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与波谷》诸章提要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作者的主要观点是:这段政治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政治史，有一条主线: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因此代表这一主线的秦汉（及隋唐）政治是常态，是波峰，而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是变态，是波谷；变态不能离主线太远，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在动荡分裂中蕴含着回归的倾向。从这个观点出发，作者从政治势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三方面及其交互关系来叙述这一段政治史，主要包括行政体制、官员任免升降、儒吏之争、儒法道之争、法制文教士族政治特权与少数民族部落政权等。作者特别强调，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其余时期士族也有政治影响力但不如东晋，魏晋南北朝不能看作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制；而隋唐回归到这条主线，更应该看作是继承了十六国北朝的政治遗产。

全书主要观点我都认同，论证也扎实有条理，当然细部仍有可改之处。唯一疑惑是，以“变态”“暂时性”来反驳士族门阀政治是贵族政治，进而反驳魏晋南朝封建论，是否充分？

以下是各章提要。

第二版前言

本书的三个主要维度:政治势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尤其是政治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从王国到帝国

一、从王国到帝国

治水、筑城之类的大规模工程需要集中化管理，这可能导致了早起国家的诞生，另外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西周时期天子的集权程度远不如帝制时代，但也呈现出集权的倾向。商周政治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宗法制，家国不分。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剧烈，大规模战争进一步促进集权。战国变法的主题是“以法治民”，这要求有强大的王权以及配套的官僚政治。秦国由于特殊的文化风俗，变法最为成功，打造出一台强大的国家机器，最终统一六国。

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废分封而置郡县，许多人还不适应这一变化，故汉初高祖分封一批同姓王，地方藩王有强大的实权，最终挑起“七王之乱”。叛乱平定、武帝继位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藩王势力，最终加强了中央集权，并实际上在全国实行郡县制。

三、皇帝—官僚统治阶级

秦始皇创立了一系列尊君卑臣的制度，万民也必须讴歌皇帝的恩泽功绩。统治阶级占据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并享受着奢华的生活。皇族、贵族和官僚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消耗者。他们所凭借的官府，是社会之上的“巨无霸”。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官本位”的社会。

第二章 官僚行政体制的完善

一、决策权力与执政资格

汉朝制度变化趋势:相权衰落，外戚干政，皇帝又借宦官对抗外戚

二、行政组织的进化

行政组织的进化:列卿制->公府诸曹制->尚书诸曹制，

三、军政与边防

1、秦汉时期受上古“全民皆兵”习俗的影响，没有大量常备军，常常是战时征召兵员。

2、文官政治不发达，高级武将常常兼管政事。

第三章 文法与文书

一、刀笔吏治天下

所谓“文法吏”是指专业官僚，他们忠实执行决策的政策。这与士人不同，士人常常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还会与决策者发生冲突。秦与汉初官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文法吏，即使汉武帝开始任用士人为官，此后至隋唐以前，官员中文法吏也有相当比例。

二、律令秩序

秦汉法治特点:1、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2、法律条文越来越繁琐冗杂。3、律、令不分，刑法和行政法规视为一体。

三、“以文书御天下”

秦汉政府重视文书在行政中的作用，制定了完备的文书制度，重视文书的积累传承，以之传承行政与政治经验。

第四章 爵禄与吏禄

一、“庶人之有爵禄”

1、周代统治阶级的权力礼遇依爵位而非官职决定，所以周爵是品位分等，称为“爵禄”，与“吏禄”相对。

2、秦汉以军功而非宗法身份授爵，意义在于:激励士气；提供阶层流动途径，促进社会变革；巩固君主专制。

3、西汉承平日久，逐渐也依事功授爵，另外皇族、外戚、宦官也可获得爵位。

二、禄秩的渊源和性格

“禄秩”是一种用俸额给官职分级的制度，有时也称“吏禄”。这种制度源自周代的“稍食”，在秦汉之际兴盛。在这种制度下，人的等级不由自身决定，而由他担任的官职决定。这就与周爵的变动不居不同，便于官僚的任免与升降。

禄秩的推广与文法吏的崛起是同步的，而军功爵则是周爵的继承者，这说明军人和文法吏是秦汉官阶变化的主要相关人。同时，这种爵级与禄秩并存的局面，也表明了中华帝国早期政治制度的过渡局面。

禄秩的变化倾向:纵向上向高端发展，横向扩张。

三、从禄秩到官品

秦汉官阶体制较为疏散，这在表面上是因为行政结构不够完善，背后也因为各种政治势力的交错复杂。

两汉时期分级制度存在着“禄秩中心化”的变化趋势，原先的“爵级——禄秩”二元体制中，爵级不断退缩而禄秩不断扩张，最终演变为官品体制。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爵位滥授致其贬值，另一方面则是官僚日益成为帝国的支柱和社会政治的支配者。这种变化的背景是贵族制残余继续淡化，而官僚政治不断发展。

“禄秩中心化”和文法吏官僚化是一体的。文吏与官僚的区别在于，文吏更强调职业属性，而官僚更强调权势属性。秦汉四百年来，文法吏的权力不断扩张，最终变成一个官僚阶层。

政治势力变化的另一个趋势是官僚士人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士人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到东汉后期，步入仕途的两大途径——察举与征辟，几乎被士人垄断，低级文法吏越来越难以成为高官。

魏晋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则是禄秩的改进版本。它与禄秩的最大区别在于总体性和一体性。军官、郎官、各种侍从等一大批统治阶级，无法被纳入禄秩体制，而九品中正制则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外九品中正制规定品内文官都要任用士人，这进一步促进了官僚士人化。

第五章 儒·法与儒·吏

一、从法术、道术到儒术

战国秦汉政治指导思想的变化:

1、先秦诸子并非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他们希望自己的学说变为君主治国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政治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2、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高效行政，最终建立一个强大而高效的国家机器，对内管理井井有条，对外扩张争霸，这符合战国局势，为秦国采纳。

3、秦政使民怨沸腾，二世亡国，汉初吸取秦亡教训，以黄老治国，无为而治。

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确立了儒家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儒表法里”。

5、儒家取得这种地位的原因（1）儒家是古代文化的传承者（2）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社会主流。

6、文法吏最符合现代官僚的特点，而儒家君子型官员则在行政上添加大量道德因素。儒家的政治主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形成富有弹性的专制统治。

二、“奉天法古”与王莽改制

1、汉初帝国指导思想还不稳定，儒表法里，王霸杂用。

2、儒生反对法家秦制，主张改制，改制的指导思想是“奉天法古”，最终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而这有具体落实在一系列礼仪制度上。

3、汉儒一个重要特点是神道化，用神权压制皇权，将“怪力乱神”引入政治。此外也借鉴阴阳家思想建立政治哲学。

4、王莽新政实现了儒生改制的愿望，但新政持续时间很短。失败的原因是，儒生改制的想法是一种“制度浪漫主义”

三、儒法合流与儒吏融合

王莽新政之后，东汉的政治思想开始回归到“王霸杂用”的路线，并在实践中得到更高水平的融合。东汉儒生反思早期儒家政治思想中非理性的成分，承认理性行政的必要性。同时儒家的仁政思想也被统治者继承。

这种融合体现在选官上，就是儒吏合流。儒生为步入仕途，必须学习刑名兵谷等行政才能；法吏也开始学习儒学这一正统意识形态。这造就了一批学者兼官僚，为士大夫政治奠定基础。

第六章 官吏的选任

一、吏道与功能

在秦与汉初，文法吏曾是帝国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与此配套，形成了相关的培训和录用制度及相关法规。吏员仕途、功能标准和考课制度，显示秦汉政府的行政水平已略有近代意味了；同时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文法吏曾是秦汉吏员的主体。

二、任子与内侍

皇帝为笼络官僚，需要给其子弟一定的仕途特权。汉代这种特权性仕途主要是任子与内侍。这实际上是官僚与皇帝分享权力。

三、察举与四科

介绍汉代选拔官员的途径。察举制使儒生士人得以源源入仕，由此改变了文吏充斥要津之局。“四科”是汉代选官的结构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既体现了汉帝国对官僚资质的基本要求，也反映了帝国官员来自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政治局面。

四、阳嘉新制和以文取人

“以德取人”“以吏取人”“以文取人”三者相互融合，东汉实行儒法并重，即使举孝廉也要“试职”。阳嘉新制更是开创考试取官之法，以克服举荐中的舞弊现象，这可以看作科举制的先声。

第七章 官僚阶级的士族化

在东汉，一个新的官僚势力——士族门阀——在逐渐崛起，并在魏晋以下造成了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若干大士族在几个世纪中长盛不衰、垄断权势，成了魏晋南北朝最耀眼的政治景观之一。

一、乡里与豪右

士族门阀的第一种来源:豪族。豪族指的是在地方上有权势的大家族，特点是财力雄厚（有大量土地），依附众多，影响地方行政。按来源，豪族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贵族型豪族，其势力来自大地产和依附农，严格来说不能算世家。二是官僚贵族型豪族，其势力来自官位。

皇权并不总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当帝国的根基是小农时，为了抑制豪族、地主对小农的压榨，皇权也会打击地主豪族。

二、官场与官族

士族门阀的第二种来源:官族。“官场”中滋生着“世家”，而且能在独立于“乡里”的条件下滋生“世家”，而且是更有影响力的“世家”。这之后，乡里豪族还要依靠官位才能有权势。

三、东汉的士林

汉代重视文教，兴教育，知识人开始增多，东汉开国一代更多儒者，东汉太学一度极为兴盛。

有名的士人会臧否人物，士人一经点评，名声大噪，多可被举荐为官。由此，士人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

四、学门与士族

士人与士族形成的关系:东汉以来，这种“教育—权势—财富”的循环占有，越来越多地围绕“族”而展开了，就是说呈现为一种“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在这里，乡里、官场、士林都可能成为循环的起点，甚至仅仅靠官场和士林的互动，就能形成士族；“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身份，不是必要条件。

为什么士人官僚一直存在，但隋唐以后不再形成士族:两汉魏晋时期离先秦不远，政治的宗法性、封建性还比较强，一族“俱损俱荣”的思想比较普遍；此时官僚政治还不成熟，察举制相对科举制也不利于抵制形成士族。

第八章 动荡时代的皇权与门阀

相对于秦汉大帝国，魏晋南北朝呈现为一个政治低谷。这时的皇帝已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么神气了，专制官僚政治发生扭曲变态，世族门阀获得重大政治权势；

一、黯然失色的皇权

东汉后期皇权开始衰落，原因:政治倾轧，胡人入侵，意识形态多元化。表现: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割据，三统五德学说开始失效，礼制松弛。

二、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的成因:魏晋以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空间。首先，战乱摧残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出现了“教育的家族化”；那些保存了文化的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当然是朝廷珍视的政治资源了。进而是“统治集团的封闭化”。因政局凶险莫测，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禅让”形式的政权转移，也给士族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门阀政治基本特点:“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

不过照田余庆先生的看法，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就是说它并没在皇权政治之外，另行造成一种贵族政体。对东晋门阀政治，我们一半从士族门第权势来理解，还有一半是从“乱世”来理解的，并不把它视为“常态”、视为一种稳定的政体。

三、南朝：“主威独运”及其限度

刘裕建立宋朝，标志着皇权重振，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结束。重振的皇权，随即采取若干措施以自我强化，例如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等。

但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士族门阀衰而不僵，军人、寒人都难以充分发挥其政治活力。南朝的最大困境，就是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最终没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从中崛起，进而带动全面的政治复兴。

第九章 士族特权及其政治理念

以“皇权与门阀的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西晋和南朝都不是。然而士族的政治影响却不止东晋，那么可以另用“士族政治”一词，指称士族的门第特权及相关政治现象。“士族政治”，是存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不止东晋一朝。

士族政治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其选官特权，凭借门第而世居高位，还引发了制度层面的变动，出现了九品官人法等选官制度。

一、门阀的选官特权与品位特权

士族政治的一大特点是九品中正制。它从用人标准和选官权力持有者两方面给予士族做官特权。与九品中正制一起发挥作用的还有“清途”制度，中正品和“清浊”与权责统属无关，只是用于维系士族身份。加上其他叠床架屋的等级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官阶制度与秦汉的爵级禄秩制度有很大区别，属于“品位分等”，以人为中心。换言之，中古官阶体制已经“品位化”。

“品位化”的原因在于中古官僚阶级的身份化和士族化。这还导致了教育体制贵族化，并出现大量冗职散官。

二、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

魏晋南朝官僚政治扭曲变态的表现:1、权臣迭出，利用高位把控朝政。2、央地关系上，地方势力坐大。3、行政区划叠床架屋异常复杂。4、行政法理化程度下降:政府给官员配给生产资料以抵薪奉，让官员自己经营生产；故吏、门生、部曲、私兵等现象。5、皇帝内侍和太子东宫官地位上升，强化士人与皇帝及太子的个人关系，以增加对皇帝的忠诚度——在法制无法保证专制之时，转而乞灵于个人化、私属性的效忠。6、清谈风行，法制松弛，士族鄙夷司法监察职位。

三、玄学清谈的政治理念

魏晋南北朝士人好玄学清谈，其看似玄远的学说实则包含了切实的政治目的:“无为君主论”的深层话语，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持政。

第十章 集权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一、空话不空：官僚政治话语

过去的政治史研究过分强调魏晋南北朝的特殊性、士族政治的特殊性，作者却着眼于这段政治史的连续性:秦汉帝国留下了一个政治文化模板（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虽与这个模板相去甚远，但它依然存在于官僚话语中，甚至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反对玄谈、勤于政务的官僚依然存在，儒法两家也联起手来反对玄学思想——一但具备机会，这个政治文化模板就将重被实践。

二、冰层下的潜流：官制和法制的进化

在政治制度上，魏晋南北朝有所创新发展，隋唐许多政治制度都来自于这一时期:三省制与尚书省的崛起，法律制度的发展等。

三、选官中央化和考试制度的进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与考试制度的变化是一种积极的发展，甚至强化了中央集权。在选官制度上，由中央吏部任命官员的比例上升，中正官也都是中央政府的官员。考试方面，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考试选拔人才，到南朝即使士族也要参加考试才能入仕。考试制度的复兴伴随着学校的复兴，南朝重振官学，还为寒族特设学校，凭才学使用人才而不问出身。

（按:本节所言选官权力的中央化似乎证据不充分:权在吏部、中正归京这些是否只是表面上的中央化?实际任命官员时，吏部、中正官是否还是看地方豪右的脸色?）

第十一章 胡汉杂糅与胡化汉化

一、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北朝，尤其是十六国和北魏时期，政治的一大特点是“胡汉杂糅”和“胡汉分治”，这种杂糅集中体现在官职名称上。北方异族政权受传统束缚较小，能在制度上有所创新。

二、异族皇权·国人武装·军功贵族

与南朝皇权低沉相反，十六国北朝的少数民族皇权强大得多，这既得益于少数民族部落的“主奴关系”，也得益于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的支持。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较大的开放性，愿意吸纳汉族士人进入政权，甚至愿意部分继承九品中正制等士族选官制度。不过终究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才是北方政权的支柱，汉人在这种统治下还是被压迫被防备的对象，汉族士人处于这种境遇下，也必须兢兢业业成为“职业官僚”，展现出与江左门阀士族迥异的面貌。

三、胡化、汉化的摇摆波动

十六国北朝有着明显的“胡化”“汉化”交替甚至交织的现象，许多政权用察举、重文教、兴法制，继承了汉晋的政教遗产（作者由此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北方，与欧洲蛮族南下灭罗马帝国性质不同，不像欧洲那样彻底抛弃罗马文明而成为Dark Ages,因此也不能认为南北朝是欧洲中世纪一般的封建化。按:我认为少数民族继承汉制是事实，但是否由此能反驳“南北朝封建论”，待考。）

北魏孝文帝改革将汉化推向高峰，急剧汉化造成了种族、文化和阶级裂痕，以及社会的脱序、失调和错位，地位日下的北镇军人发动叛乱，北方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并迎来一轮胡化高潮。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制度和文化的汉化倾向，反而显示出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强劲复兴。

第十二章 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

这一章中要叙述如下内容：在北朝后期官僚行政秩序全面复兴，一种更富功绩制色彩、服务于军功集团和吏员群体的等级管理体制出现了，并形成了一种以“军功吏治取向”为特征的新式政治文化。汉唐盛世之间，魏晋南北朝是个帝国的低谷，北朝则构成了走出低谷、通向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一、青出于蓝：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在十六国的纷繁乱象中，皇权、官制、法制和文教的进步，就已隐约可见了。异族政权的政治制度，本是从魏晋南朝学习而来的，但北魏孝文帝改制后，北朝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已不逊色于南朝；考课、选官、文教、法律、监察、中央官制和地方控制各方面都显示，北朝集权官僚政治，全面复兴而蒸蒸日上，甚至青出于蓝。

二、等级安排与身份管理的进化

与东晋南朝相比，北朝等级管理制的特点，是一体化程度更高，更简练实用，其功绩制的色彩更浓厚，而且明显向军功倾斜。

三、北朝政治文化风尚：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

北朝的政治文化风尚是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门第观念比较淡，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士族也不得不努力官僚化，通过文法吏精神重新进入政权。东晋南朝在政治、文艺乃至审美上似乎患了软骨病，北朝文化则以其“精悍之躯，为中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其后隋唐继承的，更多是北朝的政治文化。

四、北朝：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看起来各有侧重，其实不妨并存互补。前者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主要就经济与文化而言；后者是就南北朝而言的，主要就政治与制度而言。

无论如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常态”是秦汉帝国所奠定的。中古时代帝国衰败低落，中国历史的其他一些可能性，得以显露出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政治波动和“变态”。但即使在这时候，制度的实际波动幅度，既没有政治波动那么大，也没有学者所夸张的那么大；这时候依然存在着一块政治文化模板。进一步说，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但“连续性”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进程，是在各种波动和变态中体现出来的，留下的是一条“螺旋形上升”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