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期待反效果”
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是看得我喜出望外，手舞足蹈。作为一个蜀维埃忠实走狗和大耳铁粉，经常无奈对大耳的讨论淹没在对曹老板的歌功颂德和对碧眼的击节赞赏中。刘老师终于给大耳正名了，并且前无古人地指出了《三国演义》托为尊刘抑曹，实为美曹贬刘，虽然不是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故意的。高兴之余我把自己10年前大学本科得毕业论文发出来，作为刘老师这本书的补充。（PS，本该敝帚自珍，但是好歹也得了优秀，不至于不敢见人）
三国演义中的“期待反效果”
——从《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探究作者价值观念
【摘要】：小说叙事作品中存在着种种叙述修辞技巧，这些技巧并非中立，而是与作者的价值观立场有密切联系。《三国演义》塑造和刻画典型人物时，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实际效果往往不能完全吻合，形成了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塑造上的矛盾，给作者的创作本意以及人物性格、典型意义等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审美尴尬，形成了一种“期待反效果”。本文试图于分析和阐述这种“反效果”的产生和原因，以更加清晰地来认识这部名著。
【关键词】：《三国演义》；价值观念；人物塑造；期待反效果；审美尴尬
引言
当论及《三国演义》艺术得失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一段话说的非常精辟:若论其书之优劣，则论者以为其缺点有三：（一）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二)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作者并不管它，只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
通读先生的一段话后，撇开第一点不谈，第二点还是有待商榷的。在《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人物性格不仅丰富多彩，也复杂矛盾，小说中也不乏有一些根本无法简单用“好”和“坏”来概括的人物。不过结合第三点来看，鲁迅先生第二点的看法似乎又有其深层的含义，仔细研读这部世界一流的作品后，发现它在塑造和刻画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时，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实际效果往往不能完全吻合，例如正面人物并不浑身闪光，反面角色也未必一无是处；越是想抬高或贬抑某一人物，留给读者的却常常适得其反，这就形成了《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的矛盾。作者虽然注意到了描写人物必须要有一定的立体感，但是他的叙述方式还是不可避免的掺杂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即用尽种种办法使得所表达的内容符合自己的感情需要。然而，这样的一些手法反倒致使人物的形象塑造产生了很强烈的矛盾感，甚至在有些人物的身上甚至达到了极致。
魏延和诸葛亮的“期待反效果”
当论及这两位历史人物时，许多人的头脑中，都会闪现出两个对立而又栩栩如生的形象:前者是“食人之禄而杀其主，住人之地而献其城”的奸诈小人，后者是君臣一体、神机妙算而又秉持“鞠躬尽瘁，后而后已”人生目标的忠臣表率。前者是浮躁贪功而常常造成重大失误；后者是一生谨慎小心而终成大事。前者身首异处并被后世千古唾骂；后者名垂千古并被目之为贤相良将之楷模。而以上这些形象对比，就要归功于罗氏的《三国演义》了。
“魏延谋反”这一历史事件向来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也引起了古今众多学者的争论，有的人认为魏延是千古奇冤，责任应该算在诸葛孔明身上；当然也有人认为造成这一事件完全是魏延自己性格缺陷所致，孔明定计除魏延也实属无奈。不过在诸多争论中大家几乎都有一个基本共识：“魏延谋反”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魏文长一直以来都未曾想过投降曹魏，从“脑后有反骨”开始的这一切说辞都只能说是罗贯中强泼给魏延的污水了。
撇开正史不谈，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在加入了罗贯中大量个人价值取向的《三国演义》里，魏延却是一个比窦娥还冤屈的角色。魏延初次出场时，刘备、孔明在曹操的攻击下，一路“火烧博望”、“火烧新野”、“水淹白河”胜利大逃亡（实则是一路狂奔，无容身之地）。到了襄阳城下，却因蔡瑁拦阻进不得城。而此时魏延却雪中送炭一般，杀死守城将士，并且打开城门，请刘备入城。这时荆州大将文聘出现与魏延厮杀，刘备入不得城，孔明主张往江陵方向而走。结果他们自顾自逃跑，完全忘记了魏文长的处境，弄得魏延最后只身一人落荒投奔丹阳。从这件事开始，甚至就可以看出潜伏在魏延身上的悲剧性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赤壁大战后，曹操败走，刘备乘机夺取刘表的旧有州郡。关羽负责攻打长沙，遇到了对手黄忠。两个人英雄相惜，双方都点到为止不肯尽力，导致长沙太守韩玄生疑要杀黄忠。正在危机之时，又是魏延挺身而出，杀了韩玄，救了黄忠，献了城池。结果呢？“关羽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作者可能是想通过这里的描写来体现诸葛孔明神机妙算，为后面“定计斩魏延”埋下伏笔；然而这样的情节实在是太违背人之常情，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两立大功的猛将被人不遗余力的排挤，甚至引来“莫须有”的杀身之祸。也难怪会有人说：魏延一开始就被诸葛亮给逼反了。
到了后来，魏延则完全被塑造成了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将，斩将立功没他份，抢功不成深陷险境倒是经常有他。无论是刘备攻打西川的时候，还是诸葛亮出兵伐魏的时期，我们都能看见魏文长“另类”的表现。作者一方面无法回避魏延是名猛将，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能让这个“反贼”过于神勇，只能拼命对魏延彰显其罪，遮蔽其功，结果反而又陷入了另一处尴尬的境地：众所周知，魏延是五虎上将相继凋零后蜀汉唯一的大将，从他后来平步青云的职位来看，无论是刘备还是孔明都是相当倚重他的；可是作者又写其志大才疏且不值得被信任，让读者也感觉相当别扭：这么一个“草包”如此受器重，那岂不是证明刘备和诸葛亮都是睁眼瞎？作为作者大力颂扬的人物，刘备和孔明显然不是睁眼瞎，罗贯中只能借孔明之口作出解释：“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怜其勇而用之。久后必生患害。”（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可惜这样一来，反而使读者更加同情魏延这个被人利用的“受害者”。
再看看《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区别于正史）。作为作者要大力颂扬的完人，除掉魏延这个“反贼”的任务自然是在孔明身上。但是罗贯中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处理却成为诸葛亮一生最受人诟病的污点。初期，魏延有功被罚；中期，对其有功不赏；后期，被诬犯主；未了，被逼“造反”不成，反丢性命。而这一切都源于他脑后有“反骨”。平心而论，即使是没有反骨的人遭魏延在孔明处的际遇，怕是也要萌生反心——也就是说，魏延的反骨，其实是出于孔明的“栽培”。更讽刺的是，最后居然是诸葛亮安排的“胜者”杨仪口中说出了：“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结果同样引来了杀身之祸。（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魏延生前就和杨仪水火不容，诸葛亮设计借杨仪之手解决了魏延，却又在死后遗命里同样打压了杨仪。杨仪魏延二人之死固然都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另外，我们仔细分析《三国演义》“斩魏延”一案，不妨大胆猜测魏杨二人很有可能是诸葛亮临终前就算计好的两个“垫背”，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直接假他人之手消灭掉，这种阴狠实在让人感觉可怕。如果这么看，相比较与奸雄曹操“唯才是举”，手下谋臣如云猛将如雨的气势，诸葛亮的人品和用人能力上都输了不止一点。
典型人物塑造的审美尴尬
除了魏延和诸葛亮这对最明显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之外，《三国演义》里面诸如此类的人物塑造审美尴尬还有很多。常有批评论者指出三国人物性格平面化缺少发展，例如张飞出场的时候是猛张飞，直到被属下刺杀身亡的时候还是给人不变的映像；诸葛孔明还是那么料事如神，就算是“失街亭”，读者也往往会觉得责任大多在马谡身上，因为他没有听孔明的话，诸如此类。与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水浒传》对比，后者在描绘人物性格变化发展上则为人们所叹服，更体现了《三国》人物的缺陷。
但是仔细分析，同样是一群有血有肉，具有着优缺点和丰满性格特征的人物，《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为什么具有着如此明显的审美尴尬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分析：
一、作者的立意以及创作意图是产生矛盾和尴尬的主要原因。罗贯中撰写《三国演义》，其立意之一在于“扬刘抑曹”，视刘备的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时时不忘突出刘备乃至刘禅的正统地位，而对权倾朝野的曹操和代汉自立的曹丕二帝极力贬抑。由于有了立意和创作意图上褒扬蜀汉、贬抑曹魏、孙吴作陪衬这样的主观故意，作者在描写战争场景、刻画人物形象、反映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便始终贯彻了既定的思路和主题，处处表现出浓郁的主观色彩。然而《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七实三虚”的历史小说，不同于《水浒传》可以给作者大量的发挥空间，三国的历史限制了罗贯中，往往使他陷入一种两难的境界。这种进退失据的典型还是要数魏延一案了，因为正史记载的魏延除了性格上的缺陷之外应该说是一个有勇有谋，忠心耿耿的猛将，可是由于诸葛亮用人上的失误导致了魏延“晚节不保”，命丧自己人之手。为了掩饰诸葛亮这一过失，作者不得不做出大量工作：丑化魏延的作战能力，又竭力体现他的难以驯服，常有不平之意，最后在其脑子上加了块反骨，让其不得翻身。然而“谎言往往会有破绽”，更何况是如此大的谎言，因此这些描写根本禁不起仔细推敲，漏洞百出，也成为了小说的一大硬伤。
二、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遮蔽和彰显。在罗贯中笔下被遮蔽和彰显最大的受害者除了刚刚提到的魏延外，另外一个就是刘备。罗贯中的故意拔高，虽然把刘备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了，却使得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备失去了许多真实，甚至可以感觉在《三国演义》里，刘备给人的印象就是虚伪和窝囊，除了具有仁德之心（看起来还总是装的）外差不多就快一无是处了，我们实在难以想象那样一个人是怎么能够成就帝王之业的。罗贯中为了把刘备描写成忍辱负重、谦恭礼让的“君子”，将历史上体现刘备“勇敢好战”，“枭雄”一面的形象全都过滤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鞭打督邮”这出好戏转接到了张飞身上。结果这与其塑造刘备的一贯套路是吻合了，但留给后代读者咀嚼的，却是刘备的懦弱、窝囊，不思抗争，更甚至于在文中张昭，周瑜，荀彧等一干人称刘备为“天下枭雄”的时候，我们会相当疑惑：这个“谦谦君子”和枭雄怎么看也搭不上边啊。再到后来刘备出师伐吴一段，性格又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一个残暴、刚愎自用而又毫无风度的庸主，中间完全没有转折，变化相当生硬。纵使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复杂的，也是会变化的，可是有意将其扭曲，就往往会带来某些矛盾和尴尬。
然而更有趣的是，曹魏及孙吴阵营的英雄，他们虽然有时也是作家称赞的对象，但因为创作主体情感与价值判断的倾斜，并不能获得与刘备集团同等的地位。因为没有主体情感过多的干扰，他们中却可能出现趋于立体的复杂人物，曹操就是一个范例。《三国演义》是以悲剧英雄和英雄的悲剧为主旨的史诗性作品，作为世代累积型并且带有集体创作性质的巨著，除了写定者罗贯中本人的现实评价外，无疑会的沉淀有历史记忆与集体表象，并由此折射出族群性的文化价值趋向。《三国演义》描写的三国人物几乎都是称霸一方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因此罗贯中对于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有着一种敬意。小说体现了开放的英雄观，塑造了众多英雄群像，其中有反面英雄，也有正面英雄。既然是都是英雄人物，对于他们的描写，尤其是缺点的描写便不能完全作者由个人决定。例如对于曹操，虽然罗贯中“尊刘贬曹”的价值取向相当坚定，但是曹操毕竟也是一位大英雄，所以罗贯中在对于曹操雄才大略的一面并不遮蔽，对于曹操奸诈残暴的描写虽然带入了很强的感情色彩，却也并未彰显失度。因此我们在分析曹孙阵营里面这些“反面角色”的时候反而更加自然和真实，以至于读者对于曹孙二人的认可度往往还要大于刘玄德。这可以说是宏观上来看《三国演义》里面最大的一个“期待反效果”了。
《三国演义》与士人文化心态
根据以上的分析，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面的硬伤可谓不小，甚至激烈一点说，作者对人物的塑造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因为他的描写和他所想表达的效果微观和宏观上都背道而驰了。然而，《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古典名著，塑造了如此之多的经典英雄形象，如果说其人物塑造“失败”，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妥。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可以给作者一个中肯的评价。
自古以来，孔子儒学规定了“君事臣以信，臣事君以忠”的基本的人伦对等原则，这种理想入世状态是士人们所非常向往的。士大夫的人格楷模，便是维护朝纲，忠于皇权，为大一统的政权而披肝沥胆苦心经营。但是，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不拔到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情怀；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无悔执着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抱负，“士”文化人格“兼济天下”的理想从来就没能走上坦途。三国故事在长期的民间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尊刘抑曹”的鲜明倾向，从三国时代到《三国演义》成书的元末这漫长的朝代更迭的历史中，更多地是具有政治策略的意义。在对曹操的奸诈残暴和刘备的宽厚仁慈的一抑一扬的背后实际蕴含着的是中国百姓对于清明政治的希冀，这对处于颠沛流离的混乱时代的下层民众来说尤其显得真实。罗贯中一方面以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士”的一员的身份不可避免地被儒学正统价值观念所牵制，同时他又是身处激烈动荡时代里的民间知识分子，与广大底层民众一同体验了动乱年代的悲苦，很自然地在《三国演义》里承继了三国故事的道统倾向，在这种倾向的支配下对人物的价值评判也就往往植根于儒学的理想人格标准。
罗贯中追求的是“道义”，是“仁主良臣”等等精神上的美好愿望。然而另一方面，元末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英雄出四方”的年代，那么罗贯中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民间知识分子，也很自然地渴望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建功立业。强烈的功名意识、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渗透在整部《三国演义》的叙述里。要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强者、成功者，就不是仅靠仁义道德能够实现的，他必须拥有强大的力量、更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智慧。作者最强大的个人情感动机是对于成就功名的智慧和武力的迷恋，实际上整部三国最迷人之处也恰恰就是对于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谋臣武将的全方位展示。可是这种智和力似乎应该属于实用价值之列，并且往往与儒家道统格格不入，这一冲突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作者想要凸显刘备的仁德，那么就必须要降低其智力和武力，不然玄德公就会成为一个犹如曹操一般诡计多端而又喜好杀伐的“奸雄”；可是这样一来能力一般又必须事事符合儒家道统，畏手畏脚的玄德公的成功便极让人不能接受。再比如诸葛亮在行军打仗之时往往会传授“锦囊妙计”，先吩咐赵云如何如何，再吩咐魏延如何如何，只安排做法不说为什么，结果几位将军常常一肚子怨气莫名其妙地去执行任务了，结果大获全胜，诸葛亮这才轻摇羽扇说出个一二三四，诸将一听犹如醍醐灌顶，大呼“丞相神机，吾不能及也”。这样一次两次会让人觉得孔明的确是料事如神，但是次数一多，不免让人感觉诸葛村夫实在是过于显摆其智慧，戏弄敌人的同时也把手下的将领当猴耍，没有一点“儒者”的风度。这两点结合起来，就往往可以看出罗贯中在“道统”和“智力”间摇摆不定的态度了。
从以上对《三国演义》价值谱系和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国演义》复杂的价值系统中，儒学的正统观念更多是出于作者对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性认同。但是，罗贯中本人是一个流落江湖的民间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念无疑将对他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同他的生活经验缠结为一体，比起正统观念更加深入了他的情感世界，虽然他本人未必这么意识到。当《三国演义》的作者以这种矛盾方式介入小说的价值系统，人物形象的游离和价值判断的某些不相一致，甚至完全对立，也就在所难免。但这恰恰成就了《三国演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历史的象征意味，使之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史诗。
结语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类似于《三国演义》里的“期待反效果”还有很多，例如在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影响，缺与备的关系一直解决得不甚好。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往往是尽量求全求备，“四人帮”时期，更荒谬地定出所谓“高、大、全”的清规戒律，英雄人物必须完美无缺。谁若写了英雄人物的弱点、缺点、错误，谁就是歪曲丑化英雄形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所塑造的“英雄”，都是远离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和仙女。这种“八面求圆”的创作方法，既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也违反了缺与备的艺术辩证法。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这些价值取向背后的意识形态，可以让我们对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心态有一个更加立体全方位的了解，这点还是很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