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势力有哪些

在本书中，作者大概描述了三大类型的反智立场：

1.虔敬的情感。这一立场主要有基督教福音派提供，认为对于认识上帝和基督教义而言，朴实真诚的信仰要远高于深刻复杂的理性，理性是无法接近上帝的，甚至适得其反，因为理性自然带有质疑属性，会干扰虔诚。在早期美国这片以农业和小工商业主为主体的土地上，强调情绪感染、朴实虔敬的福音派宣传策略要远远高于玄而又玄的理论说服，从而成为一种反智势力，这一势力不可避免地扩张到宗教之外，与浪漫主义思潮想混，通过构建情感——理智的对立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追求确定性。

2.务实的能力。这一立场出于政治事业与工商业发展的要求，美国作为待开发的“蛮荒之地”，移居于此的欧洲人本就是宗教改革后具有开拓、实干精神的亡命之徒，新教已经为勤奋、节俭一类有利于创收的价值大开方便之门，只有事业成功才能体现上帝的光荣，基于机会平等的勤奋致富实是美国精神所系，即使是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开国元勋们也不能不在推崇智识同时在政治事业等可见的成效上论述智识的价值，在专业化知识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事业的成功并不依赖高等文化和教育，智识只是不问世事的躲在象牙塔内的有闲阶级的游戏，无益于社会的进步，反而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3.平等的态度，这是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智识从来是小部分人掌握的资源，无论知识分子多么推崇民主，也难以摆脱自身是精英的社会身份，推崇智识与精英主义的界限何在？当智识成为卓越的品质，政治民主的合理性如何提供？一方面，底层必然质疑知识分子通过智识上的优势通过政治、经济等一系列规则掠夺社会资源、欺骗民众；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必然陷入智识的自傲与对平等的追求这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在这三大势力的围剿下，智识几乎只有在专业性方面，凭借工具属性在某些时期与务实主义合作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其在认知上的游戏性（好奇）和在理性上的虔诚性（求真）从未获得尊重。

作者描述这三大反智势力的方式，是从不同历史对象、因素来展开的，故而在时序上比较乱，想理清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智势力以何为主，不同时期智识的处境如何，则需读者另费一番功夫。大体而言，反智势力贯穿美国社会始终，但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

1.从华盛顿到昆西·亚当斯（1788——1829）。智识与实干并无太大的矛盾，大体相处融洽，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领袖主要是启蒙思想家的门徒，而启蒙思想为美国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杰斐逊等人的写作、思考能力并没有如同一些反智者说的那样阻碍了其政治能力。但这只能说明智识并没有在明面上摆在与务实对立的位置上接受批判，而非智识自身是被肯定的。

2.从杰克逊到林肯（1829——1865）。这是工业革命在美国起步的阶段，杰克逊作为田纳西州的实业起家的代表，其立场与理念在作者的另一本名著——《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有详尽的介绍，此一阶段，美国的小工商业主在自由竞争的旗帜下狂飙突进，挑战在重商主义下崛起的金融势力、大资本阶层和富贵阶层，实干与民主手牵手，塑造着机会平等下个人奋斗以获得成功的美国梦。智识一方面作为空谈被鄙视，一方面作为精英阶层的消遣被敌视。

3.从约翰逊到威尔逊（1865——1921）。这个时期实则包括两个时期，即镀金时代（1865——1893）和进步时代（1893——1921），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处的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科学与技术走到了一起，科学是智识的产物，技术是实践的产物，本不相干，在前工业时代，对科学以及数学的追求，都必须躲在宗教哲学的羽翼下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它可以通过看得见的用处摆脱宗教而拥有价值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独立，这一独立本质上仍然是技术赐予的，当技术带来的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20世纪初贫富差距不断地扩大后，人们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技术可以解决的了，智识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雇主。

4.从哈定到胡佛（1921——1933）。几十年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是几十年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的过程，这些矛盾迎来了在繁荣表象下混合、纠缠的历史时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美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社会的日益复杂化需要专业精英参与政治管理，事业的成功越来越离不开智识的优势，但是资本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并不是普遍满足，而是相当一部分群体的失落，福音派基要主义者对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现代智识展开猛烈攻击，宗教上主张虔诚朴实的信仰的思潮，与世俗社会中推崇天性与情感的浪漫主义合作，反思智识对天性、个性的遏制，在这一时期，教育中的儿童中心论开始崛起，反对教师、家长的灌输式教导与权威，儿童的天性即是上帝的恩赐，以宽松的引导使此天性不断生长即是教育的本质。

5.从罗斯福到杜鲁门（1933——1953）。新政以及二战的需要使得智识再次有机会通过务实的价值被广泛接受。杜鲁门下台后，美国开始抓左派，麦卡锡主义盛行，知识分子的命运说来令人唏嘘，在太平洋的一边被打为右派，而在另一边则被打为左派。

美国对实干的推崇似乎容易与中国的务实、世俗化文化相混，区别不在普通民众，而在知识阶层，这实际上涉及智识是否具有独立或者说孤立的价值，中国的士大夫到近现代知识分子，是不承认这点的，而美国无论反智势力如何强大，始终有坚信智识独立价值的知识分子存在，意即智识本是一种卓越的生活方式，“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知得过的。”生活的意义即在于被审视过，是人类独有得审视赋予了生活意义与价值，是以生活模式、具体经历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认知、理解这一生活模式和经历。你对吃饭这一行为的思考才是把你的吃饭与猪的吃饭区分开来的因素，就吃饭本身而言，本是没区别的。智识独立的价值意味着知识分子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的工作是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中国士大夫不注重这种区分，人的吃饭与猪的吃饭是一样的，这并不影响吃饭的价值，此事万物生生之理，人与万物共有此理，共有此意义。人与万物共享一部分意义，而人之高贵在于人有别的动物不具备的意义，但这个意义必然与人有关，而绝不是仅与人的认识有关。但这并不是美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士人最核心的区别，最核心的仍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本书最后一章尤其值得注意。人类的知识发展到现代，出现了一个极深刻的困境：对知识本身的质疑。自马克思展开现代批判以来，“权力”成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阶级社会的一切知识与规定（法律、道德、一切价值判断、整个社会评价系统）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而统治阶级中的个体在这样一种结构中也免不了“异化”， 你是一个富人，你的行动、生活方式必须是富人式的，不能是你自己的，从而无法摆脱被阶级身份桎梏的处境。在这一大的统治阶级制造的权力结构下，又有小的权力结构，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一切人际关系，其本质被描述成依附关系，妻子对丈夫的依附，儿女对父母的依附，老年人对子女的依附，朋友之间出于人的社交本性与利益合作的需求的依附，如此等等，人无往而不在被编织的温情、伦理价值的训导掩盖着的依附之中。当把整个社会评价系统看作是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是社会意志对个体意志的训诫与压制，且把一切人际关系中的依附性看作是关系的本质，那个体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自绝于社会，要么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敢反抗的懦夫，无论哪一条路，都是痛苦的。知识分子便只能如此矛盾而彷徨的活着（可参考鲁迅《淡淡的血痕中》）。基于此，马克思描述了一个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本书中体现为儿童中心论的教育观）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天堂）。

由此展开的现代性批判史，主要围绕社会如何压制、训导个人意志以及“个人意志”如何自由伸张的问题。从叔本华认为天才应该免于道德批判（因为天才是自我实现者，证明了人在某一方面的极限水平），尼采的超人哲学（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都有打破一切桎梏以解放个体的倾向。然而，社会现实如此不为所动，马克思认识到的困境并未随着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消失。存在主义者认识到个体困境在社会层面的难以摆脱，人人处于荒诞的生活（楚门的世界）而不自知，知识本身就是控制人的认知世界的工具，从历史知识的选择性叙述及叙述方式，到社会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再到受众基于既有的观念对新信息的选择性接收，到以统治阶层利益为导向的科学探索（如研究发达社会的疾病而不关注非洲的疾病，此所谓科学研究的阶级性），这整个的人类知识，由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统治阶层、社会性力量合作的知识分子构建，反思知识的知识分子从而陷入深深的绝望与悲情之中。诸多束缚中，对道德束缚的反叛自然是最刺激而方便的，看上去也是最激进的，于是有了嬉皮士和垮掉派，前者以违反基本道德规范甚至违法的方式挑战社会结构，哪怕得罪所有的人类价值，也要证明“勇敢”这一看上去最能体现人类尊严的品质；后者则是消极抵抗，“躺平即正义”的美国先声，任何社会鼓励的行为都是社会结构性压迫的帮凶。这些派别本是智识反抗权力的表现形式，却由于智识本身在构建权力结构，而成为反智的因素。这可以说是三大反智势力之外的一种。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是，现代性批判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在运用智识，如此，它便也提供了一种知识，按照现代性批判者的逻辑，这种批判的知识也是知识分子构建出来的。它对人际关系的描述也好，对社会结构的界定也罢，没什么特殊的理由足以让它有资格宣称发现了人类生活的本质，这种本质也不过是它构建、描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