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与波谷》诸章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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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作者的主要观点是:这段政治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政治史,有一条主线: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因此代表这一主线的秦汉(及隋唐)政治是常态,是波峰,而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是变态,是波谷;变态不能离主线太远,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在动荡分裂中蕴含着回归的倾向。从这个观点出发,作者从政治势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三方面及其交互关系来叙述这一段政治史,主要包括行政体制、官员任免升降、儒吏之争、儒法道之争、法制文教士族政治特权与少数民族部落政权等。作者特别强调,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其余时期士族也有政治影响力但不如东晋,魏晋南北朝不能看作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制;而隋唐回归到这条主线,更应该看作是继承了十六国北朝的政治遗产。
全书主要观点我都认同,论证也扎实有条理,当然细部仍有可改之处。唯一疑惑是,以“变态”“暂时性”来反驳士族门阀政治是贵族政治,进而反驳魏晋南朝封建论,是否充分?
以下是各章提要。
第二版前言
本书的三个主要维度:政治势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尤其是政治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从王国到帝国
一、从王国到帝国
治水、筑城之类的大规模工程需要集中化管理,这可能导致了早起国家的诞生,另外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西周时期天子的集权程度远不如帝制时代,但也呈现出集权的倾向。商周政治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宗法制,家国不分。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剧烈,大规模战争进一步促进集权。战国变法的主题是“以法治民”,这要求有强大的王权以及配套的官僚政治。秦国由于特殊的文化风俗,变法最为成功,打造出一台强大的国家机器,最终统一六国。
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废分封而置郡县,许多人还不适应这一变化,故汉初高祖分封一批同姓王,地方藩王有强大的实权,最终挑起“七王之乱”。叛乱平定、武帝继位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藩王势力,最终加强了中央集权,并实际上在全国实行郡县制。
三、皇帝—官僚统治阶级
秦始皇创立了一系列尊君卑臣的制度,万民也必须讴歌皇帝的恩泽功绩。统治阶级占据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并享受着奢华的生活。皇族、贵族和官僚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消耗者。他们所凭借的官府,是社会之上的“巨无霸”。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官本位”的社会。
第二章 官僚行政体制的完善
一、决策权力与执政资格
汉朝制度变化趋势:相权衰落,外戚干政,皇帝又借宦官对抗外戚
二、行政组织的进化
行政组织的进化:列卿制->公府诸曹制->尚书诸曹制,
三、军政与边防
1、秦汉时期受上古“全民皆兵”习俗的影响,没有大量常备军,常常是战时征召兵员。
2、文官政治不发达,高级武将常常兼管政事。
第三章 文法与文书
一、刀笔吏治天下
所谓“文法吏”是指专业官僚,他们忠实执行决策的政策。这与士人不同,士人常常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还会与决策者发生冲突。秦与汉初官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文法吏,即使汉武帝开始任用士人为官,此后至隋唐以前,官员中文法吏也有相当比例。
二、律令秩序
秦汉法治特点:1、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2、法律条文越来越繁琐冗杂。3、律、令不分,刑法和行政法规视为一体。
三、“以文书御天下”
秦汉政府重视文书在行政中的作用,制定了完备的文书制度,重视文书的积累传承,以之传承行政与政治经验。
第四章 爵禄与吏禄
一、“庶人之有爵禄”
1、周代统治阶级的权力礼遇依爵位而非官职决定,所以周爵是品位分等,称为“爵禄”,与“吏禄”相对。
2、秦汉以军功而非宗法身份授爵,意义在于:激励士气;提供阶层流动途径,促进社会变革;巩固君主专制。
3、西汉承平日久,逐渐也依事功授爵,另外皇族、外戚、宦官也可获得爵位。
二、禄秩的渊源和性格
“禄秩”是一种用俸额给官职分级的制度,有时也称“吏禄”。这种制度源自周代的“稍食”,在秦汉之际兴盛。在这种制度下,人的等级不由自身决定,而由他担任的官职决定。这就与周爵的变动不居不同,便于官僚的任免与升降。
禄秩的推广与文法吏的崛起是同步的,而军功爵则是周爵的继承者,这说明军人和文法吏是秦汉官阶变化的主要相关人。同时,这种爵级与禄秩并存的局面,也表明了中华帝国早期政治制度的过渡局面。
禄秩的变化倾向:纵向上向高端发展,横向扩张。
三、从禄秩到官品
秦汉官阶体制较为疏散,这在表面上是因为行政结构不够完善,背后也因为各种政治势力的交错复杂。
两汉时期分级制度存在着“禄秩中心化”的变化趋势,原先的“爵级——禄秩”二元体制中,爵级不断退缩而禄秩不断扩张,最终演变为官品体制。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爵位滥授致其贬值,另一方面则是官僚日益成为帝国的支柱和社会政治的支配者。这种变化的背景是贵族制残余继续淡化,而官僚政治不断发展。
“禄秩中心化”和文法吏官僚化是一体的。文吏与官僚的区别在于,文吏更强调职业属性,而官僚更强调权势属性。秦汉四百年来,文法吏的权力不断扩张,最终变成一个官僚阶层。
政治势力变化的另一个趋势是官僚士人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士人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到东汉后期,步入仕途的两大途径——察举与征辟,几乎被士人垄断,低级文法吏越来越难以成为高官。
魏晋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则是禄秩的改进版本。它与禄秩的最大区别在于总体性和一体性。军官、郎官、各种侍从等一大批统治阶级,无法被纳入禄秩体制,而九品中正制则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外九品中正制规定品内文官都要任用士人,这进一步促进了官僚士人化。
第五章 儒·法与儒·吏
一、从法术、道术到儒术
战国秦汉政治指导思想的变化:
1、先秦诸子并非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他们希望自己的学说变为君主治国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政治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2、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高效行政,最终建立一个强大而高效的国家机器,对内管理井井有条,对外扩张争霸,这符合战国局势,为秦国采纳。
3、秦政使民怨沸腾,二世亡国,汉初吸取秦亡教训,以黄老治国,无为而治。
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确立了儒家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儒表法里”。
5、儒家取得这种地位的原因(1)儒家是古代文化的传承者(2)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社会主流。
6、文法吏最符合现代官僚的特点,而儒家君子型官员则在行政上添加大量道德因素。儒家的政治主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形成富有弹性的专制统治。
二、“奉天法古”与王莽改制
1、汉初帝国指导思想还不稳定,儒表法里,王霸杂用。
2、儒生反对法家秦制,主张改制,改制的指导思想是“奉天法古”,最终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而这有具体落实在一系列礼仪制度上。
3、汉儒一个重要特点是神道化,用神权压制皇权,将“怪力乱神”引入政治。此外也借鉴阴阳家思想建立政治哲学。
4、王莽新政实现了儒生改制的愿望,但新政持续时间很短。失败的原因是,儒生改制的想法是一种“制度浪漫主义”
三、儒法合流与儒吏融合
王莽新政之后,东汉的政治思想开始回归到“王霸杂用”的路线,并在实践中得到更高水平的融合。东汉儒生反思早期儒家政治思想中非理性的成分,承认理性行政的必要性。同时儒家的仁政思想也被统治者继承。
这种融合体现在选官上,就是儒吏合流。儒生为步入仕途,必须学习刑名兵谷等行政才能;法吏也开始学习儒学这一正统意识形态。这造就了一批学者兼官僚,为士大夫政治奠定基础。
第六章 官吏的选任
一、吏道与功能
在秦与汉初,文法吏曾是帝国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与此配套,形成了相关的培训和录用制度及相关法规。吏员仕途、功能标准和考课制度,显示秦汉政府的行政水平已略有近代意味了;同时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文法吏曾是秦汉吏员的主体。
二、任子与内侍
皇帝为笼络官僚,需要给其子弟一定的仕途特权。汉代这种特权性仕途主要是任子与内侍。这实际上是官僚与皇帝分享权力。
三、察举与四科
介绍汉代选拔官员的途径。察举制使儒生士人得以源源入仕,由此改变了文吏充斥要津之局。“四科”是汉代选官的结构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既体现了汉帝国对官僚资质的基本要求,也反映了帝国官员来自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政治局面。
四、阳嘉新制和以文取人
“以德取人”“以吏取人”“以文取人”三者相互融合,东汉实行儒法并重,即使举孝廉也要“试职”。阳嘉新制更是开创考试取官之法,以克服举荐中的舞弊现象,这可以看作科举制的先声。
第七章 官僚阶级的士族化
在东汉,一个新的官僚势力——士族门阀——在逐渐崛起,并在魏晋以下造成了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若干大士族在几个世纪中长盛不衰、垄断权势,成了魏晋南北朝最耀眼的政治景观之一。
一、乡里与豪右
士族门阀的第一种来源:豪族。豪族指的是在地方上有权势的大家族,特点是财力雄厚(有大量土地),依附众多,影响地方行政。按来源,豪族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贵族型豪族,其势力来自大地产和依附农,严格来说不能算世家。二是官僚贵族型豪族,其势力来自官位。
皇权并不总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当帝国的根基是小农时,为了抑制豪族、地主对小农的压榨,皇权也会打击地主豪族。
二、官场与官族
士族门阀的第二种来源:官族。“官场”中滋生着“世家”,而且能在独立于“乡里”的条件下滋生“世家”,而且是更有影响力的“世家”。这之后,乡里豪族还要依靠官位才能有权势。
三、东汉的士林
汉代重视文教,兴教育,知识人开始增多,东汉开国一代更多儒者,东汉太学一度极为兴盛。
有名的士人会臧否人物,士人一经点评,名声大噪,多可被举荐为官。由此,士人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
四、学门与士族
士人与士族形成的关系:东汉以来,这种“教育—权势—财富”的循环占有,越来越多地围绕“族”而展开了,就是说呈现为一种“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在这里,乡里、官场、士林都可能成为循环的起点,甚至仅仅靠官场和士林的互动,就能形成士族;“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身份,不是必要条件。
为什么士人官僚一直存在,但隋唐以后不再形成士族:两汉魏晋时期离先秦不远,政治的宗法性、封建性还比较强,一族“俱损俱荣”的思想比较普遍;此时官僚政治还不成熟,察举制相对科举制也不利于抵制形成士族。
第八章 动荡时代的皇权与门阀
相对于秦汉大帝国,魏晋南北朝呈现为一个政治低谷。这时的皇帝已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么神气了,专制官僚政治发生扭曲变态,世族门阀获得重大政治权势;
一、黯然失色的皇权
东汉后期皇权开始衰落,原因:政治倾轧,胡人入侵,意识形态多元化。表现: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割据,三统五德学说开始失效,礼制松弛。
二、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的成因:魏晋以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空间。首先,战乱摧残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出现了“教育的家族化”;那些保存了文化的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当然是朝廷珍视的政治资源了。进而是“统治集团的封闭化”。因政局凶险莫测,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禅让”形式的政权转移,也给士族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门阀政治基本特点:“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
不过照田余庆先生的看法,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就是说它并没在皇权政治之外,另行造成一种贵族政体。对东晋门阀政治,我们一半从士族门第权势来理解,还有一半是从“乱世”来理解的,并不把它视为“常态”、视为一种稳定的政体。
三、南朝:“主威独运”及其限度
刘裕建立宋朝,标志着皇权重振,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结束。重振的皇权,随即采取若干措施以自我强化,例如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等。
但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士族门阀衰而不僵,军人、寒人都难以充分发挥其政治活力。南朝的最大困境,就是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最终没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从中崛起,进而带动全面的政治复兴。
第九章 士族特权及其政治理念
以“皇权与门阀的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西晋和南朝都不是。然而士族的政治影响却不止东晋,那么可以另用“士族政治”一词,指称士族的门第特权及相关政治现象。“士族政治”,是存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不止东晋一朝。
士族政治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其选官特权,凭借门第而世居高位,还引发了制度层面的变动,出现了九品官人法等选官制度。
一、门阀的选官特权与品位特权
士族政治的一大特点是九品中正制。它从用人标准和选官权力持有者两方面给予士族做官特权。与九品中正制一起发挥作用的还有“清途”制度,中正品和“清浊”与权责统属无关,只是用于维系士族身份。加上其他叠床架屋的等级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官阶制度与秦汉的爵级禄秩制度有很大区别,属于“品位分等”,以人为中心。换言之,中古官阶体制已经“品位化”。
“品位化”的原因在于中古官僚阶级的身份化和士族化。这还导致了教育体制贵族化,并出现大量冗职散官。
二、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
魏晋南朝官僚政治扭曲变态的表现:1、权臣迭出,利用高位把控朝政。2、央地关系上,地方势力坐大。3、行政区划叠床架屋异常复杂。4、行政法理化程度下降:政府给官员配给生产资料以抵薪奉,让官员自己经营生产;故吏、门生、部曲、私兵等现象。5、皇帝内侍和太子东宫官地位上升,强化士人与皇帝及太子的个人关系,以增加对皇帝的忠诚度——在法制无法保证专制之时,转而乞灵于个人化、私属性的效忠。6、清谈风行,法制松弛,士族鄙夷司法监察职位。
三、玄学清谈的政治理念
魏晋南北朝士人好玄学清谈,其看似玄远的学说实则包含了切实的政治目的:“无为君主论”的深层话语,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持政。
第十章 集权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一、空话不空:官僚政治话语
过去的政治史研究过分强调魏晋南北朝的特殊性、士族政治的特殊性,作者却着眼于这段政治史的连续性:秦汉帝国留下了一个政治文化模板(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虽与这个模板相去甚远,但它依然存在于官僚话语中,甚至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反对玄谈、勤于政务的官僚依然存在,儒法两家也联起手来反对玄学思想——一但具备机会,这个政治文化模板就将重被实践。
二、冰层下的潜流:官制和法制的进化
在政治制度上,魏晋南北朝有所创新发展,隋唐许多政治制度都来自于这一时期:三省制与尚书省的崛起,法律制度的发展等。
三、选官中央化和考试制度的进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与考试制度的变化是一种积极的发展,甚至强化了中央集权。在选官制度上,由中央吏部任命官员的比例上升,中正官也都是中央政府的官员。考试方面,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考试选拔人才,到南朝即使士族也要参加考试才能入仕。考试制度的复兴伴随着学校的复兴,南朝重振官学,还为寒族特设学校,凭才学使用人才而不问出身。
(按:本节所言选官权力的中央化似乎证据不充分:权在吏部、中正归京这些是否只是表面上的中央化?实际任命官员时,吏部、中正官是否还是看地方豪右的脸色?)
第十一章 胡汉杂糅与胡化汉化
一、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北朝,尤其是十六国和北魏时期,政治的一大特点是“胡汉杂糅”和“胡汉分治”,这种杂糅集中体现在官职名称上。北方异族政权受传统束缚较小,能在制度上有所创新。
二、异族皇权·国人武装·军功贵族
与南朝皇权低沉相反,十六国北朝的少数民族皇权强大得多,这既得益于少数民族部落的“主奴关系”,也得益于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的支持。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较大的开放性,愿意吸纳汉族士人进入政权,甚至愿意部分继承九品中正制等士族选官制度。不过终究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才是北方政权的支柱,汉人在这种统治下还是被压迫被防备的对象,汉族士人处于这种境遇下,也必须兢兢业业成为“职业官僚”,展现出与江左门阀士族迥异的面貌。
三、胡化、汉化的摇摆波动
十六国北朝有着明显的“胡化”“汉化”交替甚至交织的现象,许多政权用察举、重文教、兴法制,继承了汉晋的政教遗产(作者由此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北方,与欧洲蛮族南下灭罗马帝国性质不同,不像欧洲那样彻底抛弃罗马文明而成为Dark Ages,因此也不能认为南北朝是欧洲中世纪一般的封建化。按:我认为少数民族继承汉制是事实,但是否由此能反驳“南北朝封建论”,待考。)
北魏孝文帝改革将汉化推向高峰,急剧汉化造成了种族、文化和阶级裂痕,以及社会的脱序、失调和错位,地位日下的北镇军人发动叛乱,北方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并迎来一轮胡化高潮。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制度和文化的汉化倾向,反而显示出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强劲复兴。
第十二章 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
这一章中要叙述如下内容:在北朝后期官僚行政秩序全面复兴,一种更富功绩制色彩、服务于军功集团和吏员群体的等级管理体制出现了,并形成了一种以“军功吏治取向”为特征的新式政治文化。汉唐盛世之间,魏晋南北朝是个帝国的低谷,北朝则构成了走出低谷、通向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一、青出于蓝: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在十六国的纷繁乱象中,皇权、官制、法制和文教的进步,就已隐约可见了。异族政权的政治制度,本是从魏晋南朝学习而来的,但北魏孝文帝改制后,北朝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已不逊色于南朝;考课、选官、文教、法律、监察、中央官制和地方控制各方面都显示,北朝集权官僚政治,全面复兴而蒸蒸日上,甚至青出于蓝。
二、等级安排与身份管理的进化
与东晋南朝相比,北朝等级管理制的特点,是一体化程度更高,更简练实用,其功绩制的色彩更浓厚,而且明显向军功倾斜。
三、北朝政治文化风尚: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
北朝的政治文化风尚是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门第观念比较淡,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士族也不得不努力官僚化,通过文法吏精神重新进入政权。东晋南朝在政治、文艺乃至审美上似乎患了软骨病,北朝文化则以其“精悍之躯,为中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其后隋唐继承的,更多是北朝的政治文化。
四、北朝: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看起来各有侧重,其实不妨并存互补。前者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主要就经济与文化而言;后者是就南北朝而言的,主要就政治与制度而言。
无论如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常态”是秦汉帝国所奠定的。中古时代帝国衰败低落,中国历史的其他一些可能性,得以显露出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政治波动和“变态”。但即使在这时候,制度的实际波动幅度,既没有政治波动那么大,也没有学者所夸张的那么大;这时候依然存在着一块政治文化模板。进一步说,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但“连续性”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进程,是在各种波动和变态中体现出来的,留下的是一条“螺旋形上升”的轨迹。