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里的“跳蚤”

人类学的伟大“龙种”，变成了本尼迪克特那里的“跳蚤”。这似乎是社会学方法论下的人类学的必然命运，但人类学肇端之初也是有别种旨趣的。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本尼迪克特确实是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关键环节。

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学的功能分析旨在从“原始社会”找到关于人类生活的共同本质。本尼迪克特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是把特罗布里恩岛上居民的特性“概括为对原始世界都是有效的，而不是把特罗布里恩的形态视为众多在经济、宗教和家庭领域各具特色的内在秩序的形态之一”（第34页）。弗雷泽的《金枝》是用比较民族学的方法考察巫术的一般特征，而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对“特性”的分析忽视了“文化整合”的各个方面，从极不相同的文化中挖掘一些片段来阐述婚丧嫁娶中的某类现象，属于“弗兰肯斯坦”式的缝合怪。（第33页）

由此我们看出本尼迪克特与上述几位前辈人类学家的区别，首先她反对普遍性，其次她要建立原始民族的文化自足性或主体性。换句话说，她试图把原始的部落视为具有内在秩序的自足文化体，然后从这个文化体的立场出发，反对文化的普适性。为此，文化的“整合性”概念非常重要，它被用来说明一个文化体可以从自身的特色（比如普韦布洛人的日神酒神精神、多布人的背信弃义）上找到一种融贯的体系，从而证成文化体的概念。

这意味着，人类学从对特色（比如巫术、宗教、组织形式）的研究，过渡到对于文化体的身份（Identity）的研究。这两种旨趣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相通的，两者在表面上并无根本的对立。比如弗雷泽对于原始巫术的“科学性”的辩护，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原始文化的敬重，可以说与本尼迪克特一般无二。我们要说的只是这两种不同侧重点的研究所产生的后果。

其后果在于，本尼迪克特开辟了一种人类学式的“无动于衷”态度。本书的第二个案例“多布”人可以作为典型。本尼迪克特描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种族，他们的根本文化特色就是背信弃义。“如果我们打算杀一个人，我们就接近他，和他一起吃喝、睡觉、干活、休息，也许得花几个月时间。我们就等待着时机。我们也称他为朋友。”这是多布人对“友谊”的描述。本尼迪克特认为，他们的友善或合作的背后，“唯一可期望的就是背信弃义”。（第113页）这样一种“行为”的“文化模式”，到底是不是原本就有的，还是本尼迪克特本人一厢情愿通过捕风捉影编造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至少知道，这是本尼迪克特“相信”有的“文化模式”。她动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的冷峻的、科学态度，来描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种群，并且宣布这是他们的“文化模式”。这不由得让人啧啧称奇。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类学家在“猎奇”。她只是动用她一知半解的人类学知识，臆想了一个“文化模式”。当然，我们的反驳对她来说可能是无力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宣称，一个奠基于欺骗的社会是不可能持续的，因而必然会瓦解，也就称不上是社会的。但她可以反驳说，这是我们基于一种“普遍”的人性知识而做出的老套结论。

面对这样的人性“黑暗”的描摹，本尼迪克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类学往往被看成是一种绝望的论调，甚至能使那种人类友善的幻想成为泡影。”（第165页）但我觉得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人性当然不乏黑暗面，越是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人性黑暗反而以百倍残忍或悲惨的面目出现。我们对于本尼迪克特式的人类学的不满在于，他们故意从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一些邪恶的东西算入一个自足文化体的“内在秩序”，并且将之毫无判断地视为“文化模式”。这是对文化自身的“批判性”的漠视。

人类学带给我们的“绝望”或“悲观”，并不是说人性中有阴暗的一面，而是人类学家视阴暗为宝贝的态度。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盲目姿态，让人类学显得格外阴暗。

多元文化主义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悲观和阴暗的论调，在今天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智识生产。本着人类学的文化主体性视角，《怀柔远人》发现了清政府对外颟顸、对内骄横的自身逻辑的合理性。如果照着这样的路数，那么宋人的“小脚”审美、古代“酷刑”都可以从文化体的自身逻辑中找到其理由。

关于文化是不是“多元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区分：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前者指的是对文化百花齐放的开放态度；后者指的是对文化之主体性的迷恋。多元文化主义必然过渡到文化相对主义，也就是以民族或族群的“主体性”将夷平文化的差异性。

从这个角度看，本尼迪克特式的文化人类学恰恰不再关注于文化的文化性，而是关注于文化的主体性，用她的话来说，关注文化的“整合”。但从她的理论水平来看，她的三个案例的“整合”研究是非常牵强的。她直接用尼采的酒神和阿波罗神精神来解读普韦布洛人，很难说不是出于自己的“脑补”。在她之前的人类学田野报告并不允许这种先入为主的、来自“西方的”理论范式的套用。这可以说是她自己的悖论：一方面她想要让原始部落人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为了解读出这种主体性来，她不得不随便找一个自己脑子里的体系放进去。

她理论的武断特色贯穿全书。比如第一章在强调文化的决定作用，而不是生物基因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她的论证方式让人震惊地缺乏一个学者所应有的周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戴蒙德《枪炮、病菌、钢铁》里的论证。戴蒙德尽管持差不多相似的看法，但显然比本尼迪克特更有见识，也更有胸怀一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戴蒙德毕竟比本尼迪克特多出六十年的时间资本，本尼迪克特的书写于1934年，而戴蒙德的书写于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