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写作者的自我拯救手册
文/钱贝儿
“写自己想写作，那已然是写作。写自己无法写作，那仍然是写作。”
这话听着拗口，但似非而是，是马塞尔·贝纳布在本书结尾给潜在写作者送去的一点慰藉。
在提出“我为什么自己的书一本没写”这样让人瞠目又心有戚戚的问题之后，作者带我们进入恒常的文学怪圈，告诉我们不用在意“西西弗斯练出了肌肉”这样的空头支票（毕竟只有成书且出版才是被称为作家的前提），你只需要写，写作本身永远不会对“自己的书”构成威胁，不妨把它看作是不断靠近某个文学理念的求爱过程。这样一来，我们不妨放平心态，将这本小册子视作一种另类诗学，毕竟文学自其诞生伊始就是一个天然的悖论之所。
从翻开第一页开始，读者就仿佛受邀进入一场语言的盛宴，你可以暂时搁置一种日常阅读的惯性，去摸一摸“乌力波文学”大门上的精美浮雕，我们从书中对众多哲人、文豪的引用与摹仿中感受到一种来自语言本身带来的共鸣。
乌力波：Oulipo，法语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潜在文学工场）的简写。1960年由法国小说家、诗人雷蒙·格诺和数学家弗朗索瓦·勒利奥内发起，宗旨是打破既有的文学创作界限，在异想天开的新规则中探索文字的新可能。
贝纳布在整本书中屡屡和“读者”发生对话，但这本书却不是写给他尊称为“您”的这批人看的——正如他对于书名的自我嘲讽，打从一开始，这本拒绝以“书”命名的书就并非冲着取悦读者而来，贝纳布无私地以其作为写作者的独特经历解构写作究竟是怎样一桩难事和奇事，他要完成的是对无数写作者的敲击。
然而，这本书绝不是一个有关写作的万能公式，更不是一本初学者的工具书。做个不恰当的类比——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要更加详细、更加明确甚至更加仁慈地指导我们如何精进自己的技艺。应该这样总结：它是一本“写作者的自我拯救手册”。
写作者困境几乎出现在书中的每一处。
写作前，“我”为了积累素材，一心一意做一名生活观察家和图书管理员，试图从纷繁的生活经验中收集足够完美的景色、回忆、思考，然而打动的刹那和使用的当下之间永远隔着时间的断层，“细节”消失了，“灵晕”也就消失了，“我”意识到这些重复的动作不过凑成了“我拒绝动笔的一百种理由”。
写作中，对“理想作品”的狂热追逐将写作者引入一场没有终点的流浪，当他们亦步亦趋地跟随大作家行过的分岔小径，或是不断在自己的文化原乡中掘地三尺时，“独一无二”的执念只会让他们产生错觉——下一次的赋形将更臻于至善。然而“灵感”这一恰如神迹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代价，写作者永远无从掌控“永恒”在世间借由文字显出真身的那一刻，当他们凝望那一小片由墨水堆积而成的理念的残骸时，那本理想之书将永远只在彼岸盛放。
写作后远比写作前的空想更容易令人不安，面对已降临人世的作品，写作者是否就能说服自己它独一无二呢？贝纳布引勒韦迪的话：
“自从数千年前有人开始思考和努力以来，但凡伟大和简单易说的一切都已道尽……留给现在人的只有最徒劳、最黯淡无光的工作，那就是用密密麻麻的细节填补空白。”
由此，我们的作品变为了这条无限绵延的文学长河中的一颗沙砾，“淘金”的过程使其价值与文学意义之间产生了断裂，最终指向心理层面上写作者对于文学人生的疲惫与虚妄。无关天赋与阅历，这是写作者的常态。
贝纳布的这本“书”尤其对这一批人有着纾解的功效，如他所言：
“他所期望的，是在那些直到此刻仍能平心静气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心中引发困惑、不适——不管多轻微，不管多短暂，同时为苦于无法写作的人送去些许安宁。”
他在书中回顾了自己过往人生所有的晦涩难解来尝试作答“我为什么有一天会认为自己必须写作”，他暗含讥讽地写到《我为什么自己的书一本没写》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冲出文学虚妄的结果，为此，他把先贤当作盾牌：
1889年的儒勒·勒纳尔将用“你说你还不够成熟；那你是要等到腐烂吗？”痛击1887年的自己，因为那时候他“从未感到自己已经成熟到能够写出一部强有力的作品”，这是贝纳布对“成熟”一词在语言海洋中的打捞，用“今日之我”驳倒“昨日之我”，以此完成一种对自嘲的反讽，来消解写作者天生自带的自以为是和踌躇不决。
卡尔维诺曾在《美国讲稿》中提到：
“有时候我觉得一场瘟疫袭击了人类，使人类丧失了人类最大的特点——使用语言的能力……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帮助人们产生防止语言瘟疫传播的抗体。”
贝纳布本人正立于无数写作者重叠的阴影之下。
《我为什么自己的书一本没写》由“延迟生产”的空想和“写作无能”的自白构成，两者互为因果——“我”对“理想之书”的偏执与高标，反过来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半途而废，他借由鞭打自己完成对庸常的写作圈与社会文化的反讽。他用冷峻的笑话质疑着：书店中高调宣称自己是“书”的书真的就是理念的沉降吗？
如果说《我为什么自己的书一本没写》是一本“失败”的书，那么这本放弃了书之“形”却具有了书之“实”的作品却辩证地成为了另一种文学奇迹，书中满溢的玩世不恭，正是“文学神性”的显影——一个“不再写的世界”恰恰提示了写作者们要在一个泛滥着表达欲望的社会里守住言说和写作的底线。
文学无法为我们抵御注定要毁灭与死亡的恐惧，自然也不能屏蔽价值溃败带来的虚无，但是我们用文学表达“我抗拒”这一意愿本身多多少少可聊以自慰，文学不等于生活，但不妨将文学视作延续生活的另一种方式。无数的写作者需要的就是这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