创造的价值。在未来的未来，或许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现行市场利用分布式人力计算和并行处理的系统，自动化实现最优经济配置，“市场”也就不复存在了。而那时，该由谁来主导这个系统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关于未来的最优解并不能在书中直接找到答案，一些设想也存在很多问题和隐患，可能最终并不可行。但在实际应用之外，激进市场运动更大的影响，是在于帮助我们拓宽对未来的想象，提醒我们在熟悉的经济和政治范式之外，还充满着无数的机会。曾经富有说服力的故事早已变得乏味和陈腐，是时候超越我们僵化的想象力，去建立一个更美妙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