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

《撒马尔罕的金桃》的作者薛爱华（1913—1991）是西方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早年在洛杉矶大学攻读人类学，后又在伯克利大学攻读东方语言学博学士学位，掌握了汉语、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古英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古埃及文、阿拉伯文、越南文等，有很深的语言学造诣。薛爱华的其他著作有《南唐史》、《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珠崖：早期的海南岛》、《曹唐的道教诗》等。薛爱华的汉学研究主要受到卜弼德的影响，卜弼德不仅是一位汉学家，在语言文献学和训诂方面都极为了解，是语言文献学家。薛爱华又兼有伯希和、马伯乐、劳费尔等汉学家的影响，劳费尔善于用比较语言学研究物质文化的交流，薛爱华继承了导师各方面的视野和能力，综合了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的学术方法，以及他在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上深厚的知识积累，在唐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书的译者吴玉贵先生，1956年生，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隋唐时期)及历史文献学。作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还做了许多资料方面的工作，指正了许多书中的错误，使得这本书更加趋于完善。

《撒马尔罕的金桃》被视为西方汉学界的一部名著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必读著作，专门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唐代是一个中外世界交流非常灿烂的时期，这本书从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展开。我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门学科从开始之日便受到了西方汉学界的影响。有学者提出“新史学”和“新汉学”作为两条史学路径，一条是国际路径，另一条则是本土路径。最终的归宿，前者要求预流国际社会经济史学，后者则要么向传统的欧洲汉学看齐，要么干脆希望“回到乾嘉”，而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新社会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研究”等史学分支中，这些史学分支大都受到海外中国学的影响[参看：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08,第67页]。这本书以汉学家的视角，从社会生活史出发，结合文献考据，以独特的视角展示唐代的社会生活。

书名的由来，书中提到“唐贞观年间，中亚有个叫撒马尔罕的康国向唐朝进献了生长于本国的桃子，“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种“金桃”成了当时的稀罕物，甚至使人联想到传说中西域王母娘娘的蟠桃。这种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已很难考证，但不管真实与否，它代表的不单单是一种进献，还代表着一种时尚潮流、一种浪漫情调、一种理想追求。”作者认为，舶来品从心驰神往的地方而来，其真实活力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领域，作者更为强调材料背后的社会心理，更为关注这些物品对于唐代人精神空间的意义与乐趣。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唐代的进口商品，却无意去写一部唐代贸易制度或者进出口制度的专著，“而是撰写一部研究人的著作。”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文字记录之下的想象化的形象。”这一点和国内的传统的史学研究是视角方法都很不一样，当舶来品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我们能从中看出什么历史文化背后意味？唐人的气质或者是盛唐的气象。作者从浩瀚的史料中对进行名物考据，将散文笔法和诗性语言贯穿其中，与其说它是一本史学著作，不如说它是一本博物学著作或者唐代进口商品的百科全书，但是全书架构在唐代的历史政治与物质文明中，深植于唐代的各种史料文献之中。

作者善于分析唐朝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民众心理。作者从物质文明入手的研究，最终落实到精神文明领域。此书一共十九个章节，介绍了动物类、植物类、金属器具等外来物品，涉及到十八类170余种，征引的文献典籍160多部，丛书类书二十多部，涉及到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涉及到的材料十分的广博，包含着趣味性，每一章节的开头都以诗歌作为引入，融入了语言学、文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并具有抒情的笔调和想象。第一章《大唐盛世》向读者呈现了唐代的历史概况，唐代是一个移民与迁徙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佛教、印度文化的传入，说着各种语言的人在陆地上行走，盛唐时期最值得瞩目，物廉价美、安定富足。交通的便利为贸易提供了便利，路上的通道和海上的航道，北方的玉门关通向中亚，西南的茶马古道通向缅甸。唐朝的对外交流主要体现在“人”上，外来的商人、使臣、僧侣带着商品进入。外来居民带动着商业城市的繁荣，在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下，汉人从服饰到生活方式都可以地模仿胡人的风尚，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在其中，不仅诗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甚至在作品、绘画和音乐也体现着异域文化的影响。作者列举了这些影响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作者举出了晚唐诗人李贺的诗歌，实际上，李长吉三家注中“昆仑使者”引用的是汉武帝的典故，而非唐朝的来自昆仑的使者。唐传奇延续了六朝的志怪中的神秘色彩，但也融入了唐朝外来事物的奇特想象，作者再次强调“我们将要讨论的不是真的进口货的魅力，而是陆地和大海上无处不在的那些商货的魅力；不是真正黄金制作的礼品，而是以这些贡品为原型的传说中的贡品。”作者引用了《杜阳杂编》和《开元天宝遗事》中的记载的奇异的贡品，灵光豆、龙交叉、履水珠、却火雀、松风石、变昼草、万佛山、朱来鸟，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依据，来自于想象和道听途说。

各章节主要包含四类：动物类：家畜、野兽、飞禽、羽毛。植物类：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矿产类：纺织品、颜料、矿石、宝石、金属制瓶。生活用品：世俗器具、宗教器具、书籍。每一个名物的篇幅并不一致，因为一个物种的代表性和在本土的文化渊源也不一样，介绍土拨鼠、狮皮、豹皮等是很短的片段，而讲述樟脑、琉璃等就用很长的篇幅。作者视野开阔，家畜中写“马”一节为例，作者稽考新旧唐书中唐朝统治者关于“马”超公寓贸易的一些政策，追述了唐代以前关于马的信仰，详细考述了马的品种与来源，结合唐代的历史，突厥，回鹘与唐朝的关系及唐朝自身国力的变化关系到马的进口来源。又比如介绍羽衣作者充满文学色彩的笔墨讲述西方的传说故事，将羽毛染上一种奇幻色彩，然后又类比中国文学中道教仙话和传说，作者考察文学作品中的羽毛，但并没有至于此，而是进一步征引史籍中关于羽衣的记载，然后结合唐代的宫廷中的羽衣，对其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植物一章中，作者从一种名物的发音入手，解释清楚每种植物的得名由来与音译。

薛爱华所做的研究是“断代的”，集中聚焦于唐代社会生活的切面，但作者能够兼顾名物在历史上的由来，既展现“物”在唐代的方方面面，又兼顾了历时性的考察，后来的学者在此启发之下，以某一名物为对象进行训诂方面的文化意义的探索，例如《郁金香文化钩沉——兼释<撒马尔罕的金桃>留下的问题》一文提到了原书中郁金香的问题上，薛爱华常常是将“郁金”的花草和“郁金香”混在一起的。薛爱华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回答，因此我们的学者可以进行考证稽考，对这些问题再次进行专题文化的探讨。这篇文章提出了“专题文化探讨”，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充分地利用史料，关注史籍中记载名物的部分，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出发，以名物训诂的方式，对古代的一些“物”进行考证，从中能够窥探出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

（另可参看相关文章：

魏泓《评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及其中译本》，《国际汉学》 2018年第一期

吴玉贵《谢弗与<撒马尔罕的金桃>》，《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5年第一期

何科根《郁金香文化钩沉——兼释<撒马尔罕的金桃>留下的问题》，《遗产评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